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何区分多国化战略，全球化战略，跨国化战略
全球化战略的特征是向全世界推销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在比较有利的国家集中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形成经验曲线效应和规模经济效益。全球化战略强调高度集权，成本比较低，因为在全世界推销标准化的产品，形成经验曲线和规模经济效益，但是适应性比较差。
多国本土化战略能够满足各地个性化需求，适应性强；成本结构较高，无法获得经验曲线效益和区位效益，高度分权。特点是注重国外市场的当地需求（产品在当地生产和当地销售，当地具有决策权；不同国家生产销售的产品不一样）。
跨国战略是全球化战略和多国本土化战略的集中，既能够运用经验曲线效应，也能够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
(1)全球化中国战略扩展资料：
全球战略的目标及其管理
全球战略的目标分为总目标和分目标。总目标是指在日趋复杂的环境下从全球范围考虑公司的市场与资源分布，提高竞争能力，增强竞争地位，最大限度地去实现总体利益。这一战略总目标可细分为：
①核心目标：最大限度地在一些新的领域与较强的竞争对手竞争并取得进展，即使这些领域是不熟悉的。核心目标决定能否赢得优势的垄断优势。
②基础目标：使公司当前的经营活动在总体水平上有效益，并能适当地管理由于这些效益而可能导致的经营风险。基础目标决定能否在一定时期内生存下去，同时还能为进一步发展创造基础。
③发展，并使自己有能力适应未来环境的挑战。发展目标是公司保持和提高全球竞争实力的关键。
④优先目标：在战略评估的基础上，确定轻重缓急的顺序，优先实现事关公司全局的经营。优先目标体现了突出重点、解决主要矛盾的指导思想。
全球战略管理首先就是对上述目标体系的管理，通过对这些目标以及各个目标之间相互作用的管理，减少分目标之间的冲突，使得它们的组合效用最佳，亦即使得战略总目标的实现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有着百年经营史、在世界所有能源公司中最具全球性的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对战略目标的管理很有特色：为了对付世界不稳定，例如战争和即将发生战争的可能，壳牌公司用了三道防线，树起三个目标，即地理上分散、产品的多样化和迅速适应变化。
它在大约50个国家里销售石油，某个地方发生政治或经济动乱对该公司的其它部分不会有多大影响。在政治气候特别微妙的国家里，壳牌公司通常通过在该国市场取得垄断权，来确保自己获得非常高的收益。
2、反全球化时代，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遇到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
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3、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怎样的挑战？为此中国采取了哪些具体对策？
(一)中国正在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过去20多年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并逐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动参与者。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最大的赢家之一。中国的国际贸易规模在过去22年里扩大了约22倍，世界排名从开放之初的第32位上升到目前的第9位，年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80年代初的不
到20亿美元，上升到现在的400亿美元左右，从1993年以来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资东道国，如今累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已达3500亿美元。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吸收外国投资与扩大国际贸易，有力地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增强了综合国力，使中国在国际经济与政治事务中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之所以在经济全球化中赢得主动，是因为中国政府从本国的比较优势出发，制定了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并一以贯之地加以实施。总体而言，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其低廉的劳动力与土地，成体系的制造业基础和潜在的巨大市场规模；比较劣势则主要是一些重要技术开发能力弱、某些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和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缺陷。中国并行地在汽车、石化等“制高点”领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和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实行“出口导向”战略。这两种战略的同时实施，使中国避免了其他单纯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恶果。为了克服体制上与国际规则不接轨的劣势，中国在经济特区、开发区等局部地区率先实行与国际接轨的体制和优惠政策，这种局部突破的策略有效地促进了吸引外资与国际贸易的扩大。
上述开放战略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成本也相当高。例如，汽车、石化等“制高点”产业由于长期受到过度保护，其国际竞争力一直较低；出口导向部门具有“大进大出”的特点，与国内经济联系少，对国内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国内市场的部门分割与地方保护现象普遍存在，大国经济的优势难以发挥；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在税收、市场准入、投融资等诸多方面存在着普遍的差别待遇，严重影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等等。
中国加入WTO以后，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以往实行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行的战略将有必要调整，逐步转向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谋求竞争优势的战略。竞争优势的基础是比较优势，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人们通常强调的是中国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相对较低的优势，国家幅员辽阔，某些资源供给充足的优势等。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值得重视的优势。
一个优势是大国市场的规模经济。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且处在经济和居民收入快速增长阶段，人均收入正接近1000美元。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中国已经和正在进入对具有显著规模经济效应的家电、汽车、电子通信等产品的需求迅速扩张期。这一市场条件有可能使某些相关产业形成世界上特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其中既包括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也包括由于产业聚集而形成的外部规模经济。由此而产生的低成本不仅会使国内消费者受惠，也有助于提高这些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另一个优势是具备了重点发展加工组装制造业的有利条件。一些年来，中国经历了以轻纺工业、重化工业为重心的发展阶段，目前正在进入一个以加工组装制造业为特征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可以提供加工组装制造业所需要的资本、劳动力(特别是技术人员和熟练劳动力)，利用有较高水平且相对成熟的技术，生产出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逐步提升的产品。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走势看，一批有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的加工组装产业也会向中国转移。近年来，颇具规模的计算机组装加工基地在中国的珠江三角州地区快速形成，已经显示了这一趋势。一般认为，汽车产业是中国加入WTO后受冲击较大的领域之一；但据我们的研究，在经过必要的调整后，在今后10年左右，中国极有可能成长起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之一。
如果上述比较优势能够成功地转化为竞争优势，在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新形势下，中国完全有可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二)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已经取得的进展
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为了避免国内经济体制与国际通行的市场规则的不一致，中国在经济特区等局部地区率先引入市场机制，实行符合国际惯例的经贸规则。特区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而且是市场化改革的实验田。中国政府将特区的成功经验向更大范围推广，形成了开放与改革良性互动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方向和界定依据逐步得到明确。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同时，要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和维护平等竞争，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实现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政府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段论述概括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政府经济职能上的认识进展，同时也指出了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方向。按照这一基本方向，一些年来政府职能发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变化。
——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建立。计划、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基本形成了计划、金融、财政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调控机制。国家计划突出了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大幅度消减了指令性计划指标，强调计划指标要少而精，总体上是预测性和指导性的。财税体制正在由计划经济下的生产建设经营性财政向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转变，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新财税体制初步形成。金融体制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财政的出纳”的窠臼，正在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构建现代化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政府通过综合运用财政税收政策、货币信贷政策等经济手段以及法律手段调节经济运行，有效地治理了先后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和一定程度上的通货紧缩趋势，逐步积累了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有益经验。
——培育、规范、监管市场体系取得一定进展。中国政府在不断发展商品市场的基础上，逐步培育生产要素市场，努力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明显。2000年，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按市场价销售的比重已高达95%，比1995年提高6个百分点。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超过1000家，股票总市值48000多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成交金额60800亿元。外汇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技术市场获得长足发展。90年代以来，相继颁布实施了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和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对风险较大的期货市场和证券市场，通过健全上市规则、交易规则和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了风险防范和监管机制。政府在规范、监管市场主体、市场组织形式和市场交易行为等方面，正在走向制度化轨道。
——政府以往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政企分开迈出较大步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经商办企业的做法，已经改变。政府各部门解除了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不再直接管理企业。电信、电力、铁路、民航等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在加强所有者监督职能方面，政府采取了向重点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派驻监事会，以及向资产经营机构和大企业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等措施，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家提出“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正在对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调整。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发生了重要变化，国内生产总值中非公有制经济所占份额接近1／4。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不对国有企业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保证各类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
——在管理涉外经济方面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外贸、外汇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化，通过降低关税、减少配额、取消出口补贴，及实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等，初步形成了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外贸、外汇运行机制。引进外资的地域和行业限制逐步放松，各级政府在健全有关法律法规、依法管理外商投资、简化办事程序、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作出积极努力。
——政府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职能有所加强。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入口、资源、环境和社会保障对现代化建设的压力日益增大。适应这种形势，中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并积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目前，中国人口出生率已经降到一个较低水平。政府实行了严格的资源管理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取得一定成效。政府加强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将应用型科研机构推向市场。普及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和改革高等教育体制取得明显进展。与新体制相适应的包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正在有序推进。
——政府自身改革取得一定进展。首先，确立了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基本方赂，提出建立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的目标，并努力付诸实施。按照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政府依照国家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重视和加强了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监察工作，建立并逐步完善公务员制度和廉政建设制度。其次，政府机构改革逐步深入。1998年以来，从国务院到地方政府，相继开始了力度较大的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这次改革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按照精简高效、权责一致的原则，较大幅度地调整和精简机构和人员编制；重点加强综合经济部门和执法监管部门，精简撤并专业经济部门，适当调整社会管理部门。机构改革后，国务院组成部门从40个减少到29个，部门内设机构精简了1／4。移交给企业、社会中介机构和地方的职能200多项，人员编制减少一半。机关工作作风和效率有了一定改进。各级地方政府也进行了相应精简，职责权限进一步明确。再次，政治民主化向前推进。更多地听取专家、公众意见和接受媒体监督，促进了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通过直接选举区、县人民代表和农村基层政权领导，以及推行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等，基层民主政治得到发展。公益组织和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的自主治理机制也逐渐发育，在争取公共利益、协调经济社会矛盾以及补充、替代和监督政府职能等方面，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三)政府职能转变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同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从总体上看，政府自身改革仍然落后于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政府职能转变力度也小于机构改革的力度。政府职能转变和自身改革在有些情况下是主动推进的结果，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迫于形势压力，缺乏远见、深度和系统性，治标不治本。在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自主治理的关系上，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尚待解决。
——政府对微观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依然过多，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尚未形成。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经济转轨时期又有某种扩展的行政审批制依然广泛存在，特别是企业设立、领导人任免、投资、外贸等领域的行政审批亟待清理、削减。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某些政策的实施又产生了强化行政审批和个案处理的副作用。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票发行以及兼并收购等资产重组活动中，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往往出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甚至长官意志，对企业进行不适当的行政干预。例如，强行要求效益好的企业在投资、担保贷款、资产重组等方面照顾劣势企业，甚至向企业摊派政府的行政性支出。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战线过长的问题依然突出，对其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力度不够，进展迟缓。对非公有经济的限制依然过多，公乎竞争环境尚未形成。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混淆不清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如何构建新型的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系，已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所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在投融资领域，存在着政府以直接干预微观投融资活动达到宏观调控目标的倾向，其结果往往达不到宏观调控的预期目的，同时又加强了政府对投融资活动的不正常的干预。不少部门和地方政府仍然过多地承担着投融资主体的职能，花费大量精力争资金、争项目，投资决策依赖于行政机关的层层审批，不按科学严谨的、市场化的投资决策程序办事，缺乏严格的投资风险责任机制，屡屡造成重大的投资失误。
——规范、监管市场秩序的力度不够。一是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仍不健全。例如反垄断法迟迟没有出台，难以运用法律手段打破行政性垄断；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至今没有最终建立，难以保证上市公司质量。二是执法不严，管理松懈，纪律松弛，甚至有法不依，违法不究，致使已有的法律、规章和制度形同虚设。三是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分割不断变换手法，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些因素导致了市场秩序比较混乱，突出表现为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偷税、逃税、骗税、骗汇和走私活动猖獗，社会信用关系紊乱，逃废债务现象相当普遍，建筑领域弄虚作假、工程质量低劣的问题严重，等等。
——一些政府部门出现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化倾向，公共服务职能弱化，乃至体制性腐败加剧。政府改革中专业经济部门陆续撤销以后，综合经济部门、执法监督部门和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公共服务职能需要加强。但是，目前一些政府部门在制定规划、方案和法规时，或在处理部。门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时，往往受到本部门或所管辖的行业利益的局限，对国家利益、公众利益考虑不够，甚至作出违背这些利益和法定程序的行政决策。随着市场化改革向垄断性行业的逐步深入，相关领域的部门利益、行业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矛盾正在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同一部门兼有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的状况，容易强化部门的既得利益，使某些行政主管部门比地方政府更加留恋行政审批权。由于对微观经济活动设置了过多的行政审批事项，使体制性腐败难以得到有效遏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甚至愈演愈烈。
——中央和地方的责权利关系尚未理顺。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有：(1)国家财权财力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关系尚不合理。一方面，中央财政可支配的财力明显低于国外平均水平。不少地方挪用工资和养老金搞建设，把欠帐留给中央和省级政府，不利于中央政府实施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也不利于通过转移支付手段帮助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国家税收立法权过于集中于中央，税权划分缺乏稳定的法制基础，难免导致地方政府变通国家税法、越权减免税和滥用收费权。(2)在分权过程中，一些应当下放给企业的权力没有落实到企业。中央政府放给企业的一些自主权，往往被地方政府截留，不少地方政府迟迟不愿向企业放权，在政企分开方面落后于中央政府。(3)行政性集权一分权一收权的框框还没有根本突破，按市场经济规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职能、责任和权利的框架还不清晰。人们习惯于按计划经济下“先集权、再分权”的思路考虑问题，还没有确立市场经济下“分权优先、集权居后”的观念。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以及国家制定的优惠政策，大多按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进行试点再逐步推广，或者限制在一定行政区划的范围内实施。这样往往增加行政层次，例如计划单列市的设置就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更加复杂。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实行差别性优惠政策，不利于加强区域经济联系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适当的分权容易导致宏观经济失控、地区差距扩大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反过来又可能成为重新集权的诱因。
——依法行政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不高。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与立法进程不协调，影响执法效果。目前中国在制定有关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和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方面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但是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执法效果往往不理想。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施经常遇到行政性垄断的阻碍。其次是执法落后于立法。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违法不究的行为缺乏有力的监督制约，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在许多地方时有发生，严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再次是部门、地方政府的法规甚至内部文件与国家法律存在矛盾。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出现内部文件的权威大于部门法规，部门法规的权威大于国家法律的现象。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处理矛盾和问题时，往往先依据本地内部文件和法规，然后才考虑中央政府的法规、部门规章和国家法律。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不是以国家法律法规而是以内部文件甚或长官意志作为判决依据。此类问题较多地表现在企业改制和涉外经济纠纷等方面。
(四)加入WTO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新挑战
应当说，在经济转轨的复杂环境中，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能够取得已有的进展是很不容易的。国际社会对此也作出了积极评价。改革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是难以避免的，只能通过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求得解决。中国加入WTO，对政府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和挑战，甚至在某些方面规定了政府改革进展的时间表，这就大大增强了加快政府改革的紧迫性。
加入WTO是中国政府和人民自主的、主动的选择。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是基于对国际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解，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潜力的认识和信心。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WTO和经济全球化都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一方面，加入WTO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例如，中国可以抓住当前国际产业转移的时机，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加速中国工业化进程，提升产业结构；可以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发挥本国现实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可以抓住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发挥后发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由于市场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国内经济势必面临国际市场的强大竞争压力。中国传统的优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会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强的挑战。在吸引外资方面，我们面临周边国家强有力的竞争。中国在加入WTO谈判中承诺了开放市场的义务，“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战略将难以像过去那样继续实施。国际上有的研究报告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竞争力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加入WTO后能否有效提升自己的经济竞争力，将对中国构成严峻考验。加入WTO后，对中国现行经济体制将会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其中最为直接和突出的是各级政府面临的挑战。
——对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出新要求。加入WTO，实质上是按照统一的市场经济规则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否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和引人竞争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国内市场机制能否充分发挥作用。中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但国企改革、建立国内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等方面还相对滞后。如果这些领域的改革不能加快并取得显著成效，扩大开放市场就可能未得其利，先受其害。
——对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趋利避害，实现以开放促发展提出了较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政府要履行所承诺的开放市场时间表，所涉及的问题包括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放开贸易经营权、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些变化大部分将在2005年以前实现，时间紧迫。市场开放将会引入竞争压力，有利于提高国内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开放过快，也可能使国内产业受到过大冲击，引发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对开放与改革进程产生不利影响。这就要求政府在扩大开放前加快国内改革，提高国内企业和市场对外部冲击的适应能力，同时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采用得力措施化解开放市场可能引起的矛盾，使负面效应尽可能降低。
——对政府在开放条件下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之中，一方面可以更多地分享全球分工之利，另一方面，也更容易受到来自国外的冲击。从理论上讲，一国政府难以同时兼顾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政府只有具备较强的在开放条件下稳定本国宏观经济的能力，才可能为本国企业创造一个较平稳的市场环境。同时，面对种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要求政府在危机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上表现出更强的能力。
——对政府管理机制提出了新要求。加入WTO后，要求政府机构更加精简和人员更加精干，决策更加科学，政策更具透明度，廉洁程度提高，效率进一步改进。只有如此，才能创造出有利于增强中国经济竞争力的“软环境”，使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中居于有利地位。
4、中国面对全球化的举措是什么？
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已成为显著的历史趋势与发展潮流。经济全球化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贸易自由化，即各国间贸易障碍的减少，包括关税的不断降低和非关税壁垒取消；二是金融国际化，即各类国际性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各种国际性金融机构的迅速发展；三是生产跨国化，即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发展导致生产国际分工的深化，跨国化生产成为当代世界生产的主要形式。经济全球化的意义在于，融入这一过程的国家将获得更好的发展条件，比如市场更大、生产要素来源更加广泛，跨国公司也会带来更多的技术和资源。经济全球化是发达国家扩大市场的机遇，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展的机遇，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遇。因为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更多的外来投资和更大的国际市场，实现发展的跨越。当然这种机遇只属于实行开放型发展战略的国家。
经济全球化也对中国提出了严峻挑战。这种挑战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全球范围资源与市场竞争的挑战。全球化使国际生产要素的竞争更加激烈。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走上了开放型发展道路，努力吸引外资与先进技术，中国如果不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就不可能在吸引国际资本等生产要素方面继续保持优势地位。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已成为WTP的成员，各国相互开放市场，按照WTO规则相互提供最惠国待遇，如果中国不能获得平等的待遇，就必然会在这种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其次，全球范围体制竞争的挑战。发展中国家普遍实行开放型发展战略，按照国际市场竞争规则参与国际竞争；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普遍采用市场经济体制，缩小了与世界经济的体制差异；即使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也通过市场的自由化改革不断提高经济体系的效率。因此，当代的国际竞争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已成为国家整体的竞争，说到底是体制竞争。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体制竞争力大大提高。但是，市场经济体制仍很不规范，在按市场经济原则竞争的全球经济中仍然显得很弱。我国迫切需要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以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WTO是按照发达市场经济的体制规则建立起来的，加入WTO实质上就是采用一套规范发达的市场经济规则来推进我国的改革，这将大大加速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从而加快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的体制竞争。
第三，赶上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国际分工，特别是基于知识经济的国际分工。知识经济不只是导致几个新兴产业的出现，而是经济结构的一场革命。中国必须加快发展知识经济，才能避免在这场革命中落伍。加入WTO，开放通讯市场，加速经济信息化，广泛开放服务业，等等，目的都在于加速中国产业结构的进步，从而争取在新的国际分工中处于有利地位。否则，中国将长期停留在一般制造业甚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正如当年工业革命导致世界工业国与农业国的分工，并使后者长期以来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一样，信息革命正在形成世界"新经济"与"旧经济"的分工，这必将导致后者处于落后地位并难以翻身。
▊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WTO的形成与发展集中体现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加入WTO实质上就是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WTO的形成与发展证明了它是经济全球化的标志与载体。
WTO及其前身CATT（关贸总协定）是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国际合作与人类进步的标志。二战以后，人类从战争的破坏中觉醒，认识到贸易保护主义对谁都不利，争夺市场的战争只能导致世界的灾难。CATT以"实现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扩大货物的生产和交换为目的"，在47年的发展中促进了大部分国际商品贸易的自由化，促使各国关税大幅度下降，在消除非关税壁垒和反倾销等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WTO大扩展了贸易自由化的领域，完善了国际贸易及与其相关的各种规则，把覆盖范围从货物贸易扩大到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领域，大大完善了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形成了一个法制化的国际经济贸易体制。WTO成员必须以一揽子方式接受协议，这一点有利于成员方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利益平衡，因为在一些领域相对不利，但在另一些领域中相对有利，这就使得成员方能够全面考虑参与的得失，从而大大减少全球化体制建设中的困难。
WTO是一个具有成长性的国际组织。不仅其成员不断扩大，作为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更有代表性，而且它还通过组织成员方的谈判使其自身不断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在多哈启动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就说明了这一点。已经提出的各个议题都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如农产品与服务贸易协议完善问题、区域经济集团、贸易与环境、贸易与投资、竞争政策、政府采购透明度、贸易便利化、药品知识产权，等等。这些议题出自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国际协议的达成将使全球化更加稳定合理地向前发展。
中国加入WTO，一方面表明中国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符合了经济全球化对一个竞争参与者的资格要求，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开始了通向全球化竞争的新的发展道路。从发展进程看，我国的对外开放先后有四个大的阶段：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兴办经济特区为开端的"探索试验性阶段"；二是从90年代起以浦东开发开放为标志的"区域推进型阶段"；三是现在以加入WTO为标志的"全面和双向开放阶段"；四是若干年后以人民币完全可兑换、资本市场全方位开放为标志的"高度开放阶段"。
目前开始的全面和双向开放阶段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外贸政策从主要激励出口向同时放开进口转变；第二，外资政策从吸引外资流入为主向同时注重对外投资转变；第三，国家产业政策从出口导向战略向同时实行产业国际化转变，企业经营从国内生产、国外销售向生产经营国际化转变。总起来也可以说，我国的发展战略从立足于国内实行对外开放向立足于整个世界、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转变。
▊利用WTO体制条件趋利避害
WTO是在经济全球化中发展起来的，也创造了各国参与全球化的规则与条件。中国是在开放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需要进一步利用全球化的条件发展自己，其中既包括利用国际资金与世界市场，也包括利用国际的体制条件。加入WTO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利用国际性的体制条件在经济全球化中趋利避害，从而赢得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WTO的宗旨在于促进经济发展，这完全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WTO协定指出，这一组织的目的在于"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大幅稳定增长以及扩大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和贸易"，"通过互惠互利安排，实质性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消除国际贸易关系中的歧视待遇，从而为实现这些目标作出贡献"。这表明，中国加入WTO后可以获得更有利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外部环境。我们不仅要坚持履行我们在协议中所作的各项承诺，而且要充分利用WTO所创造的有利的国际环境，为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服务。
WTO建立的是一个可监督的自由化竞争体系，它提供了成员方既能通过自由化获益，又能在必要时采取行动的风险防范机制。成员方可以针对贸易伙伴的倾销行为启动反倾销程序，针对贸易伙伴的补贴行为实行反补贴税，为保障国内产业而暂时采取某些限制进口的紧急措施等。中国也完全可能充分利用这种风险防范机制，在赢得经济全球化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的冲击与风险。
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是WTO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机制确保了国际贸易摩擦可能得到及时和公平的解决，是经济全球化走向法制化的表现。WTO确定了国际贸易争端的解决程序、每一程序的时限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等各个方面，并且确保了这一机制的效率和权威性，这是一个公平而公正的竞争体制。加入WTO不能仅仅理解为市场开放、履行义务，同时也包括作为成员应该享受自己相应的权利。中国应当加快熟悉这一体制，以更有效地维护自己在这一组织中的合法权益。中国需要掌握国际市场竞争规则。20多年来，中国较好地利用了全球市场，出口迅速增长，在一大批制成品上成为世界有力的竞争者。但是一些国家以单方面的反倾销行为实施保护主义，以致中国出口越是扩大，与国际市场的矛盾就越大。为了在各种矛盾中维护我国企业的合法权利，我国需要利用WTO的规则，以使贸易摩擦得到公正、合理、及时的解决。
WTO的透明度原则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形成了巨大的挑战。这一原则一方面要求成员政府经常性地向其他成员通知各自的具体措施、政策和法律，另一方面规定由WTO对各成员的贸易政策进行定期审议。这种贸易政策审议机制通过经常性的监督来增强各国贸易政策及做法的透明度，鼓励各成员更严格地遵守WTO的规则并履行其承诺。这种审议机制的作用在于，一成员方制订的政策和出现的情况，可使其他成员方更加理解，而其本身又能及时得到其他成员对其贸易体制表现的反馈。这种透明度原则创造了全球化经济运行中的可预见性。中国既要按照这种透明度原则来改革和完善自己的法制与行政管理体制，加快经济管理方式与国际接轨，又要充分注意借助这种透明性和可预见性去关注其他成员方，把握世界市场，制订企业的竞争战略和政府的发展战略，不断扩大出口市场。
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是一个以自由竞争为本质特征的世界经济体系，对弱者的不利性是无疑的。但是WTO的积极作用在于，它既维护了经济全球化的竞争规则从而强化了其竞争性，又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优惠安排以减少其相对不利性。WTO协议中包含了对发展中国家较为有利的特殊安排，如可以进行与发达国家的非互惠安排；可以获得其他成员的特殊的差别待遇；各成员要通过扩大市场准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机会；在采取国内或国际措施时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实施各项协议有更长的宽限期；还可以得到各种履行义务培训性质的技术援助。中国加入WTO的协议不同程度地有发展中国家的特点，这对于中国减少全球化的冲击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需要充分利用这些特殊安排加快提高我国的竞争力，同时还要深入研究WTO的各种例外条款，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以最大程度地利用WTO规则，减少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冲击。
5、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策略建议
一、 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加国际竞争。
二、 主动熟悉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加强国家的经济安全防范。
三、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国际竞争力。
四、 发挥政治、经济大国的优势，积极倡导建立全球化的新规则。
五、加大科教的投入，创造知识资源，以确立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根本之策。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的进步。我国只要能够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并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经济全球化就将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促进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早日实现
6、仅全球化时代中，中国一带一路战略遇到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有利条件和历史机遇主要有：我国与沿线国家政治外交关系总体良好，为共建“一带一路”奠定较深厚的合作基础。“一带一路”战略高度契合沿线国家加快发展本国经济的利益诉求，为沿线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共创繁荣开启了新的机遇期。目前看，我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关系发展势头良好，现有的合作机制趋向成熟稳定，现有的合作基础也越来越稳固扎实，这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重要基础和强大助力。
我国与沿线国家经济结构互补优势明显，为不断深化双多边投资及产业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现阶段，沿线国家在资本、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存在较大瓶颈，而我国资本相对充裕，在高铁、核电、通讯设备等高端制造装备和技术方面拥有比较优势。这种供求双方经济结构互补和利益诉求契合，使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实现优势互补、推动资本和优势产能有序输出更具现实性和合理性。
沿线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利用外资，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对外投资能力显著减弱，而沿线国家普遍对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存在长期而巨大的需求，各国政府吸引利用外资意愿强烈，这为我国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我国与沿线国家建立多个合作机制平台，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重要的机制支撑。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平台，如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会议、中国—东盟（10+1）等，不仅能够加以借鉴，而且能够直接运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共建“一带一路”，不但不会与现有的合作机制产生重叠、竞争或冲突，反而会起到某种补充和强化的作用，并为其内涵注入新元素。
我国把自身发展与沿线各国利益紧密结合，顺应时代潮流和各国人民加快发展的意愿和期盼。我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把世界的多样性和各国经济的互补性和差异性转化为现实的发展动力和活力，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不利因素和现实挑战主要有：大国战略博弈加大，对共建“一带一路”形成一定掣肘。沿线地缘政治复杂敏感，是大国长期博弈和较量的重点区域。从“一带”战略走向看，美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日本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丝绸之路外交”政策，都对该地区表达了各自的想法和战略利益诉求。而从“一路”战略走向看，自美国2009年高调重返亚太以来，我国与少数邻国间的矛盾明显趋于激化和复杂化。而位于南亚的印度，对中亚和东南亚也有着自身的利益诉求，近期提出的“季节”计划，也旨在强化其印度洋的势力范围。此外，少数国家与我国缺乏政治互信，对我国实施和平发展战略心存疑虑，在大国之间搞平衡，以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综上可见，未来共建“一带一路”可能会面临复杂而敏感的地缘政治生态环境。
部分国家政治局势不稳，对深化相互投资及产业合作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一些沿线国家政局持续动荡，部分地区武装摩擦和冲突频繁，加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因民族宗教问题引起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盛行，都将对共建“一带一路”构成现实的威胁。
沿线省份和国家广而分散，使共建“一带一路”面临较多的现实挑战。一是针对国内参与省份较多的现实，如何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利用好既有机制平台，推动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开放和联动发展的新局面。二是如何做好与相关国家的战略对接和政策沟通，使相关规划和方案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三是如何有效解决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缺口等。显然，这些都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7、中国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从本质上来看，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就是国际经济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国际贸易在各国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同时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2、带来机遇。世界格局多极化为我们争取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提供了可能，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发展自己，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兴起为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为我们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带来挑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有新的表现，恐怖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为我国的国家安全有所影响，经济全球化也给我过带来了一定的风险，某些西方大国，控制国际经济组织，动辄以经济制裁相威胁。
(7)全球化中国战略扩展资料：
全球化的体现:
当代全球化主要体现在国际化、自由化、普遍化和星球化这四个方面。国际化主要是指跨越国界的，描述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差异。
自由化常常被经济学家所使用，而普遍化则更多地为文化研究者使用，主要涉及特定的价值观念：一个更加全球性的世界在于文化上趋于同质化。星球化则涉及消息的传播与文化安全问题。
8、经济全球化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
经济全球化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机遇。然而，它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能量和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稳定，对所有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和地区都提出了挑战。（一）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应树立可持续发展战略。外经贸可持续发展战略追求用最小的稀缺资源成本获得最大的福利总量。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福利，不仅包括商品和劳务的消费，也包括环境的改普或避免环境的恶化。中国可持续发展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着重谋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到外经贸领域，要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和国际经济通行规则，初步建立统一规范的对外经济体制，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和提高质量效益为目标，扩大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实现向规范的新型外经贸体制的转变和由粗放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外经贸领域实现两个转变要达到双重目的:一是建立外经贸发展主要依靠质量、效益提高和结构优化的机制，实现本身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二是提高外经贸发展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更好地为促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服务。
（二）我国应注意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配合。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的产业政策运用的并不是很好，原因是，其一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业政策没有也不可能体现市场经济按市场机制引导产业发展的要求；其二缺乏可行的、有效的实施措施来支持产业政策的运用；其三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未能很好地配合且由于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共有明显的地区和部门偏向使两者在一定程度上相悖。
（三）我国应提高境内外加工贸易的水平，以拉动出口增长。实施加工贸易升级战略，增强结构优化带动作用，延长加工贸易的加工链，使加工贸易与当地经济的产业关联程度趋向紧密。为了发挥比较优势，传统产业加工贸易应向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转移，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则重点在于优化升级。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可以带动国内技术、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出门，是扩大出口的新增长点。从发展条件来看，我国有一些产业和一批产品及许多企业具备了向外开拓业务的条件。很多产品包括机电产品和轻纺产品因物美价廉而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倍受欢迎，一些产品如我国的传统食品及工艺品也在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