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怎样的挑战？为此中国采取了哪些具体对策？
(一)中国正在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过去20多年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并逐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动参与者。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最大的赢家之一。中国的国际贸易规模在过去22年里扩大了约22倍，世界排名从开放之初的第32位上升到目前的第9位，年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80年代初的不
到20亿美元，上升到现在的400亿美元左右，从1993年以来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资东道国，如今累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已达3500亿美元。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吸收外国投资与扩大国际贸易，有力地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增强了综合国力，使中国在国际经济与政治事务中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之所以在经济全球化中赢得主动，是因为中国政府从本国的比较优势出发，制定了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并一以贯之地加以实施。总体而言，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其低廉的劳动力与土地，成体系的制造业基础和潜在的巨大市场规模；比较劣势则主要是一些重要技术开发能力弱、某些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和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缺陷。中国并行地在汽车、石化等“制高点”领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和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实行“出口导向”战略。这两种战略的同时实施，使中国避免了其他单纯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恶果。为了克服体制上与国际规则不接轨的劣势，中国在经济特区、开发区等局部地区率先实行与国际接轨的体制和优惠政策，这种局部突破的策略有效地促进了吸引外资与国际贸易的扩大。
上述开放战略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成本也相当高。例如，汽车、石化等“制高点”产业由于长期受到过度保护，其国际竞争力一直较低；出口导向部门具有“大进大出”的特点，与国内经济联系少，对国内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国内市场的部门分割与地方保护现象普遍存在，大国经济的优势难以发挥；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在税收、市场准入、投融资等诸多方面存在着普遍的差别待遇，严重影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等等。
中国加入WTO以后，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以往实行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行的战略将有必要调整，逐步转向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谋求竞争优势的战略。竞争优势的基础是比较优势，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人们通常强调的是中国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相对较低的优势，国家幅员辽阔，某些资源供给充足的优势等。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值得重视的优势。
一个优势是大国市场的规模经济。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且处在经济和居民收入快速增长阶段，人均收入正接近1000美元。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中国已经和正在进入对具有显著规模经济效应的家电、汽车、电子通信等产品的需求迅速扩张期。这一市场条件有可能使某些相关产业形成世界上特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其中既包括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也包括由于产业聚集而形成的外部规模经济。由此而产生的低成本不仅会使国内消费者受惠，也有助于提高这些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另一个优势是具备了重点发展加工组装制造业的有利条件。一些年来，中国经历了以轻纺工业、重化工业为重心的发展阶段，目前正在进入一个以加工组装制造业为特征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可以提供加工组装制造业所需要的资本、劳动力(特别是技术人员和熟练劳动力)，利用有较高水平且相对成熟的技术，生产出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逐步提升的产品。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走势看，一批有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的加工组装产业也会向中国转移。近年来，颇具规模的计算机组装加工基地在中国的珠江三角州地区快速形成，已经显示了这一趋势。一般认为，汽车产业是中国加入WTO后受冲击较大的领域之一；但据我们的研究，在经过必要的调整后，在今后10年左右，中国极有可能成长起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之一。
如果上述比较优势能够成功地转化为竞争优势，在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新形势下，中国完全有可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二)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已经取得的进展
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为了避免国内经济体制与国际通行的市场规则的不一致，中国在经济特区等局部地区率先引入市场机制，实行符合国际惯例的经贸规则。特区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而且是市场化改革的实验田。中国政府将特区的成功经验向更大范围推广，形成了开放与改革良性互动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方向和界定依据逐步得到明确。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同时，要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和维护平等竞争，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实现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政府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段论述概括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政府经济职能上的认识进展，同时也指出了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方向。按照这一基本方向，一些年来政府职能发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变化。
——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建立。计划、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基本形成了计划、金融、财政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调控机制。国家计划突出了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大幅度消减了指令性计划指标，强调计划指标要少而精，总体上是预测性和指导性的。财税体制正在由计划经济下的生产建设经营性财政向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转变，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新财税体制初步形成。金融体制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财政的出纳”的窠臼，正在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构建现代化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政府通过综合运用财政税收政策、货币信贷政策等经济手段以及法律手段调节经济运行，有效地治理了先后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和一定程度上的通货紧缩趋势，逐步积累了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有益经验。
——培育、规范、监管市场体系取得一定进展。中国政府在不断发展商品市场的基础上，逐步培育生产要素市场，努力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明显。2000年，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按市场价销售的比重已高达95%，比1995年提高6个百分点。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超过1000家，股票总市值48000多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成交金额60800亿元。外汇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技术市场获得长足发展。90年代以来，相继颁布实施了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和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对风险较大的期货市场和证券市场，通过健全上市规则、交易规则和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了风险防范和监管机制。政府在规范、监管市场主体、市场组织形式和市场交易行为等方面，正在走向制度化轨道。
——政府以往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政企分开迈出较大步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经商办企业的做法，已经改变。政府各部门解除了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不再直接管理企业。电信、电力、铁路、民航等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在加强所有者监督职能方面，政府采取了向重点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派驻监事会，以及向资产经营机构和大企业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等措施，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家提出“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正在对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调整。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发生了重要变化，国内生产总值中非公有制经济所占份额接近1／4。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不对国有企业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保证各类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
——在管理涉外经济方面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外贸、外汇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化，通过降低关税、减少配额、取消出口补贴，及实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等，初步形成了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外贸、外汇运行机制。引进外资的地域和行业限制逐步放松，各级政府在健全有关法律法规、依法管理外商投资、简化办事程序、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作出积极努力。
——政府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职能有所加强。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入口、资源、环境和社会保障对现代化建设的压力日益增大。适应这种形势，中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并积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目前，中国人口出生率已经降到一个较低水平。政府实行了严格的资源管理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取得一定成效。政府加强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将应用型科研机构推向市场。普及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和改革高等教育体制取得明显进展。与新体制相适应的包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正在有序推进。
——政府自身改革取得一定进展。首先，确立了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基本方赂，提出建立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的目标，并努力付诸实施。按照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政府依照国家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重视和加强了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监察工作，建立并逐步完善公务员制度和廉政建设制度。其次，政府机构改革逐步深入。1998年以来，从国务院到地方政府，相继开始了力度较大的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这次改革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按照精简高效、权责一致的原则，较大幅度地调整和精简机构和人员编制；重点加强综合经济部门和执法监管部门，精简撤并专业经济部门，适当调整社会管理部门。机构改革后，国务院组成部门从40个减少到29个，部门内设机构精简了1／4。移交给企业、社会中介机构和地方的职能200多项，人员编制减少一半。机关工作作风和效率有了一定改进。各级地方政府也进行了相应精简，职责权限进一步明确。再次，政治民主化向前推进。更多地听取专家、公众意见和接受媒体监督，促进了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通过直接选举区、县人民代表和农村基层政权领导，以及推行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等，基层民主政治得到发展。公益组织和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的自主治理机制也逐渐发育，在争取公共利益、协调经济社会矛盾以及补充、替代和监督政府职能等方面，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三)政府职能转变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同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从总体上看，政府自身改革仍然落后于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政府职能转变力度也小于机构改革的力度。政府职能转变和自身改革在有些情况下是主动推进的结果，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迫于形势压力，缺乏远见、深度和系统性，治标不治本。在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自主治理的关系上，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尚待解决。
——政府对微观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依然过多，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尚未形成。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经济转轨时期又有某种扩展的行政审批制依然广泛存在，特别是企业设立、领导人任免、投资、外贸等领域的行政审批亟待清理、削减。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某些政策的实施又产生了强化行政审批和个案处理的副作用。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票发行以及兼并收购等资产重组活动中，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往往出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甚至长官意志，对企业进行不适当的行政干预。例如，强行要求效益好的企业在投资、担保贷款、资产重组等方面照顾劣势企业，甚至向企业摊派政府的行政性支出。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战线过长的问题依然突出，对其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力度不够，进展迟缓。对非公有经济的限制依然过多，公乎竞争环境尚未形成。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混淆不清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如何构建新型的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系，已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所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在投融资领域，存在着政府以直接干预微观投融资活动达到宏观调控目标的倾向，其结果往往达不到宏观调控的预期目的，同时又加强了政府对投融资活动的不正常的干预。不少部门和地方政府仍然过多地承担着投融资主体的职能，花费大量精力争资金、争项目，投资决策依赖于行政机关的层层审批，不按科学严谨的、市场化的投资决策程序办事，缺乏严格的投资风险责任机制，屡屡造成重大的投资失误。
——规范、监管市场秩序的力度不够。一是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仍不健全。例如反垄断法迟迟没有出台，难以运用法律手段打破行政性垄断；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至今没有最终建立，难以保证上市公司质量。二是执法不严，管理松懈，纪律松弛，甚至有法不依，违法不究，致使已有的法律、规章和制度形同虚设。三是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分割不断变换手法，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些因素导致了市场秩序比较混乱，突出表现为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偷税、逃税、骗税、骗汇和走私活动猖獗，社会信用关系紊乱，逃废债务现象相当普遍，建筑领域弄虚作假、工程质量低劣的问题严重，等等。
——一些政府部门出现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化倾向，公共服务职能弱化，乃至体制性腐败加剧。政府改革中专业经济部门陆续撤销以后，综合经济部门、执法监督部门和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公共服务职能需要加强。但是，目前一些政府部门在制定规划、方案和法规时，或在处理部。门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时，往往受到本部门或所管辖的行业利益的局限，对国家利益、公众利益考虑不够，甚至作出违背这些利益和法定程序的行政决策。随着市场化改革向垄断性行业的逐步深入，相关领域的部门利益、行业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矛盾正在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同一部门兼有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的状况，容易强化部门的既得利益，使某些行政主管部门比地方政府更加留恋行政审批权。由于对微观经济活动设置了过多的行政审批事项，使体制性腐败难以得到有效遏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甚至愈演愈烈。
——中央和地方的责权利关系尚未理顺。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有：(1)国家财权财力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关系尚不合理。一方面，中央财政可支配的财力明显低于国外平均水平。不少地方挪用工资和养老金搞建设，把欠帐留给中央和省级政府，不利于中央政府实施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也不利于通过转移支付手段帮助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国家税收立法权过于集中于中央，税权划分缺乏稳定的法制基础，难免导致地方政府变通国家税法、越权减免税和滥用收费权。(2)在分权过程中，一些应当下放给企业的权力没有落实到企业。中央政府放给企业的一些自主权，往往被地方政府截留，不少地方政府迟迟不愿向企业放权，在政企分开方面落后于中央政府。(3)行政性集权一分权一收权的框框还没有根本突破，按市场经济规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职能、责任和权利的框架还不清晰。人们习惯于按计划经济下“先集权、再分权”的思路考虑问题，还没有确立市场经济下“分权优先、集权居后”的观念。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以及国家制定的优惠政策，大多按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进行试点再逐步推广，或者限制在一定行政区划的范围内实施。这样往往增加行政层次，例如计划单列市的设置就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更加复杂。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实行差别性优惠政策，不利于加强区域经济联系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适当的分权容易导致宏观经济失控、地区差距扩大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反过来又可能成为重新集权的诱因。
——依法行政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不高。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与立法进程不协调，影响执法效果。目前中国在制定有关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和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方面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但是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执法效果往往不理想。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施经常遇到行政性垄断的阻碍。其次是执法落后于立法。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违法不究的行为缺乏有力的监督制约，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在许多地方时有发生，严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再次是部门、地方政府的法规甚至内部文件与国家法律存在矛盾。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出现内部文件的权威大于部门法规，部门法规的权威大于国家法律的现象。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处理矛盾和问题时，往往先依据本地内部文件和法规，然后才考虑中央政府的法规、部门规章和国家法律。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不是以国家法律法规而是以内部文件甚或长官意志作为判决依据。此类问题较多地表现在企业改制和涉外经济纠纷等方面。
(四)加入WTO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新挑战
应当说，在经济转轨的复杂环境中，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能够取得已有的进展是很不容易的。国际社会对此也作出了积极评价。改革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是难以避免的，只能通过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求得解决。中国加入WTO，对政府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和挑战，甚至在某些方面规定了政府改革进展的时间表，这就大大增强了加快政府改革的紧迫性。
加入WTO是中国政府和人民自主的、主动的选择。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是基于对国际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解，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潜力的认识和信心。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WTO和经济全球化都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一方面，加入WTO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例如，中国可以抓住当前国际产业转移的时机，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加速中国工业化进程，提升产业结构；可以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发挥本国现实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可以抓住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发挥后发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由于市场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国内经济势必面临国际市场的强大竞争压力。中国传统的优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会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强的挑战。在吸引外资方面，我们面临周边国家强有力的竞争。中国在加入WTO谈判中承诺了开放市场的义务，“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战略将难以像过去那样继续实施。国际上有的研究报告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竞争力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加入WTO后能否有效提升自己的经济竞争力，将对中国构成严峻考验。加入WTO后，对中国现行经济体制将会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其中最为直接和突出的是各级政府面临的挑战。
——对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出新要求。加入WTO，实质上是按照统一的市场经济规则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否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和引人竞争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国内市场机制能否充分发挥作用。中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但国企改革、建立国内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等方面还相对滞后。如果这些领域的改革不能加快并取得显著成效，扩大开放市场就可能未得其利，先受其害。
——对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趋利避害，实现以开放促发展提出了较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政府要履行所承诺的开放市场时间表，所涉及的问题包括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放开贸易经营权、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些变化大部分将在2005年以前实现，时间紧迫。市场开放将会引入竞争压力，有利于提高国内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开放过快，也可能使国内产业受到过大冲击，引发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对开放与改革进程产生不利影响。这就要求政府在扩大开放前加快国内改革，提高国内企业和市场对外部冲击的适应能力，同时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采用得力措施化解开放市场可能引起的矛盾，使负面效应尽可能降低。
——对政府在开放条件下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之中，一方面可以更多地分享全球分工之利，另一方面，也更容易受到来自国外的冲击。从理论上讲，一国政府难以同时兼顾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政府只有具备较强的在开放条件下稳定本国宏观经济的能力，才可能为本国企业创造一个较平稳的市场环境。同时，面对种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要求政府在危机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上表现出更强的能力。
——对政府管理机制提出了新要求。加入WTO后，要求政府机构更加精简和人员更加精干，决策更加科学，政策更具透明度，廉洁程度提高，效率进一步改进。只有如此，才能创造出有利于增强中国经济竞争力的“软环境”，使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中居于有利地位。
2、论述西方国家战后行政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从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技术的发展进步和普及应用、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方面对西方国家战后行政改革的经验与启示进行分析。相关内容具体如下：
西方国家战后，在整体政府理念的推动下，跨部门协同机制建设与发展已然成为各国政府现代化改革的新常态。作为行政改革的重点和热点以及政府转变职能和提升治理能力的难点和突破点，行政审批制度现代化逐渐成为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关键。
1、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虽然通过市场化和流程再造摒弃了官僚僵化的等级式组织结构，提高了政府行政效率，但小而分散的部门结构造成决策与执行分离以及部门间制约不足；
使分权化改革陷入了碎片化的公共服务和治理困境。要想减少重复浪费并发挥行政审批的整体效力，政府需要积极搭建多元共享的服务平台，不断创新决策和服务的思路和方法，实现更大范围的跨界资源整合。
2、技术的发展进步和普及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增强了跨组织合作的必然趋势。要想有效回应市场和社会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多样性服务需求，政府不仅需要消除组织之间的界限，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内容和选择，同时也要不断创新服务手段，提供更加便利、迅捷，也更容易获得的服务。
3、随着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全球经济贸易自由化特别是经济信息化的加强、激烈的国别竞争、跨国公司的发展以及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世界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现了突飞猛进的重大发展。
要想在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保持竞争力和生产力，政府需要与时俱进，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模式，最大可能地为市场松绑，给企业减负。
3、如何区分多国化战略，全球化战略，跨国化战略
全球化战略的特征是向全世界推销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在比较有利的国家集中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形成经验曲线效应和规模经济效益。全球化战略强调高度集权，成本比较低，因为在全世界推销标准化的产品，形成经验曲线和规模经济效益，但是适应性比较差。
多国本土化战略能够满足各地个性化需求，适应性强；成本结构较高，无法获得经验曲线效益和区位效益，高度分权。特点是注重国外市场的当地需求（产品在当地生产和当地销售，当地具有决策权；不同国家生产销售的产品不一样）。
跨国战略是全球化战略和多国本土化战略的集中，既能够运用经验曲线效应，也能够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
(3)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扩展资料：
全球战略的目标及其管理
全球战略的目标分为总目标和分目标。总目标是指在日趋复杂的环境下从全球范围考虑公司的市场与资源分布，提高竞争能力，增强竞争地位，最大限度地去实现总体利益。这一战略总目标可细分为：
①核心目标：最大限度地在一些新的领域与较强的竞争对手竞争并取得进展，即使这些领域是不熟悉的。核心目标决定能否赢得优势的垄断优势。
②基础目标：使公司当前的经营活动在总体水平上有效益，并能适当地管理由于这些效益而可能导致的经营风险。基础目标决定能否在一定时期内生存下去，同时还能为进一步发展创造基础。
③发展，并使自己有能力适应未来环境的挑战。发展目标是公司保持和提高全球竞争实力的关键。
④优先目标：在战略评估的基础上，确定轻重缓急的顺序，优先实现事关公司全局的经营。优先目标体现了突出重点、解决主要矛盾的指导思想。
全球战略管理首先就是对上述目标体系的管理，通过对这些目标以及各个目标之间相互作用的管理，减少分目标之间的冲突，使得它们的组合效用最佳，亦即使得战略总目标的实现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有着百年经营史、在世界所有能源公司中最具全球性的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对战略目标的管理很有特色：为了对付世界不稳定，例如战争和即将发生战争的可能，壳牌公司用了三道防线，树起三个目标，即地理上分散、产品的多样化和迅速适应变化。
它在大约50个国家里销售石油，某个地方发生政治或经济动乱对该公司的其它部分不会有多大影响。在政治气候特别微妙的国家里，壳牌公司通常通过在该国市场取得垄断权，来确保自己获得非常高的收益。
4、谈一下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新趋势
现 代 化 政 府 管 理
体 制 和 模 式 的 建 构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新趋势
一,全球公共部门改革的浪潮
1.公共部门改革的时代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世界各国进入了行政改革或公共部门改革的时代.政府改革或行政体制改革则构成当代公共管理发展的一个核心主题.
●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改革都有一个相同或相似的基本取向,这就是以采用工商管理的理论,方法及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强调顾客导向以及提高服务质量为特征的"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或"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NPM)的新范式.
●"新公共管理"有不同的名称,如"公共管理主义"(或"管理主义"),"企业化政府","后官僚体制模式","以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等.它往往被人们描述为一场追求"三E"(Economy,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即经济,效率和效益)目标的管理改革运动.
●工商管理技术与市场机制在政府管理中的日益加强的应用,成为21世纪西方行政管理改革与发展的一般趋势.
2."新公共公理"模式的主要内容
●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员工参与决策与管理过程;
●放松管制并推进绩效目标管理;
●信息技术的利用;
●顾客服务;
●使用者付费;
●合同外包;
●取消垄断性管制规定.
3."企业化政府"模式
●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浆;
●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
●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
●有使命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
●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
入拨款;
●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
而不是官僚政治需要;
●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浪费;
●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
●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
●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
进行变革.
4."新公共管理"改革战略
●重建——来自私人部门对重建组织过程和组织结构的努力;
●不断改进——来自质量运动;
●精简——来自世界范围内缩小政府规模的举措.
5.常用的市场化工具
●民营化(私有化).市场模式中最激进的做法是全盘私有化.
●使用者付费.主要目的是想通过付费,把价格机制引入到公共服务中来.
●合同外包.合同外包把民事行为中的合同引入公共管理的领域中来.
●委托-代理.实质是在公共服务领域建
立公共服务的市场,从而提高了绩效.
●分散决策.分散决策其实就是分权与
作者是陈 振 明 新年快乐
5、为什么行政分权无法达成市场化改革的目的
体制变革中的分权化从8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体制从传统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向分级分税财政体制演变，各级政府间的支出责任重新划分, 中央政府将更多的支出职责交给了地方政府。与此相随，卫生领域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分权改革，财政事权的下移也涉及到了卫生领域。在过去10年中, 从支出结构上看, 中央政府卫生支出仅占卫生预算总支出的5%，中央本级卫生支出约为2％,其他均来自地方政府支出，而在地方政府层次,县、乡镇又共支出了预算的55%—60%（见表3）。这表明我国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 是卫生公共支出的主体。这与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通常由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为主负担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的制度安排相反。 二、 市场化与分权化的双重推进（一）卫生市场化改革的演进医疗卫生市场化改革的起溯点一般为1985年，标志性的文件是1985年国务院批转的《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其中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此后，1988年卫生部、财政部、人事部等五部委发布了《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进一步提出了市场化的具体措施。如“积极推行医疗机构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和“允许有条件的单位和医疗卫生人员从事有偿业余服务，有条件的项目也可进行有偿超额劳动”；在公共卫生方面，允许“卫生防疫、妇幼保健、药品检验等单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各项卫生检验、监测和咨询工作实行有偿服务的收入”，甚至“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实行‘以副补主’，组织多余人员举办直接为医疗卫生工作服务的第三产业或小型工副业”；而在财政经费保障方面，则是“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的经费补助，除大修理、大型设备购置及离退休人员经费外，实行定额包干。”正式启动的医改，核心思路是放权让利，扩大医疗机构自主权，基本上是复制了国企改革的模式。在市场化医改过程中，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需病房等新事物，像雨后春笋般在医疗系统涌现。中央有关部门虽然没有主张医疗卫生服务全面商业化、市场化，但是强调分类改革。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批转国家体改办等八部委《关于城镇医药卫生工作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其政策要点是将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分为两类，一类放开，定位为营利性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按照企业模式进行组织和管理；另一类为非营利机构，追求公益目标。同时提出“扩大公立医疗机构的运营自主权，实行公立医疗机构的自主管理，建立健全内部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在国家明确将医疗机构分为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之后，一些“热钱”进入医疗服务市场。许多规模较大的民营营利性医院，也正是在这时建立起来的，较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从此开始。在上述政策导向下，公立医疗机构乃至公共卫生机构在内的所有医疗www.xiangshui88.com 服务机构，也逐渐成为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具有独立经营意识的利益主体。在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微观组织和管理方面，普遍转向企业化的管理模式。各种医疗服务机构之间逐步走向全面竞争，医疗服务的价格形成机制也主要依靠市场来决定。除鼓励竞争、放开价格，以及在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进一步引入企业管理模式外，不少地方还套用国有企业改革的做法，通过股份制改造、整体出售、授权经营等多种方式将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民营化。这种倾向套用了一个简单的泛市场化逻辑：通过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市场化竞争，提高机构自身的运行效率并降低服务价格；政府转而采取补贴需方或购买服务的方式来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保障，财务负担可以因此而大大减轻。这种思路貌似有理，但实际结果却大相径庭。一个实证是江苏省宿迁市从1999年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将医疗机构全部推向市场 ，实行私有化，在这场效仿“美国模式”的改革中，政府的负担确实是减轻了，但医疗费用随之迅速上涨，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变得更为突出。（二）财政分权化对卫生市场化的倒逼卫生市场化一方面来自于政府的市场化改革指导思想，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财政体制变革中财政分权改革对卫生市场化的倒逼。在财政分权改革中，上级政府把卫生筹资的责任转给下级政府，下级政府在财力拮据、且缺少有效措施消除卫生机构冗员的情况下，又把筹资的主要任务推给了卫生机构，实质上是把难题交给了原本就失灵的市场。地方财政卸包袱的冲动，是医改市场化的重要促动因素。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实行“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政府事实上承担着全部的卫生筹资责任。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国务院决定从1980年起，对各省、市财政试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 。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发展为多种形式的包干，例如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额递增包干、定额补助等。财政包干的好处是鼓励地方加快发展生产、增收节支，避免中央政府管得过细，干预过多。但是经济增长的“剩余索取权”长期归地方，必然削弱中央政府的财力（丁宁宁，2005）。1987年国营企业全面承包后则迅速显现，中央政府不得不重新开始集中财力，在1994年实施了分税制改革。在财政分级包干的大格局下，中国卫生事业费主要来自地方财政预算，中央调剂的比重很小。随着地方经济发展差距的和地方财政能力差距的扩大，地方之间的政府卫生支出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政府卫生支出比重下降带有明显的“累退性”，经济越穷的省份，政府卫生支出下降越快。城乡差距的问题就更严重了。包干的思维不仅限于财政体制，而且也自己沿袭、渗透到对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财务管理上。在传统体制下，医疗卫生机构和文化、教育、科研机构同属于事业单位，所有的开支都来自政府预算。从1980年开始的财政“分灶吃饭”改革，对各级政府行政机关和科教文卫事业单位全面实行了“预算包干、节余留用”的办法。但实际执行中，行政机关是“包而不死”，真正“包死”预算的是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的经费。在经济和价格指数都迅速增长的80年代，多年不变的预算包干结果，必然是科教文卫机构得到的政府事业费比重越来越小。政府试图借助市场的作用解决卫生筹资和医疗成本控制问题。这种取向从1985年的卫生改革方案中便可略见端倪 ，这份政策文件既没有试图设计一种机制促进政府增加卫生投入，也没有找到控制成本的办法，而是赋予卫生机构以收费来弥补资金缺口的政策。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一次体制大调整，政策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卫生事权上的属地分级负责原则，如1997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卫生工作实行分级负责、分级管理，……各级地方政府对本地区卫生工作全www.flm8.com 面负责，将其作为领导干部任期目标责任制和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然而94年的体制改革在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比重的同时，却又相应削弱了地方财力。特别是作为卫生支出主体的县乡财政（55％～60％的政府卫生支出来自县乡两级），在分税制改革中，由于上级政府纷纷层层集中财力，财政状况日愈维艰，甚至只能维持基本的运转，卫生事权与财权高度不对称。在这种情况下，县乡政府对一些公立卫生机构，要不经费补助日益减少，要么直接将其变卖，强行推向市场。政府卫生事业费减少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失去了稳定的经费来源。90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政府拨付给公立医院的事业费，不仅不够支付医务人员的基本工资，甚至不够支付水电费，公共卫生机构的情况也类似。两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结果显示，政府资金投入占卫生防疫站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1997年与1994年相比，城市卫生防疫站的该比重由46.2％下降到38.8％，农村卫生防疫站的该比重从40.2％下降到34.8％ 。因此，绝大多数的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不得不通过各种创收活动来维持自己的运转。为鼓励创收，医疗卫生机构的内部分配制度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普遍的做法是将创收收入与小集体甚至个人收入挂钩。随着经济利益诱导作用的不断强化，创收则逐步演变为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主动行为，其结果是整个医疗服务体系全面走上了商业化、市场化的道路。医疗服务体系的总体布局和结构，以及公共卫生服务的重点和技术路线选择等等，都因此而逐步偏离了社会公益方向。三、 市场化、分权化改革下我国卫生事业的总体绩效改革开放以前，尽管中国经济的底子很薄弱，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很低，但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国曾经被视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刚解放时，中国的健康指标属于世界上最低水平的国别组。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人均寿命从旧中国的不到40岁提高至七十年代末的近70岁，婴儿死亡率从195‰降到41‰。直到八十年代，每逢国际组织对各国进行排序，按人均GDP ，中国的排名虽然不高，但按健康水平，排名则高得多，赢得广泛的赞誉 。80年代中期以来进行的市场化、分权化取向的卫生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例如在供给方面，医疗服务机构的数量、医生数量以及床位数量都比计划经济时期有了明显的增长，技术装备水平全面改善，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迅速提高，能够开展的诊疗项目不断增加，许多临床服务和技术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此外，医疗服务机构及有关人员的积极性、微观运转效率有了普遍提高。部分社会成员特别是富裕群体的医疗服务需求也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满足。但是在宏观层次上，居民综合健康指标却没有明显的改善，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一些卫生健康指标甚至恶化。
6、全球各国政府机构与我国中国境内政府机构的主要差别在哪里？
改革开放30年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100多年完善市场的道路，把西方100多年的发展压缩到30年，矛盾则是不可避免的。中国30年的改革是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的。在这千头万绪的改革中，总体上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主要解决的是“国家和社会的矛盾（涉及横向分权）；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涉及纵向分权）；劳动和资本的矛盾（涉及要素分权）问题。”[①]然而，中国政府机构的改革无疑是解决上述三个矛盾的重要的物质承担者，因而毫无疑问的成为中国改革、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过程，是一个伴随着失败而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国政府在30年中进行了6次大的政府机构改革，大致每隔5年进行一次改革。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步子就不曾停过。1982年，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政府机构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从100个缩减为61个；1988年，第二次政府机构改革，国务院部委由原有的45个减为41个，直属机构从22个减为19个，非常设机构从75个减到44个，并第一次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1993年，第三次政府机构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从原有的86个减少到59个；1998年，第四次政府机构改革，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来的40个减少到29个；2003年，第五次政府机构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减至28个；2008年，第六次政府机构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减为27个。回顾30年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历程，我们认为有成就有问题，因此客观的评价与反思30年来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得与失，从中总结一些经验与教训，是我们行政管理研究者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回溯30年政府机构改革的过程我们认为：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是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调整政府机构的结构与运行，重点调整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通过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的转型来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解决政府凌驾与社会之上的问题，实质是政治民主问题；通过政府职能转变来调整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以解决公权过大过多，私权过弱过小的问题；通过政府的向下分权来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解决集权与分权的问题；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随着不同的时期具有精简化、分权化、市场化、国际化、服务化的趋势；推动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本质动力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市场化的驱动；其内在动力表现为党的方针政策的推动与财政的压力；政府机构改革的层面由初期的政府机构结构调整的技术层面上升到职能转变、体制改革的政治层面；政府机构改革的内容经历了精简机构、职能转变、理顺关系、职能整合、政府转型的不同阶段；我国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两大制度性成果为政府机构改革提供了制度基础：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与世界在一系列制度平台上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化的开放与合作关系。改革开放30年，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迁、人民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对政府结构与运行模式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进而对政府机构的设置和管理方式也不断提出新的挑战。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正是在回应这些挑战中不断的进行改变自身、自我完善以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政府机构改革的背景与动力
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背景与动力有着中国特色。“考察中国三十年的发展，必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政治对经济和社会基本失效的时代背景下开始的。”[②]政府机构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理论上讲应有政治机制、政治环境、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来促动和支持，然而，中国的现实是，在改革的前20年，改革的中心及重点是在经济及经济体制的改革上，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缺乏作为基础的政治改革的支持，中国政府机构的改革是在适应于、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就有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改革规律而具有了改革背景单一化的特点：改革开放30年来，五年一次的政府机构改革总体上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进行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政府机构改革的步伐基本做到了同步适应和逐步深化。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采取了“渐进过渡”的方式，因此，每次具体的政府机构改革的经济体制背景又都有所不同：1982年机构改革，是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条件下进行的；1988年机构改革，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进行的；1993年机构改革，是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背景下进行的；1998年机构改革，是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进行的；2003年机构改革，是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2008年机构改革，是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进行的。可见，历次政府机构改革都是在随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不断深化过程中基本适应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的背景下进行的。
中国政府机构改革背景的单一化特点，决定了中国政府机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即30年政府机构改革始终适应并服从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回顾我国机构改革的发展过程不难看出，适应并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始终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使命和目的。由此，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成为推动政府机构改革的最为重要的、强劲的动力，成为政府机构改革的基础。经济体制改革的程度决定着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和进程。30年来，每5年一次的政府机构改革都是在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进行的，并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进程为主要目的。政府机构改革的进程、目标、内容及机构改革理论均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与进程紧密相关，并明显表征着经济体制改革的特征。在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30年中，经济体制的改革构成了政府机构改革的外在的、强势的推动力量。
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动力并不仅限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的推动。党的方针、政策及政府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则是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的动力。与西方国家政府机构改革动力来源于社会、民众不同，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的动力源于我们党的执政理念与方针政策。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政府的6次规模较大的机构改革，每次机构改革的指导路线、改革方向、政策目标都是我们党所决定的。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经济体制政策，同年进行了以“精兵简政”为目标的政府机构改革；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12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政策，1988年进行了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任务的政府机构改革；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论断，1993年进行了以“政企分开”为内容的转变政府职能的机构改革；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按着社会注意市场化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的要求，1998年2月党的十五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1998年下半年我国进行了以“转变政府职能”为中心的涉及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政府机构改革；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2003年2月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2003年下半年我国进行了以“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加强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为方向的政府机构改革；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2008年2月十七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2008年3月我国开始以强化宏观调控职能、注重民生、建立大部制为内容的政府机构改革。在上述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党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设计师，是机构改革的发动者，是推动政府机构改革的动力。
然而，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并不直接参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与政府机构改革的具体实践活动，每个时期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都是在党的代表大会后由每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通过并执行，也就是说执政党的方针政策是通过政府来执行与实施的。正是由于我国政治制度的这一特点，则导致并形成了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动力另一个特征：政府既是机构改革的推动者，又是被改革的对象的主客同体现象。这种改革动力的主客同体现象在现实中使政府陷入了较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政府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而转变自身的职能，进行权力的分化与下放，以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另一方面市场本身又排斥政府行为，在市场不成熟的情况下，政府的职能保留到什么程度为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此时的政府进退两难。政府在机构改革中的这种主客同体的身份，增加了政府机构改革的难度和改革的成本。这种情况与西方国家政府机构改革的动力是社会主导、民众及社会组织参与不同，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的主体是单一的政府，政府是主动的进行自我革命，社会、民众参与得不够，没有形成广泛的社会基础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这也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为什么不断出现反复的原因所在。
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第三个动力就是财政压力。“财为庶政之母”。国家财政如力不从心，将严重影响政府职能的正常发挥，并迫使政府不得不进行机构改革。与世界各国政府机构改革动力相同，面对财政压力和迫于财政危机是西方各国政府机构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也不例外，这主要体现在前20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在1982-1998年的四次政府机构改革中都把裁减机构、撤并部门和人员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面对较大的财政压力。据估算，1995年底，我国由国家财政支付工资的所谓干部人员约为4712万人，中国人口12亿，官民比例约为1∶30，而解放初是1∶294，现在的比率是解放初的近10倍。[③]与自称“工业社会优等生”的日本相比，1983年政府官员为50万人，人口1.7788亿，官民比例为1∶236；美国1987年，官民比例为1∶83。[④]中国的官民比例约为日本的8倍、美国的3倍。在机构改革之初，我国政府机构庞大臃肿，必然加大社会的财政负担，使财政支出越来越大。从1979年到1989年，10年来中央财政几乎是年年赤字，1990年财政赤字达到150多亿元，[⑤]1998年财政赤字扩大到960亿元（预算赤字）。[⑥]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行政支出的迅猛增长。据财政部统计表明，1980年的行政事业费开支为404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0％左右；1991年，行政事业费开支达1409.5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7％；[⑦] 1996年比1993年行政管理费增长了83.4％，比同期财政收增长高出14个百分点。[⑧]据了解，全国为数不少的省份，财政收入的65％以上用于行政事业费开支，大多数县的行政事业费占财政收入的80％-90％以上。[⑨]针对这种情况，朱镕基总理曾经指出，“钱到哪里去了呢？政府机关庞大，‘吃饭财政'，把钱都吃光了。”[⑩]由此可见，财政压力是推动政府机构改革的临界动力。
如果说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外在动力的话，那么，党的方针政策与政府的自身革命及财政的压力则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内在动力。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是针对权力过于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简政放权入手的。一方面政府机构改革的内容顺应和体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与要求，另一方面政府机构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又有着明显的、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特殊的改革背景和战略选择引发了经济体制改革促进政府机构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形成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府机构改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促进的相关性局面。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政府机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点。
7、西方发达国家地方分权化改革的主要原因
西方发达国家地方分权化改革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1）地方分权是为了提高行专政效率。
（2）地方侵权是为属了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
（3）地方分权是为了适应政治民主化的需要。
从20世纪80年代，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迎接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经历了一场被称为“政府再造运动”的公共管理革命。这场革命在90年代
迅速扩展到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形成了世界性的政府改革浪潮。以英、美为代表的“政府再造运动”尤其深刻的背景和历史意义。一是社会历史形态的根本变化决定
了政府形态的变化，二是全球化的大趋势要求一个脱胎换骨的新政府，三是信息技术革命为打造型政府模式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和技术手段，四是政府职能膨胀引起的
财政危机为改革提供了直接的动因。因为国家政府改革才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