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何正確認識全球化下的文化多元化
科技的發展越來越趨向一體化。在這種趨勢下，作為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精神文化(哲學、宗教、倫理、文學、藝術等)走向如何呢？是否也將和經濟、科技一樣逐漸一體化，也就是說逐漸「趨同」呢？這類文化有沒有可能，或者有沒有必要持續多元發展？
文化多元發展的重要意義
多元文化的發展是歷史的事實。三千餘年來，以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為代表的希臘文化傳統、以孔、老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傳統、以猶太教先知為代表的希伯萊文化傳統以及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傳統和非洲文化傳統等始終深深地影響著當今的人類社會。
從歷史來看，文化發展首先依賴於人類學習的能力以及將知識傳遞給下一代的能力。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每一代人都會為他們生活的時代增添一些新的內容，包括他們從那一時代社會所吸收的東西、他們自己的創造，當然也包括他們接觸到的外來文化的影響。這個傳遞的過程有縱向的繼承，也有橫向的開拓。前者是對主流文化的「趨同」，後者是對主流文化的「離異」；前者起整合作用，後者起開拓作用，對文化發展來說都是必不可少，橫向開拓尤其重要。對一門學科來說，橫向開拓意味著外來的影響、對其他學科知識的利用和對原來不受重視的邊緣文化的開發。這三種因素都是並時性地發生，同時改變著縱向發展的方向。
三種因素中，最值得重視、最復雜的是外來文化的影響。就拿今天的西方文化來說，無論是在歐洲還是美國，我們到處可以聽到或看到非洲的音樂和雕塑，日本的版畫和建築以及古代中國園林裝飾的影響。至於本世紀20年代古埃及法老圖坦克海默(Tutankhamu1343¾¾1325BC.)墓葬的出土在西方電影、時裝、爵士樂、舞蹈包裝、珠寶設計等等多方面所引起的古埃及熱就更是不用說了。直到90年代，埃及金字塔還是美國最著名的游樂場所拉斯維加斯藝術設計思想最重要的靈感資源。恰如英國哲學家羅素1922年在《中西文化比較》一文中所說：
「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過去已被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希臘學習埃及，羅馬借鑒希臘，阿拉伯參照羅馬帝國，中世紀的歐洲又摹仿阿拉伯，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則仿效拜占庭帝國」[1] 。
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歐洲文化發展到今天之所以還有強大的生命力正是因為它能不斷吸收不同文化的因素，使自己不斷得到豐富和更新。同樣，中國文化也是不斷吸收外來文化而得到發展的。眾所周知，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大大促進中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的發展。可以說中國文化受惠於印度佛教，同時，印度佛教又在中國得到發揚光大，其在中國的成就遠遠甚於印度本土。在印度佛教與中國本土文化結合的過程中，印度佛教中國化形成了新的佛教宗派，如天台、華嚴、禪宗。這些新的佛教宗派不僅影響了宋明新儒學的發展，而且又傳入朝鮮和日本，給那裡的文化帶來了巨大影響。顯然，正是不同文化的差異構成了一個文化的寶庫，經常誘發人們的靈感而導致某種文化的革新。沒有差異，沒有文化的多元發展，就不可能出現今天多姿多彩的人類文化。
全球化與多元化的關系
從現狀來看，雖然多元文化的現象從來就存在，但「多元化」的提出本身卻是全球化的結果。全球化一般是指經濟體制的一體化、科學技術的標准化，特別是電訊網路的高度發達，三者不可避免地將世界各地連接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使龐大的地球變成了一個「地球村」。全球化使某些強勢文化遍及全世界，大有將其他文化全部「同化」和「吞並」之勢，似乎全球化與文化的多元發展很難兩全。其實，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沒有全球化，多元化的問題顯然也是不可能提出的。
首先是全球化促進了殖民體系的瓦解，造就了全球化的後殖民社會。原殖民地國家取得了合法的獨立地位後，最先面臨的就是從各方面確認自己的獨立身份，而自己民族的獨特文化，正是確認獨特身份最重要的因素。二戰以來，馬來西亞為強調其民族統一性堅持以馬來語為國語；以色列決定將長期以來僅僅用於宗教儀式的希伯萊文重新恢復為日常通用語言；一些東方領導人和學者為了強調自身文化的特殊性提出了「亞洲價值」觀念等。這些都說明當今文化並未因世界經濟和科技的一體化而「趨同」反而是向著多元的方向發展。後殖民主義顯然為多元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經濟全球化和後殖民狀態也在西方社會引起了階段性的大變動，這就是在文化方面以後現代性為標志的後工業社會。後現代性大大促進了各種「中心論」的解體。世界各個角落都成了聯成整體的地球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每一部分都有自己存在的合法性，過去統帥一切的「普遍規律」和宰制各個地區的「大敘述」面臨挑戰。人們最關心的不再是沒有具體實質、沒有時間限制的「純粹的理想形式」，而首先是活生生地存在、行動，感受著痛苦和愉悅的「身體」。它周圍的一切都不固定，都是隨著這個身體的心情和視角的變化而變化的。這對於多元文化的發展實在是一個極大的解放。正是由於這一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深刻轉變，對「他者」的尋求，對文化多元發展的關切等問題才被紛紛提了出來。人們認識到不僅需要吸收他種文化以豐富自己，而且需要在與他種文化的比照中更深入地認識自己以求發展，這就需要擴大視野，了解與自己的生活習慣、思維定勢全然不同的他種文化。法國學者於連·法朗索瓦在他的一篇新作《為什麼我們西方人研究哲學不能繞過中國？》中有一段話說得很好。他認為：
我們選擇出發，也就是選擇離開，以創造遠景思維的空間。在一切異國情調的最遠處，這樣的迂迴有條不紊。人們這樣穿越中國也是為了更好地閱讀希臘：盡管有認識上的斷層，但由於遺傳，我們與希臘思想有某種與生俱來的熟悉，所以為了解它，也為了發現它，我們不得不割斷這種熟悉，構成一種外在的觀點[2]。
其實，這個道理早就被中國哲人所認知。宋代著名詩人蘇東坡有一首詩寫道：「橫看成嶺側成峰，上下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要造成一種「遠景思維的空間」，「構成一種外在的觀點」。要真正認識自己，除了自己作為主體，要有這種「外在觀點」而外，還要參照其他主體(他人)從不同角度，不同文化環境對自己的看法。有時候，自己長期並不覺察的東西經「他人」提醒，往往會得到意想不到的發展。還有一種情況是參照者和被參照者並不直接發生關系，但兩者同時存在於某一范圍之內，就會構成一個「文化場」，而產生可以互相說明的對照，這種對照使兩者都顯示出新的特點。這種對照不管是否顯示出來，兩者之間都會發生一種潛在的關系。正如中國古代哲人所說的：我們所以會提出「龜無毛」，「兔無角」這樣的說法，就因為存在著未曾論述的、潛在的、可以用作比照的「有毛」、「有角」的東西，否則就毫無意義。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會期望龜變成「有毛」、兔變為「有角」，而是希望在與潛在的參照物的比照中更加認識和發現「無毛」、「無角」之物的特點。這些古老的中國睿智雖然早已存在，但也只有在「後現代」、後殖民狀態的今天才能古為今用、系統化，得到新的發展。
當然，最後，還應提到全球化所帶來的物質和文化的極大豐富也為原來貧困地區的人們創造了在發展物質文化的同時也發展自身精神文化的條件。正是受賜於經濟和科技的發達，人類的相互交往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頻繁，旅遊事業的開發遍及世界各個角落。一些偏僻地區、不為人知的少數民族文化正是由於旅遊和傳媒的開發才廣為人知和得到發展。盡管在這一過程中，不免會有形式化(儀式化)的弊病，但總會吸引更多人關注某種文化的特色和未來。
保持純粹與互相影響的悖論
一方面是全球化(趨同)，一方面是多元化(離異)，兩者同時並存，就存在一個悖論：要保存文化的多樣性，那當然是各種文化越純粹、越「地道」越好，但不同文化之間又不可避免地互相滲透、吸取，這種互相吸收和補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否有悖於保存原來文化的特點和差異？這種滲透交流的結果是不是會使世界文化的差異逐漸縮小，乃至因混同而消失呢？
首先，從歷史發展來看，一種文化對他種文化的吸收總是通過自己的文化眼光和文化框架來進行的，很少會全盤照搬而多半是取其所需。例如佛教傳入中國，得到很大發展，但在印度曾頗為發達的佛教唯識宗由於其與中國傳統思維方式抵觸過大，很快就已絕跡；又如陳寅恪所指出的：由於與中國傳統倫理觀念不能相容，佛藏中「涉及男女性交諸要義」的部分，「縱篤信之教徒，亦復不能奉受」，「大抵靜默不置一語」。[3]法國象徵派詩歌對30年代中國詩歌的影響亦復如是。當時，蘭波、凡爾侖的詩歌被大量譯介，而作為法國象徵主義詩歌傑出代表的馬拉梅在中國的影響卻絕無僅有。這些都說明了文化接觸中的一種最初的選擇。
其次，一種文化對他種文化的接受也不大可能原封不動地移植。一種文化被引進後，往往不會再按原來軌道發展，而是與當地文化相結合產生出新的，甚至更加輝煌的結果。希臘文化首先是傳入阿拉伯，在那裡得到豐富和發展，然後再到西歐，成為歐洲文化的基石。印度佛教傳入中國，與中國原有的文化相結合產生了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天台、華嚴、禪宗等。這些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又成為中國宋明新儒學發展的重要契機。這種文化異地發展的現象，歷史上屢屢發生。可見兩種文化的相互影響和吸收不是一個「同化」、「合一」的過程，而是一個在不同環境中轉化為新物的過程。正如中國古話所說：「和則生物，同則不繼」，也就是說，只有在不同中互相促進，才能創造新物，如果全然相同，就不可能繼續發展。如此在不同選擇、不同條件下創造出來的新物，不再有舊物原來的「純粹」，但它仍然是從舊物的基因中脫穎而出，仍然具有不同於他物的獨特之處，因此全球化和多元化的相互作用，其結果並不是「趨同」乃至「混一」如熱學第二定律所規定的，冷熱水混同的程度不斷加大，終於成為溫水而完全停滯不動，而是在新的基礎上產生新的不同。當然，這並不排斥在漫長的社會發展進程中，人們(特別是非政治的普通老百姓)會逐漸形成共同的價值標准，如和平發展、環境保護以及某些普世倫理等，這些共同的認知對於人類和平共處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即使是這些為數不多的共同認知在不同的地區和民族也還有其不同的標准、理解和不同的表現形式。
全球化與多元化進程中的兩種危險
過分強調「離異」或「趨同」，其結果就是「文化孤立主義」或「文化霸權主義」。
取得獨立的民族要求發展自身文化的迫切願望，往往會會導致文化孤立主義。有些人深感文化多元發展遇到的種種阻礙和挫折及其遠非樂觀的前景，唯恐自身民族文化有被淹沒的可能，於是奮起突出彰顯本民族文化，這對於保護和發展世界文化的多樣性無疑具有重要意義。遺憾的是在這一潮流中，封閉、孤立、倒退的文化孤立主義也隨機而生。文化孤立主義無視數百年來各民族文化交往，相互影響的歷史，反對文化交往和溝通，要求返回並發掘「未受任何外來影響的」、「以本土話語闡述的」、「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其實，這樣的本土文化只能是一種假設。如果我們說的不是「已成的」、不會再變的文化「遺跡」，如青銅器、古建築之類，而是世世代代由不同人們的創造累積而成的不斷發展的文化傳統，那它就必然蘊涵著不同時代、受著各個層面的外來影響的人們對各種文化現象的選擇、保存和創造性詮釋。排除這一切去尋求本源，必然不會發現什麼有價值的結果。
文化孤立主義常常混跡於後殖民主義的文化身份研究，但它們之間有根本的不同。後者是在後殖民主義眾聲喧嘩、交互影響的文化語境中，從歷史出發為自身的文化特點尋求定位；文化孤立主義則是不顧歷史的發展，不顧當前縱橫交錯的各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只執著於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虛構自己的「文化原貌」。由此出發，就有可能導致一種文化上的封閉性和排他性：只強調本文化的優越而忽略本文化可能存在的缺失；只強調本文化的「純潔」而反對和其他文化交往和溝通，惟恐受到「污染」；只強調本文化的「統一」而畏懼新的發展，以至對外採取文化上的隔絕和孤立政策，對內壓制本文化內部求新、求變的積極因素，結果是導致本文化的停滯，衰微。其實，即便是處於同一文化內部，不同群體和個人對於事物的理解也並不相同，強求統一與不變，其結果只能是撲滅生機，帶來自身文化的封閉和衰微。
另一方面，必須看到某種依仗自己的經濟、政治、文化優勢，處處強加於人，企圖以自己的意識形態一統天下的「文化霸權主義」也還實際存在。科索沃一戰使人更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這種霸權主義也不只是存在於西方，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夢想者並未絕滅，西方中心主義要真正從人們的思想中根除還也需要很長的時期。義大利比較文學研究者，羅馬知識大學的阿爾蒙多.尼茲(ArmandoGnisci)教授在他那篇極有見地的文章《作為「非殖民化」學科的比較文學》中深刻地指出：
「如果對於擺脫了西方殖民的國家來說，比較文學學科代表一種理解研究和實現非殖民化的方式；那麼，對於我們所有歐洲學者來說，它卻代表著一種思考、一種自我批評及學習的形式，或者說是從我們自身的殖民中解脫的方式。這並非虛言，條件是我們確實認為自己屬於一個『後殖民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前殖民者應學會和前被殖民者一樣生活、共存。我說的『學科』與西方學院體制的專業領域毫無關系，相反，它關繫到一種自我批評以及對自己和他人的教育、改造。這是一種苦修(askesis)。」[4]
與此相反，也還有某些西方政治家公開以自身的意識形態強加於人，並以此作為統治國家的首要決策。例如曾經鼓吹文化沖突將引起世界大戰的亨廷頓(SamuelHuntington)不久前又著文指出，美國的流行文化和消費品席捲全世界，滲透到最邊遠、最抗拒的社會，在經濟、意識形態軍事技術和文化方面居於壓倒優勢，但「要想重新喚起較強的國家特性感，還需要戰勝美國存在的崇尚多樣性及多文化主義的思想」。他甚至得出結論說：「如果多文化盛行，如果對開明的民主制度的共識發生分歧，那麼，美國就可能同蘇聯一道落進歷史的垃圾堆！」為了維系這種「共識」，「增強人民之間的凝聚力」，就必須製造一個「假想敵」！這雖然並不代表大多數，但亦可見要戰勝各種「中心論」，走向文化的多元發展實在還有很長的路程。[5]
在全球意識觀照下的文化多元發展
總的說來，在可以預見到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不同傳統的文化，特別是在人類文化史上曾經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不同文化還會長期得到繼續發展，當然也很難說一切民族文化都能永世長存。歷史已經證實從長遠來看，一些文化興起，一些文化衰亡是不可避免的事實，目前存在的各種文化，由於種種原因，也可能有一部分會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逐漸衰落而消失。得以長存的首要條件就是在人類文化發展的進程中能否作出自己特有的貢獻而有益於其他文化。如果一種民族文化以封閉求發展，只追求回復自身固有的模式，而無視如何將自身獨特的文化，開發為當今世界文化發展的有益資源，從而參與未來世界文化的建設，那就難免被世界所遺忘。
所謂「在全球意識觀照下」也就是在發展自己文化的同時，力求考慮到全球文化發展的需要，研究人類發展中所遭遇的共同問題，為促進這些問題的解決作出自己文化所能作出的特殊貢獻，並以此作為自己文化發展的主要方向。
2、如何認識全球化戰略中的跨文化現象
一、知識共同體不以專家式的知識交流為自己的目標，它要處理的是專家式交流所遮蔽的文化差異乃至文化沖突問題，並進而以反省各自知識處境和共有彼此的困境為目標；
二、知識共同體的對話以不同學科的研究者和實踐知識分子之間的對話為前提，而不是以了解和研究對方文化的某一個領域為前提。因此，參加者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是對於本國文化和社會基本問題的危機感和介入能力，以及對現有知識狀況的反省精神；
三、知識共同體反對實體化和制度化，也反對以民族或文化的代言人自居；因此，我們主張以個人的身份加入對話和討論，保持流動性的交流過程，力求以有限的時間和交流揭示盡可能多的問題，尋找超越國別框架的思考基點。
在上述原則下，我們邀請了中國和日本不同學科和不同行業的知識分子，從1997年開始每年一次舉行研討會，並且除掉少數幾人作為持續性的參加者以創造對話的某種連續性之外，盡可能每次更換參加者以求保持對話的開放性。到現在為止，這一活動已經進行了四次，它帶來的收獲是多樣的和意味深長的。而且，一切收獲都來自沖突和誤解本身。可以說，知識共同體的運動過程，提供了一個相對豐富的考察全球化與文化差異相關性的有效視角。命名的困難：自由的個人如何可能？
"知識共同體"是一個非常易於被誤解的稱謂。首先，共同體這個語詞顯然與我們的初衷相反，具有很強的實體性語感。更何況，在歷史語境中，共同體總是帶有某種封閉性和排他性；但是，隨著全球化的進程，共同體這個語詞已經被悄悄地改頭換面注入了新的國際政治經濟內容。各種名目的經濟政治"共同體"以凌駕於民族國家之上的形態出現在當今世界舞台上。不言而喻，國際政治經濟"共同體"包含著不平等的霸權關系，它的發展所帶來的，是新的和更隱蔽的權利關系格局。因此，使用這個語詞為我們所進行的嘗試命名，實在有瓜田李下之嫌。
其實，在命名的當初，我們並沒有更多的考慮。一個潛在的願望僅僅是，當世界充滿形形色色的"共同體"的時候，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有一個知識人的共同體？我們能否擁有一個超越民族國家框架的共通性知識立場？我們能否在新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語詞？
然而，當命名一旦成立，就引來了很多不同的意見。恰恰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在事後才意識到，這個充滿了歧義的稱謂其實最准確地勾勒了我們的知識處境。
在最初的一次會議上，我們在知識共同體前面加了"中日・日中"的字樣。於是，每個參加者的"代表權"受到了我們自己的質疑。我們是否能夠代表自己的國家/文化？回答當然是否定的；但是問題再深入一步，就不容易回答了：既然如此，我們是否是自由的個人？自由的個人如何才是可能的？
這就是第一次會議上出現的主要分歧之一。中國的學者為這次會議設定的討論是清理各自的知識處境，交流各自知識界的基本狀況，來自日本的學者覺得這是一個無法討論的問題，所以他們建議把話題具體化為"市民社會"、"公共領域"、"本土傳統與現代性"等等通常被專業化討論關注的內容。但是，這樣的討論並沒有妨礙最初的設計，因為當討論深入之後，立刻出現了各自知識處境的分歧點。日本學者強烈地對於中國學者們毫無抵觸地自稱"知識分子"表示了抵觸，他們相當敏銳地感覺到中國學者們具有潛在的精英意識和對於"民眾"居高臨下的心理；為此，他們坦誠地表示自己不是相對於民眾的知識分子；而中國學者則認為日本學者拒絕使用知識分子與民眾這樣的分類不證明他們與民眾認同，哪怕在日本已經不存在所謂"民眾"，也不妨礙日本的學院精英保持清高。在這樣的分歧點上，日本學者表現出來的對於所有問題的知識性態度與中國學者表達的對於知識背後的社會現實的憂患意識也發生了沖突。當有的日本學者試圖把這種差異歸納為時間差異，即日本已經經過了中國現在的這個階段，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的時候，引起了中國學者強烈不滿。可以說，第一次討論在沒有找到接觸點的情況下不歡而散，而各自就知識分子定位問題所思考的歷史脈絡沒有得到真正呈現。
3、如何評價文化全球化的觀點
技的發展越來越趨向一體化。在這種趨勢下，作為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精神文化(哲學、宗教、倫理、文學、藝術等)走向如何呢？是否也將和經濟、科技一樣逐漸一體化，也就是說逐漸「趨同」呢？這類文化有沒有可能，或者有沒有必要持續多元發展？
文化多元發展的重要意義
多元文化的發展是歷史的事實。三千餘年來，以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為代表的希臘文化傳統、以孔、老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傳統、以猶太教先知為代表的希伯萊文化傳統以及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傳統和非洲文化傳統等始終深深地影響著當今的人類社會。
從歷史來看，文化發展首先依賴於人類學習的能力以及將知識傳遞給下一代的能力。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每一代人都會為他們生活的時代增添一些新的內容，包括他們從那一時代社會所吸收的東西、他們自己的創造，當然也包括他們接觸到的外來文化的影響。這個傳遞的過程有縱向的繼承，也有橫向的開拓。前者是對主流文化的「趨同」，後者是對主流文化的「離異」；前者起整合作用，後者起開拓作用，對文化發展來說都是必不可少，橫向開拓尤其重要。對一門學科來說，橫向開拓意味著外來的影響、對其他學科知識的利用和對原來不受重視的邊緣文化的開發。這三種因素都是並時性地發生，同時改變著縱向發展的方向。
三種因素中，最值得重視、最復雜的是外來文化的影響。就拿今天的西方文化來說，無論是在歐洲還是美國，我們到處可以聽到或看到非洲的音樂和雕塑，日本的版畫和建築以及古代中國園林裝飾的影響。至於本世紀20年代古埃及法老圖坦克海默(Tutankhamu1343¾¾1325BC.)墓葬的出土在西方電影、時裝、爵士樂、舞蹈包裝、珠寶設計等等多方面所引起的古埃及熱就更是不用說了。直到90年代，埃及金字塔還是美國最著名的游樂場所拉斯維加斯藝術設計思想最重要的靈感資源。恰如英國哲學家羅素1922年在《中西文化比較》一文中所說：
「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過去已被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希臘學習埃及，羅馬借鑒希臘，阿拉伯參照羅馬帝國，中世紀的歐洲又摹仿阿拉伯，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則仿效拜占庭帝國」[1] 。
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歐洲文化發展到今天之所以還有強大的生命力正是因為它能不斷吸收不同文化的因素，使自己不斷得到豐富和更新。同樣，中國文化也是不斷吸收外來文化而得到發展的。眾所周知，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大大促進中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的發展。可以說中國文化受惠於印度佛教，同時，印度佛教又在中國得到發揚光大，其在中國的成就遠遠甚於印度本土。在印度佛教與中國本土文化結合的過程中，印度佛教中國化形成了新的佛教宗派，如天台、華嚴、禪宗。這些新的佛教宗派不僅影響了宋明新儒學的發展，而且又傳入朝鮮和日本，給那裡的文化帶來了巨大影響。顯然，正是不同文化的差異構成了一個文化的寶庫，經常誘發人們的靈感而導致某種文化的革新。沒有差異，沒有文化的多元發展，就不可能出現今天多姿多彩的人類文化。
全球化與多元化的關系
從現狀來看，雖然多元文化的現象從來就存在，但「多元化」的提出本身卻是全球化的結果。全球化一般是指經濟體制的一體化、科學技術的標准化，特別是電訊網路的高度發達，三者不可避免地將世界各地連接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使龐大的地球變成了一個「地球村」。全球化使某些強勢文化遍及全世界，大有將其他文化全部「同化」和「吞並」之勢，似乎全球化與文化的多元發展很難兩全。其實，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沒有全球化，多元化的問題顯然也是不可能提出的。
首先是全球化促進了殖民體系的瓦解，造就了全球化的後殖民社會。原殖民地國家取得了合法的獨立地位後，最先面臨的就是從各方面確認自己的獨立身份，而自己民族的獨特文化，正是確認獨特身份最重要的因素。二戰以來，馬來西亞為強調其民族統一性堅持以馬來語為國語；以色列決定將長期以來僅僅用於宗教儀式的希伯萊文重新恢復為日常通用語言；一些東方領導人和學者為了強調自身文化的特殊性提出了「亞洲價值」觀念等。這些都說明當今文化並未因世界經濟和科技的一體化而「趨同」反而是向著多元的方向發展。後殖民主義顯然為多元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經濟全球化和後殖民狀態也在西方社會引起了階段性的大變動，這就是在文化方面以後現代性為標志的後工業社會。後現代性大大促進了各種「中心論」的解體。世界各個角落都成了聯成整體的地球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每一部分都有自己存在的合法性，過去統帥一切的「普遍規律」和宰制各個地區的「大敘述」面臨挑戰。人們最關心的不再是沒有具體實質、沒有時間限制的「純粹的理想形式」，而首先是活生生地存在、行動，感受著痛苦和愉悅的「身體」。它周圍的一切都不固定，都是隨著這個身體的心情和視角的變化而變化的。這對於多元文化的發展實在是一個極大的解放。正是由於這一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深刻轉變，對「他者」的尋求，對文化多元發展的關切等問題才被紛紛提了出來。人們認識到不僅需要吸收他種文化以豐富自己，而且需要在與他種文化的比照中更深入地認識自己以求發展，這就需要擴大視野，了解與自己的生活習慣、思維定勢全然不同的他種文化。法國學者於連·法朗索瓦在他的一篇新作《為什麼我們西方人研究哲學不能繞過中國？》中有一段話說得很好。他認為：
我們選擇出發，也就是選擇離開，以創造遠景思維的空間。在一切異國情調的最遠處，這樣的迂迴有條不紊。人們這樣穿越中國也是為了更好地閱讀希臘：盡管有認識上的斷層，但由於遺傳，我們與希臘思想有某種與生俱來的熟悉，所以為了解它，也為了發現它，我們不得不割斷這種熟悉，構成一種外在的觀點[2]。
其實，這個道理早就被中國哲人所認知。宋代著名詩人蘇東坡有一首詩寫道：「橫看成嶺側成峰，上下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要造成一種「遠景思維的空間」，「構成一種外在的觀點」。要真正認識自己，除了自己作為主體，要有這種「外在觀點」而外，還要參照其他主體(他人)從不同角度，不同文化環境對自己的看法。有時候，自己長期並不覺察的東西經「他人」提醒，往往會得到意想不到的發展。還有一種情況是參照者和被參照者並不直接發生關系，但兩者同時存在於某一范圍之內，就會構成一個「文化場」，而產生可以互相說明的對照，這種對照使兩者都顯示出新的特點。這種對照不管是否顯示出來，兩者之間都會發生一種潛在的關系。正如中國古代哲人所說的：我們所以會提出「龜無毛」，「兔無角」這樣的說法，就因為存在著未曾論述的、潛在的、可以用作比照的「有毛」、「有角」的東西，否則就毫無意義。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會期望龜變成「有毛」、兔變為「有角」，而是希望在與潛在的參照物的比照中更加認識和發現「無毛」、「無角」之物的特點。這些古老的中國睿智雖然早已存在，但也只有在「後現代」、後殖民狀態的今天才能古為今用、系統化，得到新的發展。
當然，最後，還應提到全球化所帶來的物質和文化的極大豐富也為原來貧困地區的人們創造了在發展物質文化的同時也發展自身精神文化的條件。正是受賜於經濟和科技的發達，人類的相互交往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頻繁，旅遊事業的開發遍及世界各個角落。一些偏僻地區、不為人知的少數民族文化正是由於旅遊和傳媒的開發才廣為人知和得到發展。盡管在這一過程中，不免會有形式化(儀式化)的弊病，但總會吸引更多人關注某種文化的特色和未來。
保持純粹與互相影響的悖論
一方面是全球化(趨同)，一方面是多元化(離異)，兩者同時並存，就存在一個悖論：要保存文化的多樣性，那當然是各種文化越純粹、越「地道」越好，但不同文化之間又不可避免地互相滲透、吸取，這種互相吸收和補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否有悖於保存原來文化的特點和差異？這種滲透交流的結果是不是會使世界文化的差異逐漸縮小，乃至因混同而消失呢？
首先，從歷史發展來看，一種文化對他種文化的吸收總是通過自己的文化眼光和文化框架來進行的，很少會全盤照搬而多半是取其所需。例如佛教傳入中國，得到很大發展，但在印度曾頗為發達的佛教唯識宗由於其與中國傳統思維方式抵觸過大，很快就已絕跡；又如陳寅恪所指出的：由於與中國傳統倫理觀念不能相容，佛藏中「涉及男女性交諸要義」的部分，「縱篤信之教徒，亦復不能奉受」，「大抵靜默不置一語」。[3]法國象徵派詩歌對30年代中國詩歌的影響亦復如是。當時，蘭波、凡爾侖的詩歌被大量譯介，而作為法國象徵主義詩歌傑出代表的馬拉梅在中國的影響卻絕無僅有。這些都說明了文化接觸中的一種最初的選擇。
其次，一種文化對他種文化的接受也不大可能原封不動地移植。一種文化被引進後，往往不會再按原來軌道發展，而是與當地文化相結合產生出新的，甚至更加輝煌的結果。希臘文化首先是傳入阿拉伯，在那裡得到豐富和發展，然後再到西歐，成為歐洲文化的基石。印度佛教傳入中國，與中國原有的文化相結合產生了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天台、華嚴、禪宗等。這些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又成為中國宋明新儒學發展的重要契機。這種文化異地發展的現象，歷史上屢屢發生。可見兩種文化的相互影響和吸收不是一個「同化」、「合一」的過程，而是一個在不同環境中轉化為新物的過程。正如中國古話所說：「和則生物，同則不繼」，也就是說，只有在不同中互相促進，才能創造新物，如果全然相同，就不可能繼續發展。如此在不同選擇、不同條件下創造出來的新物，不再有舊物原來的「純粹」，但它仍然是從舊物的基因中脫穎而出，仍然具有不同於他物的獨特之處，因此全球化和多元化的相互作用，其結果並不是「趨同」乃至「混一」如熱學第二定律所規定的，冷熱水混同的程度不斷加大，終於成為溫水而完全停滯不動，而是在新的基礎上產生新的不同。當然，這並不排斥在漫長的社會發展進程中，人們(特別是非政治的普通老百姓)會逐漸形成共同的價值標准，如和平發展、環境保護以及某些普世倫理等，這些共同的認知對於人類和平共處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即使是這些為數不多的共同認知在不同的地區和民族也還有其不同的標准、理解和不同的表現形式。
全球化與多元化進程中的兩種危險
過分強調「離異」或「趨同」，其結果就是「文化孤立主義」或「文化霸權主義」。
取得獨立的民族要求發展自身文化的迫切願望，往往會會導致文化孤立主義。有些人深感文化多元發展遇到的種種阻礙和挫折及其遠非樂觀的前景，唯恐自身民族文化有被淹沒的可能，於是奮起突出彰顯本民族文化，這對於保護和發展世界文化的多樣性無疑具有重要意義。遺憾的是在這一潮流中，封閉、孤立、倒退的文化孤立主義也隨機而生。文化孤立主義無視數百年來各民族文化交往，相互影響的歷史，反對文化交往和溝通，要求返回並發掘「未受任何外來影響的」、「以本土話語闡述的」、「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其實，這樣的本土文化只能是一種假設。如果我們說的不是「已成的」、不會再變的文化「遺跡」，如青銅器、古建築之類，而是世世代代由不同人們的創造累積而成的不斷發展的文化傳統，那它就必然蘊涵著不同時代、受著各個層面的外來影響的人們對各種文化現象的選擇、保存和創造性詮釋。排除這一切去尋求本源，必然不會發現什麼有價值的結果。
文化孤立主義常常混跡於後殖民主義的文化身份研究，但它們之間有根本的不同。後者是在後殖民主義眾聲喧嘩、交互影響的文化語境中，從歷史出發為自身的文化特點尋求定位；文化孤立主義則是不顧歷史的發展，不顧當前縱橫交錯的各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只執著於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虛構自己的「文化原貌」。由此出發，就有可能導致一種文化上的封閉性和排他性：只強調本文化的優越而忽略本文化可能存在的缺失；只強調本文化的「純潔」而反對和其他文化交往和溝通，惟恐受到「污染」；只強調本文化的「統一」而畏懼新的發展，以至對外採取文化上的隔絕和孤立政策，對內壓制本文化內部求新、求變的積極因素，結果是導致本文化的停滯，衰微。其實，即便是處於同一文化內部，不同群體和個人對於事物的理解也並不相同，強求統一與不變，其結果只能是撲滅生機，帶來自身文化的封閉和衰微。
另一方面，必須看到某種依仗自己的經濟、政治、文化優勢，處處強加於人，企圖以自己的意識形態一統天下的「文化霸權主義」也還實際存在。科索沃一戰使人更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這種霸權主義也不只是存在於西方，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夢想者並未絕滅，西方中心主義要真正從人們的思想中根除還也需要很長的時期。義大利比較文學研究者，羅馬知識大學的阿爾蒙多.尼茲(ArmandoGnisci)教授在他那篇極有見地的文章《作為「非殖民化」學科的比較文學》中深刻地指出：
「如果對於擺脫了西方殖民的國家來說，比較文學學科代表一種理解研究和實現非殖民化的方式；那麼，對於我們所有歐洲學者來說，它卻代表著一種思考、一種自我批評及學習的形式，或者說是從我們自身的殖民中解脫的方式。這並非虛言，條件是我們確實認為自己屬於一個『後殖民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前殖民者應學會和前被殖民者一樣生活、共存。我說的『學科』與西方學院體制的專業領域毫無關系，相反，它關繫到一種自我批評以及對自己和他人的教育、改造。這是一種苦修(askesis)。」[4]
與此相反，也還有某些西方政治家公開以自身的意識形態強加於人，並以此作為統治國家的首要決策。例如曾經鼓吹文化沖突將引起世界大戰的亨廷頓(SamuelHuntington)不久前又著文指出，美國的流行文化和消費品席捲全世界，滲透到最邊遠、最抗拒的社會，在經濟、意識形態軍事技術和文化方面居於壓倒優勢，但「要想重新喚起較強的國家特性感，還需要戰勝美國存在的崇尚多樣性及多文化主義的思想」。他甚至得出結論說：「如果多文化盛行，如果對開明的民主制度的共識發生分歧，那麼，美國就可能同蘇聯一道落進歷史的垃圾堆！」為了維系這種「共識」，「增強人民之間的凝聚力」，就必須製造一個「假想敵」！這雖然並不代表大多數，但亦可見要戰勝各種「中心論」，走向文化的多元發展實在還有很長的路程。[5]
在全球意識觀照下的文化多元發展
總的說來，在可以預見到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不同傳統的文化，特別是在人類文化史上曾經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不同文化還會長期得到繼續發展，當然也很難說一切民族文化都能永世長存。歷史已經證實從長遠來看，一些文化興起，一些文化衰亡是不可避免的事實，目前存在的各種文化，由於種種原因，也可能有一部分會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逐漸衰落而消失。得以長存的首要條件就是在人類文化發展的進程中能否作出自己特有的貢獻而有益於其他文化。如果一種民族文化以封閉求發展，只追求回復自身固有的模式，而無視如何將自身獨特的文化，開發為當今世界文化發展的有益資源，從而參與未來世界文化的建設，那就難免被世界所遺忘。
4、全球化語境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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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球化語境下的風險社會
從風險社會的角度看，全球化的發展使風險社會的出現成為可能，因為風險的後果在全球化背景下跨越了政治地理邊界，出現了全球風險；全球風險推動了不同文化和社會之間風險共識的形成，產生了全球風險意識或文化。這樣全球風險與全球風險意識就構成了新背景下風險的主—客觀形式。
具體來說，全球化與風險社會的關系體現在四個方面：
首先，全球化大大增加了風險的來源。「我們需要了解的是這樣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變化是第一位的，而且是沒有限制的。越來越快的技術的變化，以及生產、消費和信息的全球化，終於使我們認識到，要想使任何一種事物固定不變，那是不可能的。」全球化的核心內容是人員、物質、資本、信息等跨國界和大陸流動的加速以及各個國家、社會、人群相互聯系和依賴的增強。這必然導致原來限於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風險擴散到更多的國家和地區。這些風險在擴散的過程中，彼此間還可能產生互動關系，產生新的風險源，增強風險的後果。對於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風險源的增加包括三種：（1）輸入型。流動的加強帶來了新的風險源。最典型的是傳染病的蔓延和外來物種的入侵。（2）捲入型。這種風險主要發生在相鄰國家和地區之間，空氣、河流、貨幣本位體系等是主要的擴散載體。它與輸入型風險的區別有兩點：一是它更加需要某種系統性載體，二是後者的種類更加多樣。（3）誘發型。一些外部風險發生後誘發了類似的或另外種類的風險在該國家或地區的發生，典型的是風險恐慌的產生以及通過比照，人們對治理機制產生的不信任。風險源的增加必然帶來風險種類的增多。
其次，全球化放大了風險的影響和潛在後果。風險影響的放大主要是通過兩種渠道實現的。一是相互依存的加深提高了風險後果承擔者的數量。吉登斯說：「較多的相互依賴，上至全球化的獨立系統，意味著在作為一個整體而影響到那些系統的不幸事件，在發生時就會有更大的易受傷害性。」二是發達的現代通訊技術使更多的人意識到風險的潛在後果，也容易因為信息的不完整導致過度恐慌。典型的事件就是1990年代末期出現的金融危機的連鎖反應。心理的恐慌放大了風險的破壞力。
再次，全球化推動了全球風險意識或文化的形成。現代通訊技術的發展克服了時間與空間對人類交往的限制，提高了不同社會下的人群對同一事件的「在場感」以及經驗、認識和知識的相互交流。「地球村」就是對這種交往擴大和深化的形象描繪。風險社會中的風險是「文明的風險」，或者說是人類的風險。因此，面對共同的風險，人類有了基本的整體性共識：在全球風險下，只有相互合作才能保持人類「種」的延續。但是，全球風險意識還只是雛形。各種利益的存在割裂了全球風險意識，使之常常屈服在具體的、局部的利益之下。
最後，全球化呼喚著並推動著風險治理機制的變革。風險來源與影響的全球化使得治理風險遇到了諸多悖論，比如：減少風險的措施可能給處於風險中的相關人員造成更大的風險；為某個社會行為者創造安全的舉措可能無意識地給另一個行為者帶來更大的風險；減少風險的政策可能給所有行為者帶來不安全；某個團體的樂觀行為可能對另一個團體產生意想不到的不安全；對一個團體的保護可能造成了對所有團體的傷害。風險悖論說明了現代治理機制遇到了危機，必須進行全面改革。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全球化為治理機制的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比如多元治理主體的出現、全球性共識的達成、風險治理和傳統的國家中心治理機制的關系等。
總之，全球化的發展提升了風險秩序以及風險社會的公共性，使之具有了全球公共品和公共空間的特質。這對於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的現代治理形態提出了挑戰。
6、流行文化的發展同西方文化全球化過程有什麼關系
文化全球化的內涵及其主要表現
何謂文化全球化?並沒有一致的、明確的定義。「全球化」概念本身具有多種含義,「文化」也是個含糊不清的用語。在討論文化全球化問題時,大致有以下幾種對「文化全球化」的理解:
第一種理解:文化全球化指一種共同的或單一的文化的形成,可稱為文化同質論。這種觀點承襲了早先現代化話語,尤其是工業社會趨同論的思路,把文化全球化看作是經濟全球化的結果,認為由經濟、政治、科技等方面的發展決定,冷戰後世界「文化變化的方向是更加趨於均一」,「文化差異的重要性將變得越來越小」1。第二種理解:文化全球化是同質化與異質化同時進行的過程,或者是全球化與本土化的辯證並行。這種理解認為全球化同時也是一個異質化的過程。如韓國總理李洪九博士1995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演講時,強調「世界化並不是一元化,而是只有在追求多元化時才有其價值」2。第三種理解否認文化全球化的存在。塞繆爾•亨廷頓是對全球化話語的重要批判者。他提出著名的文明沖突論,論證世界歷史的發展將強化文明間的差異和沖突,因此必須用區域化(歐美一體化)來對抗,以捍衛和保護西方文明。亨廷頓的悖論在於,他把注意力從民族國家(為數眾多)轉向被稱為文明的「文化實體」(七大或八大文明),本身就是對全球化語境的一種反應。
由此可見,盡管眾說紛紜,但人們都不能否認,當下世界文化發展的確出現了新的變化,以往的理論話語已不能夠涵蓋這種事實,以致有必要提出新的話語作為理論研究的工具。文化全球化話語是對全球文化關系的不斷變化的結構——新的統一和新的分化——的回應,同時也是把握這些變化的一種新的認識論需要。文化全球化這個概念包括客觀進程、主觀戰略和主客觀相互作用的發展過程三個層次的內容。其主要表現為:
第一,全球意識的形成:客觀現實。一方面是全球的文化交流空前頻繁,另一方面是解決全球問題的需要促使全球意識的形成。由於全球問題關涉整個人類的共同命運,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應在承認國際社會存在共同利益、人類文化現象具有共同性的基礎上,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分歧,克服民族、國家和集團的限制,從全球的角度去考察和認識社會生活與歷史現象,這便形成了全球意識。全球意識在廣義上包括生態環境意識和求同存異意識,表現為規范、價值觀等方面的廣泛共享,以及在世界一切文化之間進行的雙邊和多邊的文化對話、溝通、交流。
第二,西方文化擴張:主觀戰略。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冷戰後調整戰略,推行文化擴張,建構文化霸權,力圖把非西方文化納入自己的文化體系。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就主張用西方的價值觀念來改變世界,只不過在今天,這種過程更多地採用了新的形式:政治+文化;經濟+文化;技術+文化。以美國為例,美國一方面加強西方政治價值觀的推廣,頻頻用人權觀念干涉別國內政;另一方面實施「知識產權戰略」,率先為互聯網自由貿易區確定規則,將技術的邊界視為它新的西部和傳播美國精神的新天地。就連理論話語也成為美國文化擴張的工具,如阿里夫•德里克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全球化作為一種話語似乎變得越來越普遍,但是對它的最熱情的宣傳是來自舊的權力中心,尤其是來自美國,因而實際上更加劇了對霸權企圖的懷疑。」
第三,消費文化盛行的國際趨勢:實際進程。文化全球化的實際發展進程是錯綜復雜的,但其主線一目瞭然,即:消費文化全球盛行。與之相關涉的兩個特徵是文化的商品化和大眾文化的勃興。地球變小了的客觀現實加上西方文化擴張的強烈慾望,使文化生產和消費的全球化成為可能。文化工業興起於西方,迅速波及第三世界。由於第三世界文化生產力水平落後,西方(以好萊塢夢幻工廠為典型)就成為全球的文化工廠,其他非西方國家則成為巨大的消費群和西方文化的傾銷市場。在第三世界內部,新興的文化工業賣力地模仿和追隨西方文化工業的操作模式,精英文化、主流文化面臨外來文化和內部大眾文化的雙重挑戰。
由於西方國家在經濟、技術、科學、資本、規范等方面積累的先發的優勢,文化全球化的客觀進程浸透著西方文化擴張的強烈主觀意圖,全球化的方向是單向(西方指向非西方)多於雙向、多向,使其客觀的演進過程實質上成為資本主義文化新擴張。文化全球化的真面目是全球文化西化、「美化」。
7、下列各句中，加點的成語使用恰當的一句是 ( ) A．調查表明，解決了在全球化語境中自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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