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球化带来了哪些全球问题 并论述全球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全球问题的总特征
全球化带来了哪些问题？产生根源和总特征？
粮食
资源、能源
卫生、人口
环境、气候
全球经济
种族主义、民族主义
恐怖主义
失去控制的人口增长，社会的沟壑和分层，社会的不公平、饥饿和营养不良，广泛的贫困和
失业，对增长的狂热，通货膨胀，能源危机，现实的和潜在的资源匮泛，国际贸易和货币瓦
解，保护主义，文盲和不合乎时代的教育，青年的反叛，异化，难以控制的扩张和城市衰退，犯罪和吸毒，暴行的爆发和新式的警察残酷，拷打和恐怖主义，对法律和秩序的藐视，愚蠢的核行动，制度的无效和不健全，政治腐败，官僚主义，环境恶化，道德价值的下降，信念
丧失，不稳定感——还有对这一切问题和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认识不足，等等
全球化时代既产生于现代西方文化的危机中，也产生于促使全球化到来的各种力量中。这些
力量主要是指技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和人道主义全球化不能否认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人道主义因素就构成了全球化动力的主观部分。
一、全球联系密切，容易产生连锁反应，波及范围小到区域、大到全球。
二、全球问题需全球解决，已经超越区域范畴，全球国家都责任共同参与解决之。
三、国际性组织成为协调解决全球问题的重要机构，其影响力对民族国家主权造成干预。
四、经济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国际社会的重要问题
五、文明协商已经基本取代战争，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方式。
六、全球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平衡国家间的经济社会发展。
七、全球问题的关注和解决有助于推荐民主价值的全球化。
参考：全球化与全球治理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V9QGI4v24xnKp7vPprxXZxA--hJR_82aSZpNNaq7uZYuBTtTZbcyFH_VqGDha38ANvNdpHcjRvJnm
2、什么是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
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是一个社会学或国际关系的术语，是指为了解决超出一国或一地区的某一问题，而由各国进行政治协商以共同解决的方式。
全球治理并不是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因此这一概念有别于世界治理的概念。全球治理是在保留现有各国政府管理机制和力量的基础上，加强彼此的沟通和协调，以解决一些共同面临的问题。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包括冲突、环境、生态、资源、气候等许多问题的解决都非一国政府所能及，因此，全球治理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
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即在全球范围内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应当是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二是全球治理的规制。即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秩序，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的规则体系，包括用以调节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序的所有跨国性的原则、规范、标准、政策、协议、程序等。
三是全球治理的主体。即制定和实施全球规制的组织机构，主要有三类：（1）各国政府、政府部门及亚国家的政府当局；（2）正式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3）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
四是全球治理的客体。指已经影响或者将要影响全人类的、很难依靠单个国家得以解决的跨国性问题，主要包括全球安全、生态环境、国际经济、跨国犯罪、基本人权等。
五是全球治理的效果。涉及到对全球治理绩效的评估，集中体现为国际规制的有效性，具体包括国际规制的透明度、完善性、适应性、政府能力、权力分配、相互依存和知识基础等。有学者把上述五个核心要素转化成五个问题：即为什么治理、如何治理、谁治理、治理什么、治理得怎样。
3、全球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是
1、扩大与深化的矛盾。
全球治理的治理边疆不断扩大，治理的效率却明显滞后。按领域分，它包括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安全治理；按区域分包括全球层面、区域层面、次区域层面、多边与双边层面、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各种问题的治理；按建构顺序可分成既有治理领域、新建治理领域以及未来新公域的治理。
2、共治与分治的矛盾。
“共同治理”强调行为者的多元化、合作化。随着美国、欧盟逐渐摆脱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困扰，新兴大国与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较量激烈，大国矛盾上升，使“共治”前景暗淡，碎片化式的“分治”明显。
(3)海洋领域的全球化全球问题全球治理扩展资料：
全球治理健行方略
1、坚持长期目标指导下渐进实现短期目标
全球治理的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构成了全球治理目标体系。全球治理长期目标看似与短期目标割裂，实则二者统一于全球治理的价值伦理。
从层级上看，全球治理长期目标高于短期目标。长期目标具有宏观指引性与不可操作性。短期目标具有灵活性、多样性且依据长期目标而定，是实现长期目标的阶段性成果。无论它以何种方式呈现都不能偏离长期目标的方向。
2、多维度破解全球治理主体间合作困境
利用正负激励和教化方式破除集体行动困境。可以通过提高未来行动对治理者的重要性来增加不合作成本，同时，制定奖惩机制对能够一直保持合作的治理者给予额外奖励，最大限度改变治理收益格局。
4、关于全球化问题(原因、表现、后果）
1.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凸现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
全球化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讲，从物质形态看，全球化是指货物与资本的越境流动，经历了跨国化、局部的国际化以及全球化这几个发展阶段。货物与资本的跨国流动是全球化的最初形态。在此过程中，出现了相应的地区性、国际性的经济管理组织与经济实体，以及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力量的跨国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
总的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全球化”可概括为科技、经济、政治、法治、管理、组织、文化、思想观念、人际交往、国际关系十个方面的全球化。
2.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个具有煽动性的词。拥护者憧憬它会给整个世界带来空前的进步和繁荣；批评者断言它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贫困、战争甚至文化灭绝。什么是全球化？我们真的在经历空前的全球化？以往的全球化给我们带来过什么？
什么是全球化？
全球化是个进程，指的是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流动冲破区域和国界的束缚，影响到地球上每个角落的生活。全球化还包括人员的跨国界流动。人的流动是物质和精神流动最高程度的综合。
科技进步是一切社会变迁的原动力，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是全球化的依托。交通的进步促进人员和物质产品的全球化，通讯的进步促进精神产品的全球化。当然，两类技术的作用经常分不开。互联网能调动资本，轮船也能传播精神。
抛开技术进步因素，全球化是资本的全球化，亦是关于资本之“主义”的全球化，即利润至上观的全球化——马克思在150年前就讨论了全球化的这个本质。除了战争时期，资本在全球范围里疯狂地追逐利润，每天24小时，从不疲倦。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全球化体现为市场经济体系在全世界的扩张。其他一切方面的全球化，包括国际化的共产主义运动，都从资本全球化衍生而来。若世界市场的扩张是必然的，全球化也是必然的。既然全球化影响到地球上每个角落的生活，人们当然希望拥有自己鲜明的立场。全球化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不同的事情在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时间里能产生不同的结果。这四类变量无限多。既然人们无法预知所有的变量，只好依赖意识形态决定自己的立场。
对众多的支持者而言，全球化是一种基于世界大同理想的意识形态。支持全球化就是尊重“市场规律”，顺应历史潮流。对众多的反对者而言，反全球化是一种基于平等世界理想的意识形态。反全球化就是反对扩大贫富差距，反对霸权。意识形态倾向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然而，笔者在这里不想谈论意识形态，只想就事论事。
我们正在经历空前的全球化？
“日不落”帝国时代的全球化比美利坚时代逊色吗？如果麦当劳、肯德基能体现全球化，中餐馆可是在上上个世纪就在世界各地登陆了，如今其普及程度远非美国快餐能比。我怀疑，今天的全球化被迅速膨胀的“新闻界”给夸张了。
眼下的全球化主要是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引起的，交通技术并没有飞跃的进步。自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以轮船、铁路、汽车和飞机为代表的交通技术出现了质的飞跃，人员和物资的国际交流呈几何级数增长。那个时候移民是容易的，入境管理并不严格，护照也可有可无。美洲就是在那个时代开始住满移民，中国人就是从那时开始改穿西式服装，改用西式笔墨，扛洋枪、住洋房、用洋火、使洋钉，以及下南洋、闯西洋、赴东洋。
即便是资本流动，旧时代恐怕也未必差得远。100年前就有很多中国人在外国人开办的银行里存钱、取钱、借钱。那时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资本输出被列宁看成传统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据说，今天的全球化体现为惊人规模的“金融资本”流动。每天全世界有1万多亿美元在世界金融市场上进行赌博投机，每年全球“热钱”高达400万亿美元。可那又能说明什么呢？当今的国际贸易量才8万亿美元。国际金融赌博能影响地球每个角落的生活？资本是经济的三要素之一，其根本意义在于促进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效率。可是，用于国际赌博的“资本”促进多少效率呢？全球化的脊梁是工业和商业资本，不是“赌博资本”。
电力的使用，广播的兴起，电话的出现，新闻出版的普及，乃至后来的电视时代，上述任何一种通讯技术的进步，其意义未必低于互联网。因此，过去精神产品的全球化程度不亚于今天，精神产品的多元化也不亚于今天。否则，民主思想、共产党人的思想乃至形形色色的其他意识形态怎样传遍19和20世纪的世界？除了巨额的“金融资本”，据说今天的全球化还体现为互联网的兴旺普及。互联网使得信息传输变得快捷和方便。但拥有信息与拥有知识显然不是一回事，信息量的增大未必增加观念的多元化。今日美国人的观念并不比越战时更多元，也不比印度更多元。中国知识界今日的观念甚至不一定比2300年前的战国时代多元。比起今天的大学，上个世纪20年代的北大在思想上难道不是多元化得多？中国人现在的观念当然比20年前多元化了，但那并不是互联网的结果。
两次世界大战加上冷战，绵延80年，切断了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使冷战后开始恢复的国际交流显得突然和新颖。笔者不是历史学家，但倘若某个历史学家告诉我，在上上个世纪和上个世纪早年，人员、物资、资本和精神的国际交流程度高于今天，我不会感到惊奇。
当然，我并没有说未来的全球化不会超过以往的全球化。
全球化带来什么？
无论我们是否处在一个空前的全球化过程里，以往的经验都具有启发性。全球化的历史经验可以分成四大类：道义问题；收益问题；趋同与逐异问题；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而以下四个全球化特征正对应着这四个问题。
1．缺少法治道义的全球化。任何国家内部的市场化都是随着法治环境的逐渐成熟而成熟的。国际的市场化却不是在法治环境下进行的，也就不可能“成熟”。只要缺少世界政府，所谓国际市场的法治化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立法、司法和执法都归于一家，只有理想主义者才去奢望公平，也只有那些最有能力从不公平中获利的国家才去奢谈国际秩序有多公平。如果没有全球的法治政府，所谓“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就不可能是体现国际公义的治理。
2．无法预知国家损益的全球化。抽象谈论在全球化中获益或受损的条件非常困难。强国、弱国、大国、小国都可能获益，也都可能吃亏。传统的中国是被全球化击败的，却也是从全球化里高速崛起的。大英帝国是从全球化中崛起的，也是在全球化中衰落的。眼下的美国，虽然一直是全球化最大的获益国，却呈现冷淡全球化的倾向，因为美国开始感受到代价。
3．刺激追求差异的全球化。全球化导致的“趋同”是浅薄的，全球化导致的“逐异”却是深刻的。追逐不同是全球化时代最深刻的特征。全球化的资本毫无人性可言，它带来激烈的社会变迁，刺激形形色色意识形态的兴起，也必然伴随激烈的社会集团、意识形态乃至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往的全球化带来了繁荣和进步，也带来了大革命，带来了国内战争，带来了“世界大战”。
4．促进民族主义和国家疆界的全球化。毫无疑问，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国际主义都产生于全球化。可是，全球化带来了更强大的民族主义，带来了护照和海关，带来了人员交往的阻隔，带来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疆界，带来了更先进的武器和更强大的国防。在以往的全球化里，获胜的不是国际主义，而是国家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欧洲合众国”主义的兴起，欧洲货币的使用，欧洲边界的巩固，欧洲海关的确立，欧洲防卫的统一。是什么刺激出这种新“西欧民族主义”？美国、日本、西欧……哪一个还在谈论国际主义？当人们已经把保卫疆界安全的战场延伸到外太空，谁还能说全球化消灭国家疆界呢？曾几何时，为普世欢乐而设立的奥林匹克和世界杯居然成了民族的角斗场，国家之间的竞争，甚至成了在民族国家内部进行竞争的资本。
结 语
为了“经济效益”，人们从辽阔分散、自给自足的乡村走入了城市。他们密密麻麻地住在一起，近在咫尺，相互依赖，但只有依靠斤斤计较、彼此竞争、相互倾轧才能生存。城里的人们看上去没什么不一样，可每个人都从骨子里在追求与众不同。惟有不同才能在生存竞争里脱颖而出。残酷的市场竞争使越来越多的“村民”逐渐变成缺少道德感、失去了正义观的人，他们崇拜资本所带来的一切“文明”，或者根本就是崇拜资本本身。人们很自然便忘记阿富汗贫民的生命与世贸大厦里的生命是平等的。他们会为纽约2000多条“文明的”生命燃起祭奠的蜡烛，但绝想不到为阿富汗那4000多个“野蛮的”殉葬者焚一炷香。人类可以公然声称自私自利和弱肉强食是其本性，并能导致“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如此的人类，只好用钢铁制造的防盗门来取代分隔家庭的篱笆，用武装到牙齿的警察来取代调解邻里纠纷的长老。当贫穷辽阔的地球村变成了繁荣细小的地球城，各自的“国家利益”理所当然地成为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武力也自然成为安全和秩序的前提
当国际化开始倾向于代指这样一个过程时???，今天的全球化用来区别一系列的趋势，很多是在二战后变得尤为突出。它们包括：
全球范围内的通用标准的数目的增长，例如：版权法
国际贸易以比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更快的速度增长
由跨国公司控制的世界经济的股份的增长
全球金融体系的发展
更多的国际间的文化影响，例如通过好莱坞电影的出口
文化多样性的减少
国际旅游业的发展
通过诸如互联网和电话等的技术使得共享的信息资源不断增长
移民的增长，包括非法移民
很多的趋势被各种各样的全球化支持者的组织看作是积极的，在很多情况下，全球化受到政府和其它人积极地推动。例如，有这个样一种经济理论：相对优势使得自由贸易可以使得资源分配变得更加有效，并且对参与贸易的双方都有利。
二战后通过很多诸如关贸总协定等的国际组织已经使得国际贸易间的障碍得到相当大的降低。特别是从关贸总协定演化而来的世界贸易组织：
提升自由贸易
商品：较少或消除关税；建立自由贸易区来降低关税
资金：减少或消除资金控制(资金控制会影响贸易发展)
减少、消除对当地产业的津贴补助金(达到公平贸易)
知识产权保护
在国家间对知识产权法律进行协调（通常来说，是添加更多限制）
跨国界承认知识产权限制（例如，在中国获得的专利权可以在美国获得承认）
也有很多反全球化运动认识认为这些是有害的。
质疑中的全球化
对关于全球化是一个现实存在的现象还是只是一个说法还存在学术上的讨论。虽然这个词已经被广泛使用，但是一些学者争论到这个现象在其它的历史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另外，很多人注意到，那些令人相信我们是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现象，例如国际贸易的增长和跨国公司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它们开始被建立的时候并不是制定了的。因此有很多学者更喜欢使用“国际化”而不是“全球化”。简单的说，它们两者的区别在于国家的角色在国际化中更重要。也就是说，全球化程度比国际化要深。所以，这些学者认为国家的边界还远没有达到要消失的地步，因此，完全的全球化还没有开始，也可能不会开始——从历史上考虑，国际化从来没有变成全球。
世界正在变的越来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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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曾是我们用来描述政府政府和大企业关系变化的词汇，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意义更广阔也更为深远的现象。
全球化并不仅仅是政府，企业和个人相互交流的方式，也不仅仅是机构间相互影响的方式，它意味着新的社会，政治和商业模式的出现！
社会学中的全球化
“全球化”是当今国际学术界最为热门的课题之一。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全球化的理论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不同学者纷纷从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角度来考察与研究全球化问题，并不断加强了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合作。社会学对全球化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中后期，六、七十年代主要有P·索罗金的全球趋同论、R·阿隆的国际社会论、D·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论、I·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七、八十年代又出现了A·托夫勒的超工业社会论、J·奈斯比特的大趋势论，九十年代除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有了新的发展外，又形成了更具有全球化研究针对性的A·吉登斯的制度转变论、R·罗伯逊的文化系统论和L·斯克莱尔的全球体系论等。社会学研究的综合性特征使其对全球化这样一个复杂性问题的探讨具有较强的优势。
吉登斯的制度转变论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是从制度转变的角度来阐述和深化全球化理论的，其主要贡献是他把全球化与现代化紧密地连在一起，并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最明显的结果之一，是世界范围社会关系的紧密化。
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是现代性从社会向世界的扩展，是现代性的基本制度特征向全球范围转变的必然结果。而现代性的基本制度特征是由四个不同层面所构成的，即资本主义(capitalism)、工业主义(instrialism)、军备力量(military power)和社会监督(social surveillance)，这四个现代性的制度特征向全球范围转变的结果便形成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即全球资本主义经济(world capitalism economy)、国际劳动分工(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全球军事秩序(world military order)、民族国家体系(nation-state system)。时至今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权力中心。全球化趋势，并不是“西方制度在全世界的慢延和其他文化的消亡”，而是一个复杂的、非连续的和偶然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一系列不同的而又相互交错的逻辑推动的，是一个不均衡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发展及其带来的代价，造就了一个不是“现在”(now)，而是一个“从现在开始就会存在”(from now on)的危机性问题。例如，各种制度性转变的全球性导向如果无限地急剧化，就会相应地构成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collapse of economic growth mechanism)、极权主义提升(growth of totalitarian power)、核冲突或大规模战争的爆发(nuclear conflict or large-scale warfare)及环境大灾难的发生(ecological decay or disaster)等危机。但是，吉登斯认为全球化的这种可能性危机是可以而且只有被积极参与的社会运动所克服和抵消，相反，如果没有此类社会运动的抗衡，未来社会便难逃于恶性的发展，更不会出现制度性转变的理想结果。
罗伯逊的文化系统论
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兰·罗迫逊(Roland Robertson)是社会学中从文化的视角来理解和关注全球化问题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从1960年代初期就开始涉及全球化问题的探讨，在以后30多年的时间中，他又通过对经典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检讨与重建逐步确立起了自己对于全球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罗伯逊与其他一些学者一起，从社会学角度共同对全球化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基于自己的分析框架和全球化模型，罗伯逊把全球化的基本历程从15世纪初叶到20世纪90年代分别划分为萌芽阶段、起始阶段、起飞阶段、争霸阶段和不确定阶段。并简要地勾勒出了近六百年来全球化过程的基本特点和目前状况，罗伯逊不同意像吉登斯和沃勒斯坦那样抽象化、简单化地解释全球化现象，他强调，全球化进程是在相对独立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进程状态下进行的，它有其自己的自主性和逻辑性，它的发展将随着进程的加速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因此，全球化问题不仅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对象，而且也更应该是一个跨文化研究的对象，当前社会学理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以多维的方式，并超越“世界政治”或“世界经济”的单一模式来说明全球化的转迹及其动因。
5、您认为目前我国在全球治理中面临哪些问题？
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主要是在战后美国“霸权模式”下建立起来的，美主导的治理体系及制度暴露出种种弊端：治理领域严重失衡，缺乏公正性、公平性和代表性。这些弊端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失灵，国际规则体系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务，不能应对全球性挑战，致使全球问题不断产生和积累，出现世界秩序失调的状态。
在实践中，全球治理言易行难，“雷声大、雨点小”，主要受到五大问题的困扰。
第一，扩大与深化的矛盾。
当前，全球治理的治理边疆不断扩大，治理的效率却明显滞后。
按领域分，它包括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安全治理;按区域分包括全球层面、区域层面、次区域层面、多边与双边层面、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各种问题的治理;按建构顺序可分成既有治理领域、新建治理领域以及未来新公域的治理。
网络安全问题成为近两年来最大热门问题之一，与此同时，涉及北极、空天领域、海洋、无人机的使用等全球治理新领域的问题日趋突出，倒逼国际组织及有关国家不得不急忙应对。
随着涉及跨国、跨区域的治理新边疆不断涌现，全球治理领域越来越多样化、多元化和碎片化，各国越来越将多边主义视为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途径与方式，要求深入改革，建立适应新形势的权力分配结构。
然而，在深化方面，在诸如讨论和制定全球治理新规则、新制度，改革和完善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变化、多哈回合谈判、二十国集团发展等，对网络安全、极地、海洋等新领域建章立制方面，改革困难重重，收效甚微。甚至在气候谈判领域出现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在减排问题上大幅倒退局面。
第二，共治与分治的矛盾。
“共同治理”强调行为者的多元化、合作化。随着美国、欧盟逐渐摆脱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困扰，新兴大国与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较量激烈，大国矛盾上升，使“共治”前景暗淡，碎片化式的“分治”明显：八国集团开除俄罗斯后，美国及其盟友进一步加强G7功能，推进北约全球化步伐和建立亚洲“小北约”。亚洲安全架构呈现出“小而杂、多又乱、效率低”的特征。主要经济体几乎都在经营本地区或跨地区的大大小小“集团化”进程中。
第三，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矛盾。
新兴国家的崛起，不仅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权力格局，也对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挑战。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实力的增强使得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同步增强，成为决定全球治理新架构的重要“撬动性”因素。尽管新兴国家的权力有所增强，但存在着它们承担的责任与权利、影响力与代表权之间不平等的问题。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激起现有大国的反应，在竞争中合作、遏制中依存将是相当长时期内的主要矛盾之一。
传统发达国家力图守住二战以来对其有利的全球体系与制度，维护以美国主导的，少数发达国家及组织支撑、配合的传统国际体系。美国在实力相对不济的情况下，在全球治理领域呈现出攻防兼备的态势。攻的方面体现在国际贸易、核裁军、网络安全等领域，积极提出新倡议、新主张，试图树立相关领域的新规则，通过规则制定维护美国的主导权。防的方面体现在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和气候变化等领域，奥巴马意识到美国无力完全主导，必须参与国际合作，因而重视发挥国际机制的作用，让盟国和新兴国家更多承担责任，同时着力推进国内相关改革，力争通过恢复自身实力来重获或巩固相关议题上的引导和塑造能力。
美国等发达国家仍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主导，新兴国家仍难在短期内对美国主导权构成实质性挑战。全球治理未摆脱实质上的“西方治理”局面。
第四，大国间的矛盾。
在欧洲，美欧俄因乌克兰危机造成关系紧张;在亚洲，中美日因东海、南海问题争端而引发对立，虽然美欧日对中俄政策因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有所差异，但在加紧组建对华“包围圈”，遏制中国崛起、俄罗斯复兴，推进北约、欧盟东扩的大目标上是一致的。
大国关系中的对抗性因素上升，大国关系“不稳定期”与当前全球治理的“重构期”重叠，给亟待加强和完善的全球共同、合作、多元化的治理增加了难度。
中俄是新兴大国的代表，美欧日是发达国家的代表，中俄与美欧日关系的矛盾与冲突，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全球和区域治理领域的合作。如果俄与美欧在乌克兰、北约东扩、欧洲安全上的矛盾激化，中国与周边国家出现擦枪走火，都有可能撕裂冷战结束后大国合作氛围，加剧全球治理领域内的对抗。全球治理的安全因素上升，成本增加，降低和影响了对其他治理领域的关注和投入。
第五，“大多边”与“集团化”的矛盾。
近年来国际“大多边”合作进展缓慢，尽管多哈回合谈判终获历史性突破，但改变不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制定、监督、管理和执行贸易协定，解决贸易争端的重要国际组织，其地位在近年来不断被削弱的现实。
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集团化”合作却方兴未艾。主要经济体几乎都在经营本地区或跨地区的“集团化”进程中。面对全球性问题，一国无论怎样强大也难以单独应对，各国联合抱团，组成不同利益、不同形式的“集团化”越来越成为全球治理的有效方式。
6、海洋命运共同体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个体与共同体辩证统一的哲学思想，蕴含着全人类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价值体系和人海和谐的目标指向。它通过调节人与人之间的海洋活动以及人与海洋的互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全球海洋治理将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导下实现人海和谐。在全球治理转型背景下，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引领全球海洋治理进入新时代。
以个体与共同体的辩证统一引领全球海洋治理的思想。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源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聚焦于人类的前途与命运。它将使人与海洋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得以真正解决。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真正实现，理想的共同体应该是个体和共同体辩证统一的社会。这种辩证统一的思想有利于全球海洋治理的主体将个体利益置于全球海洋利益之中，通过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真正实现全球海洋治理，实现治理主体的自由和发展。
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营造全球海洋治理新局面。海洋命运共同体内含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价值。全球海洋的和平为海洋经济和海上贸易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实际上，和平与发展早已成为全球共识，自觉维护全球海洋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是治理主体践行公平、正义的全球伦理的体现。公平和正义要求在全球海洋治理中摒弃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旧思维，致力于营造合作共赢的新局面。
以人海和谐引领全球海洋治理的目标方向。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人海和谐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表征。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将人类与海洋视为一个整体，注重寻求人类共性，来调整人与人、人与海洋的关系。它能够激发全球海洋治理主体在关注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加关注人类整体利益和海洋的健康发展，解决好工业文明造成的人海矛盾，实现人与海洋和谐共存。
供参考。
7、谈一谈当前全球治理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首先，治理体系有失均衡。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式在金融危机中虽受到冲击，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掌握着全球治理机制，主导国际规则制定权和解释权，垄断着全球化进程和利益分配的主动权，因而可望通过资本链与货物链向下游国家转嫁危机。危机发生以来，20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载体，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首次以平等地位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崭露头角，但仍不足以抗衡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
第二，治理主体存在缺失。全球范围逐渐形成了数以百计的政府间组织，这些组织从不同领域、不同层次推进国际治理。但是，现行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缺乏主权国家享有的排他性公共权力，因而无法有效行使话语权。
第三，治理机制缺乏弹性。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治理机制均有待于适应全球治理新形势。20国集团虽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但仍停留在“临时性政治俱乐部”阶段，尚待建立和完善全球化监管机制、政策执行机制、治理主体结构，等等。
第四，治理客体存在争议。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各国面临各种不同的问题，因而需要通过国际制度或非制度安排，就需要治理的领域和具体问题达成一致。然而，世界各国对各类问题的关切度不同，因而围绕全球治理的议题设定展开激烈的博弈，围绕治理规则展开较量。
第五，治理效果有待彰显。缺乏监管机制的经济全球化不具有可持续性，同样，缺乏“同舟共济”精神的全球治理也不具有可持续性。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受国内政治或本国利益驱使，纷纷利用其政治和经济优势，利用全球治理推销西式政治体制和价值观，维护本国既得利益，而置他国利益于不顾。
第六，治理理论存在争议。回顾历史，全球化主要由跨国公司推动。然而，迄今为止，全球经济治理的理论主要停留在国家层面。进而言之，现行全球治理理论由发达国家学术界率先提出，因而有悖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
第七，需要适应国际法规。全球治理需要各主权行为体依法让渡一定的主权，并容纳更多的非主权行为体成为全球治理的伙伴。显然，上述行为直接与联合国宪章关于主权独立的原则相违背。如何处理好国际法和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已构成各利益攸关方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八，国际社会亟待培植集体行动意识。从全球范围看，受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影响，各主要大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各行其是倾向愈益明显。未来，南北国家之间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中地位失衡的状态均难有改观，任何新的治理机制和规则的创立，只要无法得到美国和主要发达国家的认可和支持，只得“绕道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