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跨国公司采取全球化的战略，在资本过剩的国家什么，在原材料和劳动力低廉的国家什么，在物资短缺的国家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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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球化后西方国家部分导致低端劳动力收入减少、贫富差距加大、增加社会成本、为什么做对自己没好处的事情
据说按照最初设计，全球化想要达到的目的，当然是欧美站在制造业的顶端，中国等欠发达国家居于中端，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不发达区域居于下端。。。现在基本如此。收获不可能面面俱到的。
3、什么是全球化利益
全球化
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界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纷纷引起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
经济全球化
世界经济日益成为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 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
中国许多传媒，经济学家，甚至政府官员，对于国际主流舆论所宣传的“全球化”，盲目接受，他们已经“升华”为国际主义者，只讲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是必然。最好的也不过少唱几句“双赢”，客观分析一下利弊而已。弊大又怎么样？方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
在无数个“全球化”论坛中，中国政府，企业和学术界都是积极参与者，没有什么人出来组织一个“反全球化论坛”。结果是巴西办了，世界上许多民间组织办了。---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吗？如果是，为什么没有反全球化的声音？中国“上层精英”们所唱的全球化，比发达国家还要起劲？这只能说明，中国的所谓“经济学主流”，已经严重脱离中国国情，他们的特殊利益，已经损害了中国人的总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我认为，中国必须要参与全球化，但是应该明确自己的基本利益和立场。
一、参与全球化不能消解民族国家利益和经济政治主权
90年代以来，被西方经济学家和媒体广泛宣传的“全球化，地球村”,与过去的“国际化”有根本性的不同。“国际化”是承认民族国家主权，民族经济，民族产业存在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受到国家关税和其他政策的限制与保护；产业的主体基本上限制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国际竞争的主体是国家。西方国家严格禁止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入，发展中国家保护国内产业，金融自由化尚未根本触动民族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
90年代以来甚嚣尘上的“全球化”概念，是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新经济，金融创新与危机，跨国公司扩张联系在一起的，美圆霸权联系在一起的，在本质上是要对民族国家主权，民族利益和民族产业进行解构。苏联的瓦解，美国对于单极霸权的图谋，海湾战争与科索沃战争，构成经济全球化的总背景。“全球化”的要点是：
第一，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企业经济效益，取代社会总体和长远利益；
第二，以跨国公司的全球经济效益，取代民族国家的国家综合效益。
第三，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产业整合，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产业。
第四，以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影响和限制民族国家的政府管理，甚至影响民族国家
的内政和政策制定，以国际协调，影响和限制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使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逐步削弱。
第五，以美圆的世界霸权，主导国际金融和汇率，操纵国际金融市场。
第六，以美国的新经济和技术优势，主导世界高科技发展，影响各国的国家安全。
第七，保持西方意识形态优势，树立舆论导向，以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知识分子的思想。
第八，西方国家继续禁止劳动力自由进入，专门吸引世界高科技人才流入，以保持人力资本的优势。
“全球化”概念以及上述基本战略和政策，在本质上是美国单极霸权主义的经济表现。不存在什么完全“客观的经济历史规律”，历史是人创造的，是无数利益主体自由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而作为“人为设计”的过程，“全球化”是由占据国际霸主地位的超级大国，以自己综合国力为担保所推动的，虽然在客观上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一定利益的实现，根本上是为霸主利益服务的。美国通过对国际组织的捐款，提供经费，取得了制定规则，裁判异端，调节纠纷的主导权，美国要保证它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运行，就要保证发展中国家得到一定的利益，保证国际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也要保证制裁那些不遵守规矩的国家，这就是霸主的权力，权利和义务。
美国以其强大国力维持国际秩序的运行，推动全球化。在全球大型跨国公司中，美国占了大部分，发达国家占了绝大部分；世界外汇储备是美圆；国际贸易70%是以美圆结算的；世界各国大量优秀人才和资金，流向了美国；2000年全球软件生产共16000亿美圆，美国占了12000多亿，印度占70亿美圆，中国只有几亿美圆，出口只有几千万美圆；美国占有全球大部分高科技发明专利，并且酝酿更大的突破，如生物工程，新一代互联网和计算机；美国还控制了国际贸易的流向。
中小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在政治上依附与美国的国家，可以丧失主权为代价，换得经济利益。比如日本在战后把自己置于美国核保护伞之下，节约大量国防经费，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战争后勤服务，赚取美圆外汇，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始积累；拉丁美洲作为美国的政治附庸，以引进外资实现经济起飞，墨西哥等国家甚至积极酝酿美圆化，将经济主权交给美国。
大国就不相同，没有不极力参与国际竞争的。日本和韩国一直在走经济民族主义的道路，这也是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资本要冲击它们的原因。巴西和加拿大这些美国的邻国也没有放弃任何一个机会，150座飞机不行，就生产100座以下的支线飞机。而欧洲4个国家，则联合起来生产空中客车，与美国的波音平分秋色。印度2000年有了原子弹，开始建造第3艘航空母舰，软件出口额达到68亿美元，中国仅1亿美圆。
象中国和俄罗斯在地缘政治，政治经济体制，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于美国不同的国家，更不可能全盘接受全球化。俄罗斯以自己的瓦解，并没有得到西方足够的援助。俄罗斯经济一部分已经倒退到自然经济，大部分人自己在院子里种植农作物为维持生活；重工业与核武库10年没有投资，还可能继续垮下去；所谓“货币改革”，卢布两次作废，等于两次将居民存款一扫而空，只是那些不动产和外汇的人再次大发其财；卢布的自由兑换是在贬值10000万倍以后，自发实现的。商业信用基本瓦解，黑社会趁虚而入，控制了相当部分经济；几个金融巨头操纵政治。近来甚至有消息说：俄罗斯居民大量死亡，导致平均年龄降低几岁，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即使如此，北约还是在东扩，外资也没有大量进入。
我们必须把握新经济和全球化的两重性,一方面把全球化作为客观历史过程,去积极适应。另一方面，又不能采取无批判无抵制的依附性战略,消极适应。新经济和全球化同时也是人为推动的主观创造过程,主要推动者是美国。新经济的技术标准,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的，美国推动的全球化带有霸权主义性质,只要中国不想分裂,不想成为美国的附庸国,就不能够被动接受全球化理论。
中国在政治上能够成为美国的附庸国吗？显然不能。即使没有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差别，也不可能。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全球化问题，与纯经济角度不同。前者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以国家总体利益为原则考虑问题的，地缘政治，讲的就是国家利益。美国的地缘政治学家特别多，地位非常高，说明美国十分重视自己国家的利益；而经济学是以企业和个人为基础，以经济效益为原则考虑问题的，中国的经济学家特别多，而且在90年代被捧为神学的，金钱成为信仰。90年代中国思想和政策的主流是以眼前经济利益代替国家长远利益。有无道理尚且不论，但这绝对不是在向美国学习。中国的精英（包括政治家，企业家和思想家），严重缺乏国家和民族意识，其原因是深刻的，这不是本文研究范围，但这个事实，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如果中国盲目接受“全球化”原则，将产生严重后果：两极分化越来越大，社会矛盾尖锐失去稳定；经济命脉被国际资本控制，国家经济安全不能保证；在国家战略上受制于西方国家，外交软弱无力；战略产业和国防产业不能独立，不能够有效保障国家领土的完整，甚至走向俄罗斯的悲剧。
二、排除劳动力自由流动，不是“全球化”的平等规则
全球化的实质是要消解国家主权。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能接受。实际上不是中国不愿意做，而是发达国家不希望中国完全纳入全球化。
国际经济学的主流派鼓吹的自由贸易，是以被它们歪曲了的“比较优势”为基础的，歪曲比较优势的关键之一，是把劳动力自由流动,排除于自由贸易之外；第二，是以静态比较利益代替动态比较利益。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应该向发达国家流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但国际规则是发达国家主导制订的,他们出于私利,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所有经济学教科书按照这种现实,把”劳动力不能够跨国界自由流动”,作为假设理论前提,作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基本区别。理论前提在书本上是假设的,但在现实中却是真实存在的。在单方面禁止劳动力自由流动以后,“比较优势”就变成了“比较成本”：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只能物化成为低成本的商品，向发达国家出口，人的优势转变成物的优势。廉价劳动力过不去，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就只能够过来，否则就无法与廉价劳动力结合，变成现实生产力。
被人奉为经典的所有西方国际经济学教科书，明白写着：“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区别，就是劳动力不能够自由流动，因为国家之间是有国界的”。这就是说：只有国家主权存在，限制外国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时候，才会有国际贸易；比较优势不能直接实现，而以物化形式表现出来----称为比较利益或者比较成本。在一国之内比如中国的中西部开发，谈不上比较成本，因为劳动力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许多人使用比较利益原则分析国内中西部关系，说明他们对于比较利益的无知，也可以说是被人误导，盲目接受并滥用比较利益原则。
真正平等的自由贸易规则，应该是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自由进入发达国家打工，此时，国际经济学就要改写，中国则会成为最为拥护“自由贸易”的国家。发达国家首先看重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他们允许技术移民，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自1990年以来，非洲每年有20000名人才流入发达国家，1985---1990年，非洲以12万美圆培养出来的60000名专家移居美国，欧洲和加拿大，共有150万名非洲人才在为发达国家服务。中国的北大清华，几乎成为美国大学的预科班。
发达国家也看中发展(相关,行情)中国家的市场，希望通过进口和直接投资占领之，为此，他们必须要允许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否则就没有贸易平衡。而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自由进入，或许在未来可以逐渐实现，那是最后一个实现“自由流动”的。这就是国际规则的不平等。
非常有趣的是，全世界两个最大的国家，中国和美国，都在人口方面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中国是计划生育，美国是限制移民。去年，美国把正式移民的名额从每年40000人，扩大到60000人，仍旧限制在高级科技人才的范围内。象中国的双重身份制度一样，在美国也有非常巨大的非法流动人口，大部分来自拉丁美洲。在美国的华人只有100多万，远比不上犹太人有600万。限制移民特别是中国人进入，是美国的“基本国策”。
美国文化有其自身的内在矛盾，这就是文化的开放性，制度的民主性和极少数白人种族主义既得利益集团的矛盾。美国的强大最根本因素之一，就是其文化的开放性，能够源源不断把全世界优秀的人才和思想吸引到美国。但移民太多，与有色人种通婚太多，就不能够白种人的延续，白种人也已经富裕到了不愿生孩子的程度，以至于出售婴儿正在成为“全球化自由贸易”一个大项目。这对于少数白人种族主义者来说，是根本性的危机。大约半个世纪以后，美国的白人将处于少数地位，那时，美国的民主制度，人权和文化价值观念，都面临根本性考验。
中国不完全融入全球化，其实对于发达国家是有好处的。国家有3要素：人口，国土和人口，中国的政府不被中国人喜欢，但美国人是应该喜欢的。因为它在配合发达国家政府，控制大多数人自由迁徙；在对外国投资实行“超国民待遇”，而歧视民族企业；在压抑农民的利益-----如果中国农民有美国或者日本农民那样的国会势力，美国还能够获得如此慷慨的农业条款吗？
三、大国需要动态比较利益
依靠外资实现原始积累，发挥静态比较优势，做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加工车间；利用后发优势引进先进技术，或者可以成为小国发展模式，或者也可以成为作为世界霸主同盟国和依附国的发展模式，惟独中国不行。
全球化不可能容纳中国大部分人口移民。我们只能够通过出口产品去实现劳动密集优势，这是中国的静态比较优势，改革开放22年，我们已经充分发掘了这个优势：在2500亿美圆出口中：制成品占80%，其中劳动密集型杂项产品（包括服装鞋类）占一半，资源原材料产品（包括轻纺，橡胶，金属制品）占20%。中国的进口中，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占70%，期于就是越来越多的资源进口，这样的静态比较优势，潜力已经不大。
在需求方面，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已经基本饱和。在供给方面，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的出口产品占国际市场的3%，东南亚出口占3%，到2010年将各占6%；双方产业结构同构，竞争极为激烈。中国2000年GNP是10000亿美圆，出口达到2500亿美圆，出口依存度25%，未来5年经济增长率年增7%，出口依存度即使不提高，出口额每年也要增加7%，将近200亿美圆，哪个国家能够吸收？不仅发达国家要反倾销，发展中国家更加难以容忍中国产品抢它们出口市场。不是中国自己不愿意继续发挥劳动密集优势，而是国际社会不允许。
从中国自身利益来看，强大的资源也只能够投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去和发达国家争抢“动态比较利益”。脱离产品的性质去讲什么“资源替代”是错误的，脱离发展去讲比较利益也是错误的。中国不能继续以1亿双鞋去换美国1架飞机，何况这个比价随着鞋的过剩和飞机技术的提高；鞋生产的过度竞争和飞机生产的寡头垄断，将越来越不利于中国。我们将陷入“出口贫困增长”：出口越多，国家越穷。
作为经济和人口大国，中国要利用静态比较优势制订短期战略，而以动态比较利益为依据制订长期战略，经济主导部门能反映世界产业结构发展的基本潮流并且相对独立。国家对国内外有关国计民生要素的流动方向，对国内外经济产出的方向，具有控制能力。在对外关系中，应该表现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存在着：无法融入国际社会的自身利益，这个利益也是国际利益的一部分：中国能够以自己的国土养活如此众多的人口，自身就给国际社会解决了问题，并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
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不能以所谓“国际惯例”吓唬和摆布中国。规则和不规则，是互相影响，互相适应的。5000亿美圆进入中国投资并赚钱，难到不是一直在适应中国的规则吗？中国应该适应国际规则特别是其中关于透明度部分，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并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在制定中体现中国的利益。
以数学模型论证虚假命题，是经济学界一大发明。中国也有人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计算比较成本，论证“零关税最好”。其理论错误在于：用僵死的眼光看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不承认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影响生产率。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一个企业生产过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生产成本越低。美国人早测算：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生产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考虑到学习效应，正好论证了动态比较利益和适度保护的意义。发展中国家生产过的“新产品”（现代工业产品）少，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生产率低于发达国家，相对成本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人们抱怨”国产小汽车的价格高”的根本原因。而要使新产品的相对成本降下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生产它们。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受到进口产品和引进外国设备的竞争，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会亏本，生产无法进行，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相对生产效率永远不会提高。如果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使生产它们的企业不至于亏损，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坚持一个时期之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其相对成本会随之下降。这样，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可能阻止了一国提高其历史上生产很少的产品的生产率，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有利于提高这种生产率。用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之父、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保护关税牺牲的是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经济政策本身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最典型例证。
我们必须真正理解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的相对比较利益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发展到要素禀赋理论就变成了”土地、劳动和资本”多种要素理论；但里昂惕夫发现了悖论：美国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与比较优势相反。新的解释是：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熟练劳动力，这就是最初的”人力资本”概念。后来又有需求偏好理论，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比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得更快，这是从需求而不是从供给角度考虑问题。最有价值的是所谓”技术差距论”，指出比较优势来自于技术差距。
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是先天注定的，而是前一个阶段有效投资的结果。把技术发展和产品寿命周期理论结合起来，可以从动态上解释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一个产品在创新期是技术密集型的，在成长期就变成资本密集型的，在成熟期变成熟练劳动密集型的，在衰退期就变成一般劳动密集型的。
“技术差距论”告诉我们，比较优势不是天然的，是历史上投资形成的，是可以培养并不断变动的。一个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不想堕入“出口贫困增长”，就必须在每一个经济发展阶段中进行巨额投资，培养战略产业，特别是基础性的创新。最基本最核心的技术，比如电脑芯片、飞机上的战斗雷达，只能自己开发，美国人是不会卖，也不会通过合资给我们的。不掌握这些核心技术，我国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对外依赖度将会越来越高，在关键时刻必然受制于美国，这个问题根本上说就是一个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甘心不甘心当美国的附属国的问题。
四、全球化不能妨碍国家安全
澳大利亚的小莫汉.马利指出:影响21世纪国家安全的7个趋势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技术扩散,全球化的民主浪潮,多极化的国际政治,国际体系性质变化,安全概念的变化,冲突焦点的变化。对亚太地区的威胁有两个方面:第一,传统冲突:大国的霸权斗争,成功国家民族国家的膨胀,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经济竞争,大规模毁伤武器的扩散。第二类,未来冲突的新根源:衰败国家的民族主义,文化和宗教信仰冲突,致命的轻武器扩散,石油,渔业和水资源的争议,难民潮和人口流动,生态灾难,恐怖主义.给21世纪的国家构成多重灾难。
全球化对于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不可：
第一，新经济发展过快，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技术标准和关键零部件。目前全世界的芯片绝大部分是美国生产的，这是电脑的核心部件，如果我们在普及网络以后许多年仍不能独立生产,恐怕就不仅仅是让外国人多赚钱的问题了。我国工业的现代化,主要依靠设备进口,工业的进口依存度已经超过30%,甚至更高。
第二，经济高速增长导致进口依赖度增加。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科学技术差距在拉大。与日本相比，单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都在50％-70％；而我国，“六五”期间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还占到32％，“七五”期间反而降到24％。90年代以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机电快速发展，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目前中国铁矿石自给率为80%左右，氧化铝为70%左右，铜精矿为40%左右，铬铁矿为40%左右，钾盐仅为6%。2010年14亿人口需要消耗50亿吨标准煤（包括29亿吨原油），8亿吨钢和17亿吨铁矿石。中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到2010年能够保证需要的只有24种，需要进口2亿吨。到2020年的需求量将是目前2倍，矿产品短缺量为2。5---3亿吨，能够保证需要的仅6种。铁、铜、锰、铬等金属矿产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21世纪中叶除煤外，绝大部分矿产品均需国外资源补充。国内年木材缺口6000万立方米，进口粮食进口5千万吨。大量进口需要大量出口，年增长率不能低于12%，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将从3%上升到18％，迫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
能源矿产结构性矛盾突出，石油、天然气资源家底不清，后备资源严重不足，1993年成为能源净进口国，其中每年石油进口量迅增1000万吨左右，中国未来能源供需的缺口将会越来越大，石油进口依存度，1995年6.6%，2000年25%。2010年30%，2020年50%以上。2001年我国进口石油7000多万吨，花费200亿美圆。到2005年将缺口1亿吨左右。2010年我国石油产量1.5亿吨。要生产3.5亿吨钢，需要进口8亿吨原油和3亿吨铁矿石。石油进口超过5000万吨，国内经济运行会受制于国际市场，超过一亿吨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安全。国际石油跨国公司垄断国际石油市场，商业利益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利益一致，我国石油安全迫在眉睫。
中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是47%，5年以后可能达到65-70%，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又影响国际市场，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全球化不可能消解国家主权的原因。
第三，国家安全因过多引进外资受到影响。以高关税特别是提高关税实际保护率的办法，保护国内产业，其结果就是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比如到2006年我国按照WTO规定，将轿车的关税从100%降低到20%，但是轿车零件的进口关税为10%，这就是以提高实际保护率的办法，促使外国资本进入，以合资企业产品代替进口整车。因此，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就成为最好的“全球化”方式。
至1999年12月底，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076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4201亿美元，占全国20%；工业产值17696亿元，占工业产值的27.7%；涉外税收1648亿元,占全国15%。未来5年以国内市场为代价，每年可以吸收600亿美圆，但外商直接投资不是越多越好。
首先，很难通过合资方式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外国设备过多会冲垮国内机器制造业。
其次，国内关键产业如飞机制造，数控机床，电脑芯片等，会被跨国公司整合和控制难以独立发展。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主导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跨国合并，收购和合资形式向全球投资，往往是内部分工的结果，海外合资企业仍然受总公司指挥。中国最大的外资企业是德国的巴斯夫，在中国有9家化工企业，从尼龙，地毯，醇，涂料，维生素，乙烯，染料，乳胶，到分散体，形成系列产品分工体系。国内企业受到行政系统（条条块块）的分割，缺乏内在的技术和生产联系，即使掌握大部分股份，也很难敌得过跨国公司的技术，商业和金融控制。第三，“国内市场”也不是轻易可以让得出来的。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占领市场意味着最终得到外汇而不是人民币；我们让出国内市场，就要承诺外商人民币利润的自由兑换。目前外商投资的国内人民币利润每年大约2000亿人民币，只有10%左右兑换成外汇汇出，其余留在国内再投资了。数年之后，利润总额将积累到20000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亿美圆，等于国家外汇储备。如果在突发事件下集中要求兑换，就难免诱发外汇金融货币危机。
4、全球化的批评者认为,为什么全球化会导致最不发达国家的污染增加和劳动力剥削?
全球化会导致最不发达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商品倾销地和原料产地。
而且最不发达国家没有足够的工业能力进行垃圾回收重新利用和消除污染。
所以必然导致最不发达国家的污染增加和劳动力剥削。
5、全球化背景下劳动关系法应该增补哪些内容?
《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是协调劳动关系、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需要，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台背景主要有：
1、《劳动法》严重滞后。制定于12年前的《劳动法》在实施过程中已日益显现出适用范围窄、劳动合同短期化、劳动关系法制化落实难等严重滞后于现实需要的弊端。
2、政府执政理念发生重要转变。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本届政府的执政理念之一是构建和谐社会。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活动中，必须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放在首位，因为劳动关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广泛、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直接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关系着劳动者能否获得权利的充分保护，企业能否获得良好的发展空间，国家能否获得可持续性发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劳动合同法》是我国建立和维护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基础性劳动法律规范。
3、“强资本、弱劳工”的基本国情。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有必要制定《劳动合同法》。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就业市场严峻，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始终存在，用人单位相对于劳动者无论是在经济上、组织上、就业市场上、资源的配置上都处于强势地位。“强资本、弱劳工”现象在劳动关系领域普遍存在，在劳动领域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如：农民工工资拖欠，黑煤窑奴役“劳工”，“血汗工厂”屡禁不绝，用人单位拖欠社会保险费，劳动争议案件连年递增等，劳动关系领域的不和谐、不稳定现象，既损及劳动者权益，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障碍，也带来严重的政治问题，劳动风险有可能演化为社会风险，甚而政治风险，会引发社会动荡。
4、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我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制造业发展迅速，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产品价格包含劳动力的价格，我国丰富的、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成为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的因素之一。但一国竞争力的维持与提高不能长久、持续地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在国际贸易竞争十分激烈的今天，不少发达国家出于对本国市场、就业的保护，利用“反倾销”、“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限制我国产品的输出，使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进行国际竞争越来越困难。
制定《劳动合同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的必然，是建立和发展和谐社会的必然，同样也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劳工权益维护，社会和谐发展，提升科学技术水平，社会进步和文明的必然要求。
《劳动合同法》适用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
6、经济全球化下的劳工实际收入是不是下降了？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指出．经济一体化及商品、劳务、资本和人员的国际流动给绝大多数劳动者带来新的机会，增加了他们的福利。但是，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悬殊，在劳动权利保障和劳工标准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而不同的劳动权利和劳工标准意味着不同的劳动力成本，进而影响到各国的竞争力。有些发达国家开始实施降低工资和社会福利的阶段性措施，放松劳工标准以降低本国劳工成本，而有些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和扩大出口．也竞相标榜、维持低廉劳动力成本的优势。
7、苹果的全球化给当地及海外市场带来怎样的利弊?
市场中占据主动,以领先于竞争对手的产品率
先赢得消费者,占领市场。
苹果的全球化产业链布局为苹果带来了
非凡的成功,也在客观上推动了相关国家、地
区和企业的发展,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同时
也把苹果的管理方式推向了全世界。所谓的
“苹果挽救了台湾”,其实是多赢的局面,也是
全球化产业链的正常结果。所以以富士康为代
表的苹果代工企业,客观上成为全球化链条中
的得益者,但实际上是全球化的必要环节。
乔布斯已去,但苹果仍在,苹果的创新不
会停止。就算苹果倒下,人类的智慧和追求永
存,企业创新的脚步不会停止,全球化的脚步
不会停止。
8、影响劳动力参与率的因素包括哪些
1、年龄、性别
从性别上看，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远低于男性。一方面是由于女性在社会分工中更多地承担了家庭中子女的抚育责任和更多的家务劳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上劳动力雇佣方对女性劳动力的歧视。随着七、八十年代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许多适合由女性从事的职业逐步出现，才使得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偏低的局面有所改善。
在劳动力参与率的性别差异中，两者之间相差的程度还呈现出随着年龄的不同而不同的特征。这主要是由于不同年龄的人群往往有着不同的劳动偏好和不同的社会责任，从而使不同年龄段的劳动力参与率各不相同。
2、教育发展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全球化竞争的加剧，使得知识和技能在企业发展和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市场竞争的激励，企业对人才所具备的能力要求的提升，使得当今社会就业形势异常严峻。
竞争的激烈使得更多的劳动者选择接受高等教育来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含量，这就推迟了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从而降低总体的劳动力参与率。近年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受教育者的比例有所升高，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增大，中国劳动力参与率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3、收入增长
收入因素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劳动者单位就业收入的增加会加大闲暇的机会成本，从而诱使一些原来没有加入就业队伍的人开始选择工作，促使劳动参与率的提高。特别是对于一些家庭收入水平不高的人来说，收入因素将会是决定增加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
这种影响就是收入增长对劳动供给的收入效应。另一方面，收入的增加又可能会使得一些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劳动者退出劳动力队伍，从而降低劳动参与率，体现出收入增长对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
收入的增加对个人劳动力参与抉择的影响是相反的，这两种效应对个人影响的强弱将最终影响个人参与劳动的决策，从而影响总体的劳动力参与率。
4、产业结构
在宏观经济中，产业结构也是影响劳动力参与率的因素之一。由于第三产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最大，因此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比例也决定了劳动力参与率的大小。
在60-70年代西方各国的高速增长时期，各国第三产业增长较快，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带动了这些发达国家总体劳动力参与率的上升。劳动力参与率这个衡量指标，体现出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反映出人们参与劳动的状况。
它受到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也因此折射出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可以说，劳动力参与率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指示器。偏高或偏低的劳动力参与率，都表明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相应的问题。
(8)全球化与劳动力扩展资料：
劳动力参与率相关延伸资讯：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最大潜力
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最大潜力，就是通过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稳定农业转移劳动力在城镇的就业。目前1.6亿进城农民工没有获得城镇户籍，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完全，所以他们在城镇的就业并不稳定，并且通常在退休年龄之前就返乡了。改变这种状况，可使整体劳动参与率得到显著提升。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可以通过保持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而达到。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偏高，继续向外转移仍可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