1、全球性复合性危机应由大国合作解决什么时候提出的
亲你好，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6月24日讯 （记者 仇莉娜 田 原） 6月24日，纪念《联合国宪章》签署75周年线上专题论坛以视频方式举行。1945年6月25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全体大会一致通过《联合国宪章》。75年来，联合国成为多边主义的奠基石。近年来，单边主义、气候变化、民粹主义、贸易摩擦、新冠病毒等一系列问题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些挑战让国际社会日益认识到团结合作的重要性。与会专家表示，在《联合国宪章》签旦物禅署75周年之际，人类应该深刻反思，全球性危机需要以全球化方式去解决，单边主义不可持续，多边主义仍是前进的唯一道路。
全球化智库理事长、国务院参事王辉耀表示，75年来，联合国一直都是维护多边主义的重要基石，致力于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问题。如今，面对新的挑战，人类要从历史中学习应对危机的经验，重新认识和思考多边主义模尘的发展契机。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沙祖康认为，多边主义是前进的唯一道路。多边机构应进一步加强发挥其作用，以适应世界的快速变化。单边主义情绪是少数政客推动的结果，不能代表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的意见。各国应同舟共济地面对气候变化、空气污染和疾病传播等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所有国家共同的责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
法国前总理让·皮诶尔·拉法兰表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类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取得的成绩都基于对话和协商。联合国驻华协调员罗世礼也表示，冷战后的国际交流促进了工业化，全球化创造了巨大的利益。但同时，在收获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如果不能确保全球化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人类将承担不平等加剧和环境退化的后果。
经合组织幕僚长兼G20协调人加布列拉·拉莫斯表示，21世纪以来世界面临着大量且复杂的挑战和不稳定性，各国必须通力合作，共同解决。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单边主义造成了极深的负面影响。蚂培当前，世界尤为需要人与人、社区、国与国间的信任，扭转局势，而多边合作是唯一的解决方式。
新冠肺炎疫情挑战呼唤多边主义。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易小准表示，这是一次全球危机，而非某个国家的危机。目前，已经有许多成员从多边贸易体制中受益，许多成员也能在电子商务、投资、小型企业发展等问题上达成一致。文明对话研究所董事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亚库宁表示，期待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可以让联合国在应对如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危机中发挥更大作用。他认为，只有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才能开辟人类美好未来。
2、为什么老外都来中国工作
老外都来中国工作原因在于：
1、巢暖才有凤来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复苏乏力。根据统计，2012-2016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仅为2.6%。在增长低迷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经济却保持了稳健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7.2%，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平均为31.6%，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IMF预测201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34.6%。
中国经济在低迷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成为一枝独秀，保持着中高速增长，这让“中国引力”逐渐增强。
福布斯中国参与的《2018全球人才流动和资产配置趋势》报告显示，“中国引力”日渐改变国际人才流动格局，“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以及杭州、南京等“新一线城市”正在成为吸引全球人才的高地。
近年来，中国愈发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开放包容的经济环境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人才。汇丰调查显示，去年有62%移居中国内地的外籍受访人士表示移居中国后有了更好的创业经商的机遇，而这一比例显著高于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等成熟市场。
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印证了中国营商环境在近些年取得的积极进步。从2013到2016年，世行的营商环境报告对中国的评价排名累计提高了18名。同时，世行认为，中国在开办企业和企业纳税两方面通过改革提高了其营商效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创始人王辉耀表示，中国现在参与“全球人才环流”，外国人到中国发展，这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会成为一个新趋势。
2、政策环境和职业前景被看好
汇丰调查指出，50%居住在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士表示移居至此后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新技能。与移居前相比，55%的外籍人士表示其可支配收入有所提高。
实际上，外籍人士在中国的优厚待遇早已不是新鲜事。汇丰银行调查结果显示，早在三年前就有近1/4的外籍人士年薪超过30万美元，超过了同时期其他国家的外籍人士收入比例。
此前全球职场社交平台LinkedIn（领英）一项针对中国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外籍人士的调研结果显示，在中国工作的外籍人士普遍看好中国的政策环境和职业前景，外籍人士来华就业是受到中国的工作环境、晋升空间和薪资的吸引。同时，该调查还显示，管理理念和国际化程度是驱动他们赴华工作的重要原因。
对于生活在中国的外籍人士来说，与国外相比，当前中国开放的政策环境和职业前景是中国职场提供的最大优势。随着中国“一带一路”与“走出去”政策的不断推进，沿线国家在推动当地全球化的同时也帮助中国企业在这些区域开拓市场，并且为希望在国际舞台上施展才华的全球化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领英海外征才解决方案负责人王欢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响应“走出去”号召，积极拓展海外业务。这种转变刺激了企业对于国际化工作岗位的需求，推动了中国职场全球化程度提升，全球化的职场环境有助于进一步吸引和留住高端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一线城市，在宁波、重庆、天津、南京、杭州等新一线城市的外籍人士表现出很高的定居倾向，新一线城市对全球化人才的吸引力不逊于北上广深。
3、政策红利不断释放
除了外籍人士“成群”涌向中国，许多曾经离开中国到海外谋求发展的人也纷纷回国，带回国际化知识、专业技能和人际关系网络。
教育部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约54.5万人，留学回国人员约43.3万人，回流率达到79.43%。人才回流所带来的人才红利，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优势之一。
中国之所以能汇聚众多国际人才，与国家对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密切相关。为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充分开发利用国际人才资源，中国制定了相关政策措施完善海外人才引进方式，为其出入境、就业居留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
例如，2016年公安部推出了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涉及到外国人签证、入境出境、停留居留等方面。国家外国专家局决定自2016年10月至2017年3月，在北京、天津、河北、上海、安徽、山东、广东、四川、宁夏等地开展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试点工作。2017年4月1日，全国统一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
要进一步增强中国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未来有许多工作仍需不断改进。王辉耀曾撰文建议，要进一步加强引进国际人才的顶层设计，设立专门的国际人才管理机构；加强政策可操作性，持续发挥国家创新区域的引领与示范带动作用，积极探索城市群国际高端人才共享模式。另外，要进一步加强城市软实力建设，从自然环境、城市文明和生活配套等方面提升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水平。
3、如何评价CCG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苗绿博士?
苗绿从本科到博士均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北京师范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博士学位。曾在美国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和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担任访问学者。
苗绿，女，博士，出生于四川成都，现担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创始人兼执行秘书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副总干事，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副院长，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欧美同会北京论坛组委会秘书长等职。
CCG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品牌，在政府有关部门注册登记的机构包括中国人才研究会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东宇全球化人才发展基金会、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以及东莞人才发展研究院等，是国内最大的社会智库型研究机构。
CCG成立于2008年，总部位于北京，在国内外有近10个分支机构或海外代表处，“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全球治理、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目前拥有全职智库研究和专业人员近百人。
全球化智库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介绍：
法定代表人：苗绿
成立时间：1996-09-10
注册资本：70万美元
工商注册号：110000410117435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七号汉威大厦12B10-2
4、全球聚焦世界互联网大会有什么特点？
全球聚焦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
数字经济成经济发展新动能
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进入大规模应用期
12月3日，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在浙江省乌镇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以“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开放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充分反映了目前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各国发展诉求。大会开幕当天，受邀来自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企业、技术社群和民间团体的互联网领军人物，围绕数字经济、前沿技术等主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各界普遍认为，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使得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未来，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数字经济不但会成长为潜力巨大的新兴产业，还会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开放 中国经验引全球关注
世界互联网大会已举办到第四届。由中国主导的全球互联网盛会，从首届的“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到第二届的“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再到第三届的“创新驱动 造福人类——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可以说，是从发出“中国声音”到分享“中国经验”的过程。而本届大会的主题“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开放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则被各国参会者一致认为，是互联网和经济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是对互联网发展中国经验的最好总结。
多位世界互联网产业界和学界的大咖在大会期间公开表示，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背后，是中国互联网从消费者互联网时代到产业互联网的转型，更是中国受益于互联网经济后，下决心引领世界互联网发展的强大自信。中国的互联网已经和世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某些领域还领先于世界并拥有更大的优势。世界互联网大会让全球各界人士有机会相聚在一起分享中国的互联网发展经验。
中国的互联网和实体经济融合，让人切身感受到新旧动能转换，这是新时代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领先经验，对全球经济发展非常有借鉴意义。
中欧数字经济协会主席鲁乙己认为，中国发展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优势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政府高效的行政效率，能够及时做出决策。“在中国，政府主导在农村地区部署统一的光纤网络，并向所有电信运营商开放，是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最佳实践，这种模式也将被复制到全球。”鲁乙己表示，中国能够借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平台，向世界传达在解决数字鸿沟问题上的先进做法。而中国的经验也值得世界学习。
趋势 数字经济成新动能
本届大会上，各界人士均对数字经济发展前景寄予厚望，认为聚焦数字经济发展，既是对信息化的迎合和推动，也能产生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的内生力。事实上，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共识。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良好，2016年，我国网民达到7.5亿，数字经济规模达到22.4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0.1%，电子商务的交易额达到26万亿元，网络零售年均增长30%。与此同时，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共享经济等新技术和新业态不断涌现，不但创造出新的产业和经济增长点，还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便捷和丰富多彩。
毫无疑问，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其发展模式也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样板”。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宽带中国”战略、“互联网+”行动等一系列重大政策和措施，并积极布局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5G、人工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同时完善和宽松的政策环境和产业生态还培育了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互联网和科技企业，这些都为我国数字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爱彼迎联合创始人、首席战略官及中国区主席内森·布兰查兹克(Nathan Blecharczyk)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中国对数字经济的高度重视和开放支持的态度，鼓励了互联网及数字经济行业和企业的积极创新，使得中国一直走在世界先列。中国的数字经济和共享经济产业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能，也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发挥了众多积极作用，其产生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惠及民众，这在全世界都有目共睹。
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认为，“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应该有所为，而且是大有可为。”他认为，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构建eWTP全球电子商务平台倡议的不断推进，应该让中国智慧走出去。可以通过共建共享互联网“一带一路”智能制造平台和共享平台，以及推进跨境电商发展等方式，促进各国数字经济的共同繁荣和发展。
前景 新技术进入应用期
大会期间，各界还就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前景达成共识，认为中国数字发展正在进入快车道，数字经济也正在向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以海量数据互联和应用为核心的方向发展，随着互联网、物联网把数据资源融入产业创新和升级的各个环节，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也将随之迎来巨大变革。
目前，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技术已逐步成熟，相关应用也开始进入大规模应用期，并开始成长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例，国内外众多厂商已经开始推出大量人工智能应用。其中，百度、腾讯、阿里等国内互联网厂商，已推出包括人脸识别、语音识别、无人驾驶在内的多项成熟应用。百度更是在近期宣布将加快推进无人驾驶汽车的量产。据第三方市场机构预计，我国人工智能市场潜力巨大，到2020年产值将有望突破千亿元大关。
5G方面，我国发展速度同样不落人后。记者从三大运营商和相关电信设备厂商处获悉，2018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5G试点城市范围，同时适时启动5G网络的部署工作，并力争在2020年正式商用5G网络。高通报告预测，到2035年5G将在全球创造12.3万亿美元经济产出，全球5G价值链将创造3.5万亿美元产出，同时创造2200万个工作岗位。5G价值链平均每年将投入2000亿美元，这将支持全球GDP的长期可持续增长。预计从2020年至2035年间，5G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将相当于与印度同等规模的经济体。
进入大规模应用期的还有新一代互联网。11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提出用5到10年时间，形成下一代互联网自主技术体系和产业生态，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IPv6商业应用网络，实现下一代互联网在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应用，成为全球下一代互联网发展的重要主导力量。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随着IPv6的部署，我国下一代互联网建设将正式启动，并逐渐提速。届时，我国的网络基础设施水平有望大幅提升，并处于世界领先。这不仅会大大促进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还将为车联网、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的发展奠定网络基础，进而推动全行业的快速成长。
对于各类新技术的应用前景，浪潮集团董事长兼CEO孙丕恕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正在从IT(Information Technology)朝“新IT”(Intelligence Technology)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化，正不断延伸其技术应用广度、拓展技术突破深度并不断增强技术落地的速度，推动传统社会及商业运行模式发生裂变，激发各行业、各领域智能化场景构建，加深技术与社会、商业及个体的智能化融合。
互联网大会，就是互联网大佬们的会议。
5、王辉耀的介绍
王辉耀博士，教授，博导，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1，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兼建言献策委员会主任，人社部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政协顾问。曾经担任国家经贸部官员，中组部国际人才竞争战略专题组组长，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起草组专家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77级本科毕业，在北京国家经贸部工作，后在加拿大温莎大学、西安大略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留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和国际管理博士学位（PhD），担任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曾经担任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布鲁金斯学会访问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等多家大学兼职教授。还担任了国际移民组织（IOM）顾问理事会理事，国际大都会国际执委会委员，国际猎头协会顾问，耶鲁大学亚洲发展理事会成员，加拿大毅伟商学院亚洲董事会成员和德国IZA研究所研究员等职务。在人才战略、企业国际化、国际管理、创业创新、华人华侨与中国留学人员群体和智库研究等领域有广泛的学术研究，发表有关中英文著作60部和有关中英文专业文章上百篇。
6、从物质和意识来分析大国崛起背后的支撑是什么？
大国崛起的背后有哪些因素？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博士和秘书长苗绿博士的新书《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观点。为此，记者采访了苗绿女士。
“智库，具有产生新思想、影响政治决策、引导舆论、教育公众、储存和输送人才、开展二轨外交等功能，影响甚大，被称为所在国立法、行政、司法权力机构之外的‘第四力量’。纵观世界史，几乎每个大国崛起的背后，都有来自智库的力量支撑。“ 苗博士说，“老牌帝国代表英国被公认为欧洲智库之开先河者，这个国家的智库几乎与工业革命同时起步。20世纪前半叶至七八十年代，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民经济和社会研究所、政治和经济研究所、亚当•斯密研究所为代表的一批智库为英国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本。尤其是撒切尔政府时代以来，智库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比如撒切尔政府推行的私有化政策就是由政策研究中心等智库系统研究后付诸实施的。
兰德公司在“冷战”时期主导了美国的核战略、肯尼迪的外交政策，谋划了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之后主导了小布什政府的外交军事战略，直至消灭了萨达姆政权；外交关系学会参与设计联合国宪章的主要部分，提出遏制苏联，参与谋划马歇尔计划；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成立了‘巧权力委员会’，提出了‘巧权力’外交思想，并被奥巴马政府采纳……可以说，美国智库的创新思想为这个国家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它国家，如德国，”苗博士继续说，“在20世纪70年代，德国政府意识到咨询工作的重要性，于是建议政府各个部门、各行业都建立咨询部门，并由政府资助5年。在政府的重视下，随着战后德国的崛起，德国智库得到了快速发展， 如以反腐败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透明国际，其在全球反腐败研究以及政策制定领域内都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俄罗斯具有现代意义的智库组织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解冻’时期。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有许多政界要人和著名学者曾担任该所所长，比如第一任所长А.А.阿尔祖马尼扬多次参与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纲领及文件的起草工作。在他的领导下，该研究所成为当时苏联领导的智囊机构。第二任所长是原苏联重要的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专家，第三任所长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和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处书记……在这些政治精英的领导下，研究所对俄罗斯政策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那亚洲国家情况怎么样？”记者不禁想知道我们的邻居们怎么做的。“相较于欧美智库动辄上百年的历史，亚洲智库的历史并不算太长，不过其影响同样深远，以日本为例，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迅速腾飞，不仅有赖于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和强大支柱产业的牵引，也有智库的整体性、前瞻性思考和高质量成果为国家经济决策提供的重要支撑。比如野村综合研究所就是日本智库中的佼佼者，它曾深度参与了日本政府制定ICT国家战略的研究中，深刻影响了日本政府的决策。此外，日本政府在对外贸易及国家安全方面的决策也深受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影响。”
根据CCG提供的资料，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野村综合研究所……正是这一家家智库，深刻影响着各国的经济、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以至早在1971年，美国学者保罗•迪克逊（Paul Dickson）就已经在其著作《思想库》（Think Tanks）一书中，称智库是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了，其影响力可见一斑。全球化的今天，智库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开始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2016年，智库已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
在中国，智库更重要。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国情，有着西方无法比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如果决策不够科学，那么带来的影响也可能是相当大的，所以中国政府的决策机制科学化就特别需要智库的参与。如果能够发挥智库尤其是第三方社会智库的作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思想出口单一、论证不足的弊病。智库的发展还有利于推动中国的协商民主建设，进一步完善中国各级政府的决策机制。因此，正在崛起中的中国，亟需一大批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国际性和公信力、影响力的智库作为强大的智力后盾。
中国用‘短短’三十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道路，在经济上一跃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同时，也面临经济增速放缓的尴尬，中国已经走到了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 在外交层面，国际社会既希望中国可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又担心中国抢夺了他们的国际地位。在这些矛盾心理的作用下，中国外交政策的些许调整都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甚至被视为‘威胁’。当‘对内经济转型、对外大国崛起’成为新时代的鲜明特征时，中国的决策层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课题与新挑战。这就需要高水准的新型智库提供准确信息、专业知识与深刻思想，为中国的经济转型、社会稳定保驾护航，也需要智库以独立第三方的身份担当民间外交的使者，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开辟高层对话的第二轨道。这也都是CCG的使命和努力方向”，苗博士继续说。
本书作者王辉耀和苗绿博士在创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前后，曾拜访过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等30多家国际知名智库，与上百位智库专家有过探讨交流，王辉耀博士还专门到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研究员，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潜心探索国际智库的运行之道。作为中国智库发展的探索者，王辉耀和苗绿博士将多年运营中国社会智库的经验与实践心得总结出来，推出了《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一书，书中将智库的创新运营总结升华为“思想创新力、研究支撑力、社会传播力、国际输出力和政策影响力”五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称之为智库创新运营“五力模型”。
思想创新力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决定智库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当今全球人才流动的大环境中，能否凝聚世界范围内的优秀人才，是智库能否产生新思想的关键。智库在充分激发“内脑”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外部的交流与合作，善于借用“外脑”来为智库实现知识更新，为研究工作带来新的思想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