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什麼是雙重邊際化
雙重邊際化：指製造商和分銷商都有一定的市場力量，如果兩者缺乏協調時的定價決策，就會導致最終價格高於使製造商和分銷商總利潤水平最大化的水平。
2、什麼是全球化？
就是讓不同地方不同文化的人聯繫到一起來，可以學到不同地區的不同的文化也可以讓別的地方的人學到自己的東西全球化是有利於學習和推廣
3、經濟全球化的作用
4、世界經濟全球化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作用
經濟全球化與資本市場的矛盾
經濟全球化是一柄」雙刃劍」,雙重效應凸顯。它適應資本主義經濟擴張的需要,在世界范圍推進生產的社會化、商品化和現代化,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產業結構得到調整和升級,資本主義的國際協調和干預有所加強,延緩了資本主義的衰亡期;與此同時,經濟全球化使資本主義經濟擴張在地緣上達到極至,資本的增殖、商品貿易放量、生產擴大很難通過開辟新的處女地來實現。這表明,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依舊在經濟全球化形態下發生作用。而且經濟全球化使世界各國經濟連結成為一個巨系統,其中任何一個環節發生阻滯,都會影響整個世界經濟的正常運行,使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呈現出更大的脆弱性,爆發新的危機的可能性增大。概言之,經濟全球化使資本主義經濟得到更新,擴大了資本主義的生存空間,但卻不能使資本主義獲得永生。資本主義的部分質變,改變不了資本主義的根本屬性和固有矛盾,最終會釀成資本主義的衰亡。
一、經濟全球化未消除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
經濟全球化是生產社會化向國際全方位延伸的結果,資本在全球范圍的急劇擴張是其強大的推動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憑借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主導地位,把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從國內推展到國外,只是擴大了矛盾作用的地域范圍,並未消弭產生矛盾的社會經濟關系。資本主義藉助對經濟全球化初期的主導雖可暫時緩解自身的矛盾,但卻不可避免其固有矛盾再度激化和尖銳起來,使資本主義各國陷入危機四伏而不能解脫的境地。1.經濟全球化並未化解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在資本主義歷程中,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尖銳化,是導致資本主義頻繁發生周期性危機的總根源。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大危機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獲得發展,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對經濟加強了宏觀調控和實行經濟計劃化,並在新科技革命的拉動下出現了資本主義世界戰後經濟繁榮。但好景不長,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又發生了以滯脹為特徵的新的經濟危機,它說明,在資本主義體制框架內採取國家強力干預經濟的辦法並不能標本兼治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頑症。從80年代起,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另闢新徑,新自由主義受寵,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重新掀起私有化浪潮,並在全球拓展自由的市場經濟。綜觀資本主義在其體制內進行的改革和調整的軌跡,在所有制方面,就是國有化和私有化的交替;在調節手段方面,就是國家干預和自由放任的反復。這樣的轉換沒有改變整個社會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的性質,不過是在私人制的范圍內兜圈子,其目的是為了擺脫危機和止住利潤下滑。經濟全球化從體制上說是市場經濟的全球化,市場經濟在發揮資源配置全球化優點的同時,也把其弱點全球化了。市場經濟固有的盲目性、滯後性和外部不經濟等問題都加大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脆弱性。誠然,資本主義國家可以通過國際經濟協調,就一些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採取共同行動,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固有矛盾,消除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致命弊病,相反使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全球層次上崩潰的可能性增大。目前國際金融市場上,股票和游資猛增,截止到1998年3月底,美國、歐盟和日本的股票市值總額達34萬億美元,超過全球國內生產總值之和。僅美國一家的股市總值就高達17萬億美元,是其國內生產總值的兩倍,遠遠超過1929年經濟大蕭條前夜82%的水平。全球有游資7.5萬億美元,外匯市場上的交易額平均每天達1.5萬億美元,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控制這個巨大的市場。[2](P.12)金融市場的異常活躍給世界經濟注入了活力,但也潛伏著巨大的動盪和危機。墨西哥金融危機、巴林銀行倒閉、日本經濟持續低迷、東西亞金融危機等等,都是市場經濟弱點的公開化,它們的不良經營往往顯露於事後。
2.經濟全球化並未消解資本主義社會的勞資矛盾。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體現在階級關繫上,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勞資矛盾。經濟全球化對這一矛盾的調節越出一國范圍,而需要建立世界性的調節機制,但在資本主義居主導地位的世界生產方式的條件下,這種調節又是失效的。生產的全球化使勞資矛盾擴展到全世界,形成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全世界資產階級的對立和沖突。生產全球化使資本壟斷財團能夠將生產資本快速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那麼資本流出國的工人就會失去工作崗位,造成不同國家工人階級的相互競爭。近10年來,美國經濟保持強勁增長,投資回報率高,跨國公司的資本大量湧入,使美國成為外資投入第一大國,帶來美國就業崗位增加,失業率降低;而日本經濟持續走低,資本需求不足,工人就業崗位大量減少。不僅發達國家的工人間存在就業競爭,而且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工人之間也存在競爭。生產全球化使跨國企業集團把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利用那裡生產成本低來獲得高額利潤,使發達國家失業率增加,中產階級也漸次落入失業隊伍。然而,工人就業的世界性競爭的根源,或者說工人階級失業的根源,不在經濟全球化,不在工人階級自身,而在於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存在和發展,在於資本家的惟利是圖。
3.經濟全球化也未緩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經濟全球化加深了發達國家間經濟的相互依存度,要求通過國際代寫論文協調機制共同對付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但主要資本主義大國間的經濟政治力量是不平衡的,它們在世界經濟主導權、地區充當的角色和世界市場份額等方面始終存在著爭斗。世界惟一超級大國美國與日本、歐盟在經濟、政治、安全等領域存在廣泛的矛盾;日本與歐盟的矛盾主要表現在經濟領域里的激烈摩擦;歐盟成員國之間的矛盾錯綜復雜,不僅有大國與小國之間的矛盾,也有大國之間的矛盾,如英德矛盾、法德矛盾、英法矛盾。在全球事務中,美國以「鞏固民主堡壘」之名,行維持和加強自己的「領導地位」之實,圖謀建立獨霸世界的新秩序。西歐國家和日本在冷戰結束後,認為「共產主義」的威脅已解除,它們都拒絕在未來的世界新格局中充當美國的小伙計,主張在西方大國間確立「平等的夥伴關系」,共同主宰世界。西歐國家和日本力圖在「歐洲人的歐洲」和「亞洲人的亞洲」的口號下,逐步削弱並最終排斥美國對地區事務的干預和操縱,分別把歐、亞事務的主導權掌握在自己手中,並以此作為爭取與美國平等地位的立足點。可見,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就會起作用,它們的矛盾和沖突就不可能徹底緩和。
4.經濟全球化更未消除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當下由少數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最大限度地照顧到發達國家的利益,它們制定的經濟活動規則很少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最不發達國家有被日益邊緣化的危險,不公平的游戲規則勢必使南北差距和矛盾呈現擴大和激化的趨勢。目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領域里的矛盾主要表現為剝削與反剝削的斗爭。近年來,發達國家常常以「自由貿易」、「公平競爭」為名,大量向發展中國家傾銷高附加值商品,為了阻止發展中國家的商品進入,發達國家不時揮舞反傾銷大棒向發展中國家徵收所謂「懲罰」性關稅。同時還在國內設置各種貿易壁壘,加強貿易保護主義,在對發展中國家提供經濟援助時附加苛刻的條件,使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困難增大,經濟形勢惡化。正如有人指出的:「全球化的神經中樞是在北美、歐洲、日本這些相互聯系的經濟體,可是風暴一來,受打擊最大的卻是經濟結構不健全的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只有少數國家縮小了同『北方』的差距,可是對於大多數國家來說,這個差距是擴大了。」[3]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政治領域里的矛盾主要表現為控制與反控制的斗爭。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大國力圖用自己的政治模式、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去改造發展中國家,對於不服從他們意志的施加政治壓力和經濟制裁,對於俯首聽命的國家施以經濟援助予以鼓勵。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軍事領域里的矛盾表現為干涉與反干涉的斗爭。冷戰結束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拋出「新干涉主義」,鼓噪」人權高於主權」,明顯增加了對弱小國家的軍事干涉,干涉的原因涵蓋國家戰略、經濟利益、政治意圖、軍事安全各方面,民族、宗教、內戰和人權都成為他們發動軍事打擊的借口。可以肯定地說,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矛盾沖突,在資本主義制度在全世界占優勢的情況下是不能消除和解決的,它的最終解決有待於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制度在全世界居支配地位。
二、經濟全球化使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產生新的矛盾和爆發新的危機的可能性陡增
經濟全球化既促進了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力的發展,又增大了資本主義矛盾和危機爆發的可能性。這種雙重效應共存於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之中。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全球資本主義構成為一個既對立又統一、既依存又排斥、既合作又競爭的矛盾體系。資本主義奔走世界各地,其經濟活動的目的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追逐利潤使其向外擴張,形成爭霸和壟斷局面。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方面的矛盾目前主要通過貿易、投資和貨幣展現出來:
1.愈演愈烈的「貿易戰」。資本主義打從出生以來,市場始終是資本主義經濟生存和發展的不可或缺條件,一切貿易的參與者都希望獲利。由於各國之間經濟實力、產業結構和市場開放程度存在差異,且這些因素又處在不斷變動中,因而導致相互之間的貿易失衡,常常引發摩擦,形成你來我往的「貿易戰」。發達國家之間「貿易戰」的形式多種多樣。通過提高關稅稅率或徵收附加稅,引起被徵收國進行報復,相應地也對對方的出口徵收高稅率,形成關稅之爭;一國通過貨幣貶值造成對方貨幣升值,使對方商品價格上揚,競爭力減弱,這時對方也會採取措施使本國貨幣強制貶值,形成匯率之爭;在進口配額上,當一國對另一國商品的進入實行限制時,被限制一方也採取對應的報復措施,形成配額之爭,等等。貿易戰可能是雙邊的,是一國對付另一國,也可能是多邊的,一國針對多個國家採取。這種貿易戰往往形成限制和反限制、報復和反報復的此起彼伏局面。美國政府近年來,推行「優先美國利益」的貿易政策,使美日和美歐之間經常發生貿易戰,激化了彼此之間的矛盾。2.投資戰互有攻防。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在本國政府的鼓勵和支持下,繞過對方國家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在該國投資建廠,就地銷售產品,對他國市場實行戰略佔領,各發達國家如法炮製,使相互之間直接投資增加,誘發「投資戰」。近年來,美國一方面通過對外國資本的監督限制別國對本國市場的佔領;另一方面又主動出擊,為繞過西歐的關稅壁壘掀起「把工廠遷到歐洲去」的浪潮,以投資替代出口,佔領西歐市場,又以西歐為基礎向其他地區滲透。而西歐國家也不甘落後,用內外兩手同美國在投資上展開攻防戰。一手是對外國資本的活動採取限制措施,對批准外國公司設立設置障礙;另一手是採取優惠政策增強本國公司的競爭力,鼓勵和支持他們不斷擴大對美投資。
3.貨幣戰旗鼓相當。貨幣問題歷來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角力的重要領域。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英鎊是世界主要的國際支付手段和儲藏貨幣。一戰後,英鎊地位衰落,美元逐漸走強。1944年,美國憑借其巨大經濟和軍事實力,通過布雷頓森林會議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使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國家的貨幣與美元掛鉤,從此,美元獲得凌架於其他國家貨幣之上的壟斷地位,成為主要的國際貿易支付手段和儲藏貨幣。美國利用美元的強勢,在很長的時期里操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控制和干涉別國的金融。隨著美國實力的相對衰落,美元危機頻繁發生,引發了國際貨幣體制的改革,各國紛紛宣布實行浮動匯率制,終於使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制度在20世紀70年代崩潰。目前美元雖然在國際貨幣中還有巨大影響,但貨幣多元體制的格局正在形成。從1999年1月1日起,歐盟11國率先實現貨幣聯盟,歐元正式啟動。到2003年11國貨幣統由歐元取代,屆時歐元將取代德國馬克、法國法朗、義大利里拉、荷蘭盾、英國的英鎊。因此,歐元的啟動必將對美元的地位構成嚴重挑戰,貨幣大戰看來在所難免。
經濟全球化不僅使發達國家矛盾和摩擦增多,而且世界任何國家或經濟體如果發生經濟動盪或危機,都會勃發全球聯動,危及其他國家的經濟安全。近20年來,全球各國曾發生近百次大小不等的金融波動、震盪和危機,各國為消解這種波動或危機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東盟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平均下降了7%[4](P.51),經濟形勢的惡化導致這些國家的失業率上升,貧困人口激增,金融危機演變成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直到有的國家政府倒台。這場危機充分顯露出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金融體系的脆弱性。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它極具滲透力和擴散勢能,金融資源的高速和跨國界流動使經濟發展的不確定因素增多。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如果各國不增強防範金融危機的共同意識,建立健全全球金融監管和防範的有效機制,就難以保證國際金融體系的良好運行,而規模龐大和流轉迅捷及投機性極強的金融業就是全球經濟的脆弱點,是最易誘發全球性經濟危機的導火索。隨著全球生產力過剩,經濟成長速度將放緩,金融形勢緊張將加劇,爆發國際金融危機的概率上升。世界銀行副行長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認為,經濟全球化下的金融危機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的任務是使這些危機不要那麼頻繁,不要那麼嚴重,特別是不要對最脆弱的人造成那麼多不利影響」。[5](P.12)
三、經濟全球化微觀張力強勁與宏觀協調機制滯後的矛盾愈益顯露
當代經濟全球化的主導力量來自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跨國公司則充當了微觀經濟活動的主體,而經濟全球化的體制基礎是市場經濟。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和中國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後,全球經濟體制幾乎都變成了市場經濟。全球經濟體制的統一,促進了有限的經濟資源在全球范圍的有效配置,節約了稀缺的社會資源,降低了勞動消耗。但全球經濟體制的一體化也把市場經濟的消極因素全球化了。市場難以有效地提供和滿足社會公用性產品的需求,更難以做到對許多公用性資源進行合理配置;市場競爭導致壟斷,壟斷的發展則會反過來破壞經濟活動主體間的平等競爭規則,造成市場效率下降;市場經濟的調節在收入分配方面無法兼顧效率與公平,從而不可能真正實現社會的公正;市場的微觀主體的活動都是以利益最大化為驅動,既不能自覺體現社會經濟長遠發展目標,也不能自動保障社會總供求的平衡,盲目性十分突出。經濟全球化擴大和發展了市場,引起的全球化問題也隨之增多:(1)大國經濟競爭劇烈。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日歐三足鼎立的世界經濟格局最終確立,三方競爭激烈,沖突頻仍。美國近年來經濟強勁增長,止住了經濟地位下滑的頹勢,依然是世界頭號經濟大國;日本經濟雖持續數年低迷,但卻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在各方面仍具有向美國挑戰的能力;歐盟一體化取得明顯進展,其經濟實力總和超過美國,重奪世界經濟主導權的願望十分強烈。大國的競爭加劇了相互之間的矛盾沖突,時常發生你來我往的貿易戰、投資戰和貨幣戰。(2)跨國公司的壟斷和兼並趨勢迅猛。目前跨國公司的購並浪潮此起彼伏,壟斷進一步發展,這種勢頭雖對經濟全球化有促進作用,但也加劇了世界市場的競爭,形成對世界經濟一些領域的壟斷,對各國的經濟安全也構成了威脅。經濟運行風險增大。經濟全球化使世界各國經濟緊密聯系和相互依存,每個國家及其企業都是世界生產和經營有機體系的一個部分和環節。在這樣的緊密聯系和依存狀態下,任何一個經濟體或部分發生危機,哪怕是極小的經濟體發生危機,都可能引起全球性的危機和災難。(4)經濟增長的制約因素范化。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勞動就業、財政貨幣、社會副利、國際收支等因素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的關系。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這種相互作用關系越出國界擴展到全世界,這些因素對經濟增長制約的解決單靠一國的能力是不夠的,必須由相關國家的共同協調來解決。(5)全球性的公平問題突出。經濟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識化使一些人通過對先進技術的持有或投機性的炒作,在短時間內暴富,而非技術熟練的勞動者和資本缺乏者收入很低,貧富差距在個人之間拉大。貧富差距在國家和地區之間也在擴大,最不發達的國家被日益邊緣化,國力脆弱,人民生活貧困。(6)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利用經濟全球化的契機,把國內的資源、勞動力密集型、重污染產業和高技術產業中的資源、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遷移到發展中國家,並從中獲得巨額利潤,金錢源源不斷地流向發達國家,而把嚴重環境污染留給了發展中國家。
以市場經濟為體制基礎的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上述問題,要求對世界經濟運行實行全球性的宏觀調控,由主權國家政府和國際經濟組織實施宏觀管理和干預。應當肯定,經歷了上世紀70年代的經濟動盪與滯脹後,從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在多邊協調上取得了進展。首先是全球性多邊協調,包括聯合國名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貿發會議等相關國際經濟協調機構、會議和世界貿易組織下的全球性多邊貿易談判,是世界經濟多邊協調的最高層次,它就有關全球性經濟、貿易、金融問題展開磋商,其協調成果具有全球適用性。其次是以日美歐為核心,以西方八國首腦會議為主體的大國協調,是當今世界經濟多邊協調的實力派,他們在世界幾乎所有的多邊主要經濟協調中擔當著舉足輕重角色,定期舉行的西方八國首腦會議則是協調的常規形式。此外,區域化集團間和內部的協調,如歐盟、亞太經合組織、北美自由貿易區等,在世界經濟的多邊協調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
但是,國際宏觀協調機制的發展與經濟全球化擴張的速度相比嚴重滯後,尤其是防範全球金融風險的監管體系並未建立起來,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沒有改變,縮小南北差距問題沒有切實的機制和措施,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中對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的重視遠遠超過了成員間的經濟技術合作。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看,它在穩定世界金融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但受到的批評也日益增多。一是未能及時對危機發出警報;二是危機發生後反應遲鈍,援助不力;三是為援助設置了一些不必要的附加條件;四是過分強調國際游資的優越性,並試圖把成員國經常帳戶可充換性的仲裁權擴展到資本賬戶,但卻管理不良,結果使「金融病毒」到處傳染。有鑒與此,改造貨幣基金組織勢在必行,除轉換其職能,應該著手組建類似「世界中央銀行」那樣的機構。或者仿效聯合國安理會的樣式,成立一個經濟安理會,負責全球經濟的安全,目的在於改善目前國際經濟宏觀協調滯後於經濟全球化的狀況,以便對世界經濟的運行實行有效調控和監管。
然而,加強全球經濟宏觀管理和協調的道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許多措施是難以付諸實施的。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發達國家的利率太高,西方八國應該協調行動降低短期利率,表現出加強全球經濟安全的誠意來。但是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卻反對這么做。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微觀經濟成長張力強勁和宏觀協調機制滯後的矛盾是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的。因為,資本主義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社會形態,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還是由西方國家操作和控制的國際組織,其背後都受到壟斷資本財團的左右。從本質上說,這些政府和組織是為資本家利益服務的,這就決定了他們採取的政策和協調措施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們既不會從國內勞動階層的利益出發,也不會從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出發對世界經濟的運行控制和協調。所以,現有的國際經濟協調只是在某些方面修修補補,而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對危機的防範和監管不力的弊端。由於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不能對世界經濟實行有效的宏觀調控,不能防止危機及其在全球的迅速蔓延,最終會導致資本主義制度的自我否定。
綜合上述,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使生產社會化和分工的發展越出了民族國家的藩籬,把地方性的狹小市場聯結為廣闊的世界市場,無疑促進了整個世界經濟的快速高效發展和社會進步。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把自己的矛盾轉嫁到別國,緩和了國內的矛盾,也加強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經濟、政治聯系,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穩定了資本主義秩序,延緩了資本主義的生命期。但是,經濟全球化並未使資本主義固有的各種矛盾消失或從根本上鏟除,也不是醫治資本主義社會各種弊病的靈丹妙葯,而是具有了新的特點,況且舊的矛盾未解決,新的矛盾和沖突又產生了。它使資本主義體系爆發危機的可能性增大,增加了資本主義的脆弱性,使世界最不發達國家日趨邊緣化,最終也會使發達國家難逃其咎。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微觀發展張力強勁與宏觀協調機制滯後的矛盾,使資本主義難以有效地對付全球化下極易擴散的經濟危機。這些都決定了資本主義推動和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
5、在全球化影響下的文化沖突和文化融合
http://www.cqvip.com/QK/83736A/2005007/20192136.html維普網上的論文
「全球化」和「文化」都是內涵復雜定義紛呈的概念。總的來說，全球化的研究具有了跨學科、整體性和包容性的特點，其中經濟全球化概念基本上得到了人們的認可。但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和科技信息時代的到來，經濟與文化之間的密切交往以及由此帶來的人們對一些共同規則的訴求，都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文化全球化的研究。從世界范圍來看，當前，文化全球化問題研究的路數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從過去只關注經濟因素轉變到經濟文化因素同時關注，例如世界體系論代表人物、美國學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對自己理論的修正；另一種是直接用文明和文化來解釋全球化進程，例如哥本哈根大學的弗里德曼就認為全球化體系的變化過程是不同文化的替代過程。[1]綜觀各種不同的理論和觀點，主要有如下問題：全球化與文化的關系、全球文化的構建以及文化全球化問題。
一全球化與文化的關系
文化全球化研究的前提是對全球化與文化關系的把握。20世紀90年代的全球化理論在方法論上的重大變革就是把文化的概念引進了研究領域，擴大了全球化理論的包容力，提高了理論的解釋效力。[2]英國學者約翰·湯姆林森在《全球化與文化》一書中明確提出：「全球化處於現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實踐處於全球化的中心地位。」[3]在他看來，全球化與文化之間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湯姆林森認為把全球化問題的研究從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傳播學領域引向文化領域，旨在揭示全球化的文化實踐內涵。關於全球化，他提出要從日常生活體驗角度去思考，要分析其中的親近感、獨特性。關於文化，他認為必須要從文化與政治、經濟之間錯綜復雜的實踐關系去闡明文化目的性，即什麼樣的感受使得生活充滿了意義。他更為關注的是文化廣為人們接受的特徵，他借用威廉斯的名言「文化是普普通通的」這一理念來為自己的文化做註解。事實上，湯姆林森是從雜交化、傳媒親近感、世界主義等方面探討全球化與文化的聯結，提出全球化不僅是資本、勞動力和商品在全球的流動，它還帶來了我們文化體驗的轉型。這種文化體驗，既是世俗的、普遍的，更是深刻的。他集中探討了「非領土擴張化」概念,認為非領土擴張化是我們目前全球化的文化狀況,它存在於日常體驗之中,把握住了全球化文化的諸多方面。「非領土擴張化」概念所要表達是，全球化從根本上使我們賴以生存的地方，它使我們的文化實踐、文化體驗和文化認同感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轉型，它削弱或消解了日常充滿活力的文化與領土定位之間的聯系；這對於民族文化而言，機遇與危險並存。所以，他呼籲全世界團結一致。
美國文論家詹姆遜（Fredric Jameson）對全球化與文化的關系也有自己的思考。關於全球化，他認為這是一個傳播性概念，它交替地掩蓋與傳遞文化或經濟含義。但他又認為單將傳播作為全球化概念的焦點在本質上是不完整的。在他看來，當代傳播的發展再也不具有「啟蒙」的寓意，而是具有新科技的內涵。這一傳播性概念既具有了一個完整的文化層面，即被賦予了一個更為恰當的文化層面的所指或意義，對於傳播網路擴展的假設已被暗中改換成某種關於一種新的世界文化的消息。同時，又被暗中改換為一種對於世界市場與其新建立的相互依存關系的看法。一場特大范圍內的全球性勞動分工，以及充斥著商貿與金融內涵的新的電子商務路徑，即它的經濟方向。所以，詹姆遜認為作為與傳播性概念的全球化密切相關卻並不相稱的兩面，產生出了兩種不同類型的觀點：如果只強調這種新傳播形式的文化內涵，那它將會逐漸表現出對差異與分化的一種後現代的頌揚，瞬間會感到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處於彼此相容的關系中，形成了一種廣瀚的文化多元主義，讓人很難抗拒；但如果傾向於對全球化經濟方面問題的思考，那麼它又會受到那些經濟准則和意義的影響，人們會發現這一概念變得愈來愈暗淡晦澀。他認為，這里占據顯著地位的是不斷加強的同一性，而不是差異性。[4]可以看出，詹姆遜是以經濟文化的互動交織來定位傳播性的全球化概念，對全球化與文化的關系做出了「經濟文化式」分析。誠如他的發問：「在我們這個時代，文化和經濟的關系是否有根本的改變？」[5]
二現實與想像的文化全球化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以及經濟與文化的密切滲透，文化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系越來越緊密，由此，文化全球化問題日益提上日程。關於「文化全球化」的內涵，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一個明確統一的界定，學者們更多是從全球化研究的范圍及影響談到文化的全球化現象與可能。戴維·赫爾德等在其所著的《全球大變革》中指出，在關於文化全球化的性質和影響的當代爭論中，主要有極端主義者、懷疑論者和變革論者三種。在美國大眾文化或西方消費主義的支持下，各種超全球化論者描述或預測的世界是同質性的。但超全球化論者也受到懷疑論者的挑戰。懷疑論者認為，與民族文化相比較，全球文化具有空洞性和暫時性，而且，由於世界主要文明的地理政治隔閡，文化差異和文化沖突具有持續的重要性。持變革論的人認為，文化與人口的相互融合與交流將產生混合文化和新的全球文化網路。關於文化全球化的產生和發展，赫爾德等人認為，跨區域、跨文明以及跨洲際的文化交流與文化制度的存在——文化全球化——有著深深的歷史根源。3000年前社會之間的文化互動已經非常復雜，但是形象與符號的劇烈運動以及思維模式與交流模式的廣泛傳播則是20世紀晚期和新千禧年的獨有特徵。由於當代電信、廣播和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文化交流在全球范圍覆蓋的區域以及文化交流量在歷史上都是空前的。[6]他具體分析了文化全球化的不同歷史形態。他們的這種分類基本上概括了當前對待文化全球化的不同態度。極端主義者和懷疑論者有一點是一致的，即思維的單線性，這顯然不符合復雜的多元化現實。其實，不論何種態度都表明文化全球化正在進行中。文化全球化既是現實的，又是想像的。
文化全球化是現實的。首先，隨著文化消費的全球化，文化在全球迅速普及。消費文化以其通俗性與普及性極大地滲透到世界各個角落，以消費為主要特徵的現代社會，文化得到包裝並藉助商品而傳播， 這是非常有效的傳播方式。其次，信息時代的到來，藉助網路這個工具，資訊傳播更加方便迅捷，整個世界猶如一個小村莊， 一個消息、一條信息瞬時間就能傳遍整個村落。 「地球村」表明了文化全球化的現實性。另外，文化不是空穴來風，它的存在與發展依賴於個人、組織、民族等實體，隨著這些實體在經濟全球化交往的不斷深入和廣泛進行， 文化負載著經濟，經濟傳播著文化，出現了全球范圍內的文化傳播，文化全球化得以實現。
文化全球化又是想像的。從消費文化的層次上看，初看起來似乎是同質化過程，但實際上呈現出的是混合化特徵，沒有任何文化會存在於不受時空限制的文化真空之中。從文化的接受者和消費者角度來看，文化的生產和傳播環境最終總會遇見一種已經存在的參照框架的影響與制約。後者涉及一個更復雜的過程，簡單的同質化概念並不能正確地記錄這些問題和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性質以及他們產生出來的文化創造性。所以，文化多元與文化多樣是必然的。但有一個前提同樣重要，那就是文化多元與文化多樣的前提——文化主體平等。只有在平等的基礎上，才有真正的多元與多樣。從文化全球化的實現路徑來看，國內學者王寧認為文化上的全球化進程有兩個方向：一是隨著資本由中心地帶向邊緣地帶擴展，（殖民的）文化價值觀念和風尚會滲透到這些地區；二是（ 被殖民的）邊緣文化與主流文化的抗爭和互動， 這樣便出現了邊緣文化滲入到主流文化之主體並消解主流文化霸權的現象。[7]可以看出，王寧是以資本輸出的路徑來分析文化全球化的路徑的。全球化意味著文化的輸入與輸出，它預示著民族文化之間的接觸與滲透，但根本上這是一個經濟的做法。經濟的逐漸演變成文化的，同時文化的也逐漸演變成經濟的。文化是重要的經濟產品，離開這一點，經濟體系無法發展和擴張。同時，也有觀點認為文化擔負著諸如公民權這樣的理念和運作，可充當民主政治的試驗場，顯然這是在設置文化與政治層面的「融合」。
三「全球文化」的構建
隨著不同民族文化漸漸走向世界，民族文化交流與滲透日益廣泛、深入，這也漸漸向人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全球文化的構建。對此，也有不同觀點。
第一，一元為主的「全球文化」。湯姆林森在《文化帝國主義》一書中公開質疑文化帝國主義的概念，指出文化帝國主義本沒有原初形式可言，有的只是對它的不同解讀；只有剖析其在不同話語中的內涵，才能得出其實質。他認為一些學者過於維護文化的差異性，否定其同質性，這很容易陷入文化相對主義。文化發展的前提是多樣性與統一性之間的平衡，而某種程度的同一性則有利於世界各民族之間的對話與溝通以及人類的和睦與進步。現代文化的全球化是我們的文化宿命。基於其自身的文化經驗背景，他否定同一文化有「文化支配」以及相應的「文化霸權」和「文化殖民」的說法。
事實上，在全球有無一元文化的分析中始終有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即如何看待美國文化。在當今世界上，美國文化並不是唯一能夠在全球擴張的文化，但同時也必須肯定美國在全球文化的許多方面仍然領世界風氣之先這一事實。這不僅因為美國擁有製造並在全球傳播自己思想和生活方式的無與倫比的手段，而且還因為美國具有一整套能夠使其成為全球文化傳播者的文化與歷史特質。這種狀況雖然並不意味著世界打上了文化同質性的烙印，但也確實表明，在越來越多的地方，人們不得不把美國文化與本土文化當成共存的現象看待。 美國流行文化具有約瑟夫·奈所謂的「軟權力」——勸說或合作的權力。實際上，湯姆林森的文化帝國主義正是想在世界范圍內肯定和推廣美國文化。對於文化帝國主義的實質，明眼人一眼便能揭穿。詹姆遜認為，主張同一的文化全球化實際上就是肯定了美國文化。他提醒人們談到文化全球化時民族主義問題或民族自豪和民族尊嚴不是唯一面臨危險的東西，人們更應該警惕其中蘊含的另一種傾向。他提出文化和民族（或種族-民族）與流行或傳統文化的形式是一致的，而這些文化形式似乎正在被美國的大眾文化模式（電視演出、服裝、音樂、電影等等）逐出並取而代之。對許多人而言（特別是在文學和文化領域工作的人），美國文化已漸漸成為他們界定全球化文化的真正核心。他說：「美國的電視，音樂，電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一切東西。」[8]對此，依附理論學派埃及學者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美國今天仍處於稱霸的階段，但是這一霸權地位卻因歐洲和日本的趕超而不斷被削弱，而且用新自由主義構架來管理長期受危機打擊的體系，已經進入它的崩潰階段。近年來，後殖民主義和新的民族主義的興起也與此直接相關，美籍印度學者薩義德（Edward W.Said）就是這方面的著名代表。
第二，多元共存的「全球文化」。在「全球文化」的構建中，大多數學者傾向於文化的多元共存。英國學者M.費舍斯通(Featherstone)在給一專題雜志寫的導言中提出了全球文化出現的可能性問題。他認為全球文化的相互聯系狀態的擴展也是全球化進程，它可以被理解為導致全球共同體即「文化持續互動和交流的地區」的出現。這種全球文化應該是文化的多元化。因此，在他看來，全球化包含了特殊主義的普遍化，而不只是普遍主義的特殊化。日趨全球化的世界文化中的異質性和多樣性實際上已成為全球化理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美國學者羅蘭·羅伯森(Roland Robertson)認為全球化和本土化相互作用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現象的出現，即全球化不可能全然取代本土化，本土化也不可能阻擋住全球化的浪潮。這二者之間始終存在著某種可伸縮和談判的張力，有時全球化佔主導地位，有時本土化佔主導的地位。這種情況在文化領域中最為明顯。因此，他認為文化上出現的全球化現象並非只是單一的趨同性，它也可以帶來多元的發展。因為各民族的文化都有著自己的特性，若想掩蓋或者抹去這種特性，就只能導致世界文化的倒退。所以，他將全球化描繪為「普遍的特殊化和特殊的普遍化的雙重過程」。另外，世界體系論代表人物沃勒斯坦也同樣認為單一世界文化的概念面臨強烈抵制，它必然會受到政治沙文主義和多種反主流文化的反對。世界歷史的發展趨勢，與其說是朝向文化同質化，毋寧說是走向文化分化與復雜化。全球文明論者玻爾馬特（H.V.Perlmutter）也指出，目前的全球化是第一個真正的全球文明的前導，全球化就是為了要創造一個世界文明，在這個世界文明中有一種全球「融合」的動態形式。他把這種動態「融合」看做一種不同的甚至是對立方面的相互協調的過程。〔9〕
第三，文化的沖突與對話。談到「全球文化」的構建，必然要談及文明的沖突與對話。美國學者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用文明替代了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並設計出一幅未來多種文明沖突的景象，聲稱西方文明的最大對手是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他實際上是把現實政治中存在的一些矛盾系統化和抽象化了。雖然在以後的著作中有所調整，但不難看出他在文明關繫上的競爭論立場。同樣，不能忽視的是福山（Francis Fuknyama）的歷史終結論。他認為，自由民主作為一種人類的理念已經很完美、無可匹敵，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取得了主宰世界的正統性，因此，歷史終結了，即歷史上的許多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已經形成了合理的制度與行為模式。可以看出，這種觀點本質上是一種文化趨同論，即世界統一於自由民主。其實，福山與亨廷頓的觀點有一點是相同的，即兩者都在為西方的文明地位考慮——福山認為西方的文明已經取勝，體現出一種優越感；而亨廷頓卻在為西方文明的主體地位憂慮和擔心。杜維明在為聯合國2001年《文明對話宣言》所寫的「全球化與多樣性」中談到，在21世紀，對國際安全的最大威脅不是經濟的或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就此而論，文明沖突理論比福山提出的歷史終結論更具說服力，因為它承認文化的重要地位並希望妥善處理宗教差異。不過，杜維明明確反對文明之間的沖突，他的立足點是堅持跨文明對話，實現文化的多樣化，超越普遍主義和民族主義，以達於各文明間的真正和解，用來標志這種和解的概念被稱做「全球共同體」或另外「地球村共同體」。〔10〕
另外，德國學者哈德爾拉·米勒也表現了一種不同於亨廷頓的立場，並在《文明的共存》中對亨廷頓的文明沖突理論進行了批判。米勒認為，文化不是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對歷史的發展真正起重要影響的還是經濟與政治力量。在他看來，文化之間沖突與融合，主要不是取決於文化自身以及各個民族的文化態度，而是取決於經濟與政治的發展。他認為經濟與政治的發展既可能導致文化的沖突，也可能導致文化的融合。他呼籲人們要加強文化對話，促進文化融合。不過，對於文化對話與融合，他將更多希望寄託在西方人特別是美國身上。他說：「在21世紀，人類將走向何方，文化的差異是成為劃分界限的原因，還是會演化為促進合作的原動力，這一切取決於我們西方國家對待文化的態度。美國作為西方的領頭羊，理所當然應該承擔自己的責任」。〔11〕
結語
當今洶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一方面加速了文化之間的交流，拓展了文化交流的范圍，強化了文化精神中的人類整體意識；另一方面也伴隨著文化、經濟與政治的互動引起傳統文化的危機和失落，使真正的文化精神難以升華。可以看出，實際上全球化文化研究必須要遵循文化自律和他律兩條邏輯，其內涵和影響是復雜而深刻的。但不管如何，我們必須看到這樣兩個事實：一是全球化文化的發展不單單是一個文化問題，而是一個經濟、政治與文化之間的交織過程；二是美國文化在全球化文化發展中有著重要影響力，它的擴張造成了文化世界性與民族性之間的緊張關系。因此，在全球化文化的研究與發展過程中，民族狹隘主義與普世主義都有明顯的局限，文化的交流要通過平等對話來實現，而真正的平等不僅僅是文化身份的平等，更是一種經濟與政治地位上的平等。
6、經濟全球化下各國經濟相互依存的實例
目前，新的經濟只是在部分工業化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初露端倪，在全球范圍還屬於萌芽狀態。不過這種經濟的發展肯定對於世界政治和經濟將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日本經濟審議會1999年向日本政府提出對未來十年日本新經濟計劃的建議時說：「當前，世界文明正在發生變化，這一變化不是一般的『進步』與「高度化」，而是要創造新的歷史發展階段的變化。……一直支撐戰後增長的現代工業社會的規范已跟不上人類文明的巨大潮流。……在今後存在多種智慧的社會中，必須通過不斷創造出新的智慧來搞活經濟與文化。為此，就必須能夠更加容易地吸收世界的信息和知識，還要有更加容易向世界傳遞信息的環境。同時，還必須擁有能夠培養富於個性和創造性的組織和人才的計劃和社會氣氛」。
如果把上面所說的世界經濟的變化加以概括，似乎可以說，未來經濟有兩大趨勢：一個是經濟知識化，表現為知識和信息成為經濟發展最活躍、最重要的因素；另一個是經濟全球化，表現為商品、勞務、資本、技術和人才在全球流動的加速。這兩大趨勢相互聯系、互相影響。也可以說，新的經濟將是以知識與技術創新為基礎，以全球為市場的時代。它將促使各國的增長模式、產業構成、經濟體制、社會結構、教育制度、文化取向等產生深刻的變化，也將對各國的對內、對外政策提出新課題。
三、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及其兩重性經濟全球化的發端似可溯源到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布雷頓森林體制的創建。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貿總協定三大機構的建立與發展，給全球金融、貿易與投資活動以極大的推動。美元與黃金掛鉤使美元成為國際流通與儲備的手段，首先便利了美國企業向全球的拓展。不過，冷戰時期兩個世界市場的劃分又使經濟全球化受到一定限制。冷戰結束後，經濟全球化得到進一步發展。主要有兩股力量推動：一股力量是信息技術革命和高新技術成長的大大促進了商品、勞務、資本、人才、技術的全球交流。另一股力量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和轉軌國家加入市場經濟行列，給世界大市場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然而，也要看到由於存在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特別是超級大國在經濟全球化中推行損人利己的貿易與金融政策，1997年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迅速演變為全球金融動盪和南北兩極分化，充分顯示了經濟全球化的兩重性。
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表現為：第一，由跨國公司帶頭推行的生產國際化走向生產要素配置的全球化。
戰後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居於統治地位。美國的大企業抓住歐、亞的戰後重建機遇開展了海外擴張。汽車、石油、化工等行業的大公司帶頭進行跨國生產以戰領世界市場。歐、日的經濟得到恢復後，他們的大公司也紛紛進行海外投資。跨國公司成為生產國際化的主導力量。當時的生產國際化主要的發達國家之間進行，因為那裡政局較穩定、市場引對廣闊、基礎設施較完善、投資軟環境較健全。七十年代，生產國際化擴展到發展中世界。到了九十年代，跨國公司又把生產國際化發展為生產要素配置的全球化。這一特點表現在三方面：一個方面是跨國公司展開大規模的企業重組與兼並，著眼於全球市場、資源、技術、人才的利用，重點是控制高新技術產業和高附加值服務業的海外市場。以1997年美國波音公司兼並麥道壟斷美航空工業開始，跨國公司重組與合並的狂潮席捲了電子、電信、航空、金融等行業。1997年美國企業兼並的協議金額是1991年的7倍。1998年德國賓士與美國克萊斯勒公司合並成世界最大的汽車集團；1999年日本的銀行三巨頭——第一勸業銀行、富士銀行的日本興業銀行組建全球規模最大的金融集團。這些表明跨國公司在全球的重組正方興未艾。第二個方面是跨國公司的海外投資由發達國家逐步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這一方面是因為發達達國家的市場相對飽和，另一方面是因為發展中國家投資環境的日益改善，為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提供獲得豐厚利潤的機會。第三個方面是發展中國家的一批大企業開始走出國門，進行海外生產與銷售。在世紀末美國《財富》雜志公布的全球500家大企業中，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公司初露頭角，反映了發展中國家正在為成為生產全球化新星。
第二，發達國家帶動的流通國際化走向貿易自由化與區域集團化。
戰後發達國家的生產國際化推動了流通的國際化。國際市場的放大和流通國際化反過來又成為促進發達達國家經濟增長的越來越重要的因素。據統計，全球貿易增長速度高於全球經濟增長速度，1950年——1994年的四十五年間，全球GDP增長率為年均4%，全球貿易年均增長率則為6%。這說明全球生產的商品和勞務越來越依靠國際市場交換來得到價值實現。1970年美國經濟對國際市場的儲存存度為11%，1997年升為25%。其中高新技術產品對國際市場的依存度更高。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1970年為25.9%，1993年達到37.3%。就是說美國的高新技術產品有三分之一以上要依靠海外銷售。其他發達國家也是大體如此。
發達國家經濟對國際市場依存度的加大產生了兩個趨勢：一個趨勢是謀求相互削減關稅，促進貿易自由化。從1947年關貿總協定成立以來，經過四個回合的談判，發達國家關稅的平均稅率已由約40%降到降到低於5%，發展中國家的平均稅率降到12%。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後，發達國家正在發起新一輪的多邊貿易談判，為他們的高新技術產品和高附加值服務業向全球自由拓展服務。但是在貿易自由化問題上，發達國家搞雙重標准。他們通過各種措施，主要是非關稅壘和單邊主義措施來限制外來商品進口，還以某些政治借口實施歧視或制裁，受害者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因此，貿易自由化同貿易保護主義是發達國家貿易政策的孿生兄弟。另一趨勢是經濟貿易區域集團化。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西歐中小國家為對付蘇美，也為了適應貿易自由化趨，由煤鋼聯營起步，建立了歐洲共同體。歐共體實行關稅同盟，在成員國之間稿自由貿易，給各成員國開辟了廣闊的區域市場。同時為了縮小成員國的經濟不平衡，實行共同農業政策、區域政策和結構政策，授助經濟較落後的國家和地區以促進共同發展。到了九十年代，美國、歐盟和日本一方面繼續高唱貿易自由化；另一方面苦心營造以自己為中心，囊括本地區南北國家共同組成的區域經濟集團。貿易自由化和區域集團化看似『相互矛盾，其實相輔相成。貿易自由化不可能消除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和雙重標准行為，區域集團化也不可能扭轉便利球貿易走向自由化的趨勢。
第三、全球金融市場聯網和各國貨幣國際化形成金融市場一體化。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分離便利了國際籌資，也加大了全球金融風險。
國際金融是國際經濟活動的神經中樞。戰後國際金融以美元的金本位制為基準，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當時國際匯率的穩定對促進戰後國際貿易與投資活動起過積極作用。
但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後，國際金融活動農漸從為貿易和投資服務分離出來成為獨活動。造成這種情況的因素有：1973年美元與黃金脫鉤，形成國際貨幣浮動匯率制：發達國家社會財富的多年積累，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出現數以萬億計的巨額資金；經濟全球化促使各國貨幣在不同程度上可兌抽象；信息革命把各國金融市場聯成網路。於是，國際金融活動的主要任務不再是為便利國際交易與投資進行資金融通，而是為巨額國際游資尋找增值的途徑。據分析，每天在全球外匯市場上的交易最高達1.5萬億美元，只有2%是為正常的貿易與投資服務。
金融市場的全球一體化和巨額國際金融資本的存在為籌措國際資金提供了方便，但更便利了國際金融投機。金融安全成為國家經濟安全、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的首要課題。
金融動盪是促使各國經濟不平衡發展的重要原因。匯率戰是發達國家之間進行經濟較量的重要手段。日本就曾從泯率戰中成為金融大國，又從泡沫經濟破滅中陷入長期蕭條。
從全球范圍看，國際金融動盪和國際金融投機的最大受害者是發展中國家。原因很簡單，一是發展中國家金融機構和機制不完善；二是金融實力薄弱而且往往是外國的債務奴隸。一旦國際金融市場風雲突變，發達國家就將惡果盡量轉嫁給發展中國家。在1997—1998年的全球金融動盪中，東亞、拉美、非洲都受到沉重打擊。世界銀行發表的《世界經濟展望》說，「在發展中世界，世界至少有36個國家1998年人均產出將出現負增長……1998年—1999年發展中國家的總產出將是八十年代初債務危機以來最低的」。
第四，世界經濟增長中心走向多元化。
戰後初期，世界經濟的兩大增長中心分別是美國和蘇聯。他們兩家的表現和經濟政策決定了世界經濟變化的走向。到了九十年代蘇聯不復存在。俄羅斯在經濟轉軌中因採取「休克療法」，陷入了深得的經濟災難，短期內難望對世界經濟有多大影響。然而俄羅斯的資源、人才、科技潛能依然存在，本世紀仍會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個中心。美國雖仍在世界經濟中雄踞首位，但它主導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局面已由美、歐、日本足鼎立所取代，美國的相對分額雖然可能有短期的上下波動，但下隆已成趨勢。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所佔有份額卻呈上升之勢。上世紀末，中國是世界第七大經濟，巴西是第八大經濟。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經濟集團如東盟、南方共同市場的地位也在上升。本世紀還將有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印尼、奈及利亞、南非、墨西哥、阿極廷等等成為世界或地區經濟的明星。南南合作與南北合作將會有新的發展。經濟增長中心的多元化將給世界經濟發展提供更大的動力和更廣闊的成長空間。同時，也可能會引起新的經濟矛盾和經濟變數。
綜上所述，到上世紀末，經濟知識化和經濟全球化已匯合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它之成為不可逆轉，是戰後科技發展、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三股力量共同推動的結果。首先，戰後的科技發展，已不間一般的科技進步，不但有量的發展，還有質的突破。科學研究在繼續深化和分化的同時，出現學科的交叉與綜合，使人類對微微觀世界和宏觀世界的認識都達到一個新的高度。以往的技術創新基本局限珩加強或替代人的體力勞動，現在的技術創新則開闊了提高或替代人的腦力勞動的途徑。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進度大大加快。高科技的發展要求超國界的合作，高新技術產業要求有超越國界的廣闊市場。其次，從經濟領域來看，推動市場經濟向全球擴展的，不僅有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和政府，更重要的是，佔世界人口將近四分之三的發展中國家正在擺脫農業業經濟，成為市場經濟的新生力量。社會主義國家和轉軌國家也放棄了計劃經濟，發展市場經濟。再從政治層面來看，二次世界大戰後，雖然發生過多次局部戰爭，但沒有釀成新的世界戰爭。冷戰結束後，盡管國際政治形勢時緊時松，天下並不太平，但總體趨趟向緩和，多數國家把振興經濟放在第一位。這一切為市場經濟相對順利地向全球擴展提供了條件。
歷史表明，經濟全球化具有促進各國經濟相互依存，又加深各國經濟競爭的兩重性。由於經濟的相互依存加大，發達國家同發達國家之間，發達國家同發展中國家之間有可能彼此長補短，在平等互利基礎上加強協調與合作，實現共同發展。西歐國家的戰後發展為此提供了實例。德法曾經是百年世仇，戰後卻由勢不兩立的仇敵變為協調與合作夥伴共同推動西歐各國的聯合，並且同前殖民地一種相對平等互助關系。這樣歐洲國家在戰後通過和平發展而不是軍事擴張實現了經濟振興，歐盟的經濟實力到上世紀未已同美國相當，其國際政治地位也將隨之得到提高。
然而市場經濟是競爭的經濟，經濟全球化還有加劇各國經濟競爭的一面。這就有可能導致各國經發展失衡，不但可能引起經濟和政治動盪，還有可能導致戰爭。北約發動南聯盟的侵略戰爭，也可看作是國際經濟發展失衡和霸權主義野心膨脹的結果。
7、全球經濟一體化過程有什麼問題
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一種新的國家經濟體制，它反映了國際經濟關系領域的一場深刻的變革，這一變革也給當前國際關系帶來全面深刻的影響。
1.促進國家間特別是大國間的協調與合作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一個統一的全球經濟系統正在逐步形成。各國之間、地區之間的經濟利益錯綜交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加深。同時各國對世界市場的爭奪也日趨激烈，爭端和摩擦接連不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傳統經濟體制下的零和、輸贏規則已為經濟全球化環境下的非零和及雙輸、雙贏規則取代，要麼一損俱損。因此，任何一個國家，無論其經濟實力多麼強大，都不能我行我素。各國，尤其是各大國，在處理相互關系和國際關系時客觀要求相互溝通。協調與合作正在成為大國關系的主旋律。
近年來，中美關系的改善和發展，就與經濟全球化這一因素密不可分。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美國是最大的發達國家。冷戰結束之後兩國關系麻煩不斷，一度曾面臨嚴重危機。但是，由於兩國經濟上的互補性很強，中國擁有廣大的市場和發展潛力，美國大量的資金和技術急需開拓國外市場，因而，中美間的經貿關系仍迅速發展。美國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中國是美國的第四大貿易夥伴。對中國的直接出口為美國提供了30多萬個就業崗位，雙邊貿易至少為美國工業和服務業提供了上百萬個工作崗位。經濟上的互惠互利推動著兩國間的接觸、對話不斷發展，雙方擱置分歧，增進了解，加強協調，擴大合作。兩國建立了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系。兩國元首頻繁互訪，並設立首腦熱線，及時就全球問題交換看法和意見。中美兩國還在資源、能源、環保、安全等全球性問題上進一步加強合作。
2.對南北關系產生雙重影響
南北關系的實質是發展中國家擺脫發達國家經濟和政治上的剝削與控制，謀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經濟全球化對南北關系產生了雙重的影響。從積極的方面來看，首先南北關系長期以來的緊張態勢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過去南方對北方的單向依賴已變成雙方的相互依賴和相互競爭，南北經濟交往的規模和密切程度空前增強。彼此都認識到，只有保持南北雙方和諧發展，世界經濟才能得以健康地運行。雙方都在處理南北關系時表現出務實性和靈活性，放棄了一些過高的、不切實際的要求。其次，一些發展中國家抓住新的發展機遇，縮短了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南方的國際地位有所提高。南方國家之間要求加強經濟和科技合作的呼聲很高。
從消極方面看：（1）沖擊了發展中國家的主權，便利了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嫁危機。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無國界經濟逐漸發展的過程，它要求國家減少干預，甚至出讓部分經濟決策權，由全球協調和仲裁機構去實行。從理論上看，主權讓渡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來說都是對等的，而且都可以共享。但是，實際上，發達國家往往憑借強大的經濟實力、先進的科技手段和制定國際規則的便利，單方面沖擊發展中國家的主權，在發生危機時又向發展中國家轉嫁危機，增大了發展中國家承擔風險的概率。東亞金融危機就是由於發達國家的投機資本鑽了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和解除金融管制的空子而引發的，這本身就是出讓主權的結果。而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緊急援助貸款，又是以發展中國家出讓主權，放棄亞洲發展模式為條件的。有的東南亞國家把這一模式稱為「新殖民主義」。所以，南北關系的實質依然是控制與反控制、干涉與反干涉的斗爭。
（2）擴大了南北兩級分化和貧富差距。市場經濟就是實力經濟，其成果按實力分享。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國家，由於經濟實力不同而所得相差十分懸殊。因此，隨著社會財富的大量增加，財富的集中程度也越來越高。1997年9月在香港舉行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的資料顯示，1965年，世界上7個最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是7個最貧窮國家人均收入的19倍，而到1995年這一差距擴大到38倍。目前，主要發達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超過2萬美元，而發展中國家還有13億人的年均國民生產總值不到500美元，全球還有1億人每天在挨餓，15億人上不起學。
（3）使南南合作面臨挑戰。七八十年代，在77國集團和石油輸出國組織等南方國家組織的主導下，南南合作曾取得過巨大的成就，一度被視為南方國家擺脫北方的經濟控制，走上自主發展之路的根本途徑。但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由於南方國家間經濟實力有限，經濟結構趨同而缺乏互補性，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也在擴大，南南合作的進一步發展受到限制。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經濟全球化為經濟上存在互補性的南方國家和北方國家的合作提供了客觀條件，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強烈要求平等參與國際經濟新秩序、金融新秩序的新的「游戲規則」的制訂。這又要求首先加強南南合作。
3.推動區域內國家聯合
經濟全球化帶來世界市場的激烈競爭，各個國家，特別是弱國、小國，都希望增強自身的競爭力，但是一個國家又往往力不從心，於是有著地理、文化等若干共同因素的國家就通過區域內國家的聯合，通過地區經濟一體化來加強爭奪市場份額的能力。近年來，地區經濟一體化組織不斷增多，60年代只有9個，70年代發展到28個，80年代有32個，到1997年達107個，共有150多個國家和地區參與，有的還參與了多個地區經濟一體化組織。
地區經濟一體化又進一步對國際關系產生深遠的影響：
一是促進地區范圍內的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地區化的經濟組織是以承認成員國主權平等為前提的，發達國家不能對發展中國家頤指氣使，為所欲為，而比較注意尊重發展中國家的權益。而且，各種經濟一體化組織都有程度不同的合作形式和規范，這就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提供了制度保證，有利於促進南方國家的發展。
二是維護地區安全和穩定。地區經濟一體化組織為了給本地區經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或者為了增強區域集團的實力地位，往往還注重加強其他方面的合作，從而維護了地區安全和穩定。美洲國家組織1998年10月就成功地調解了厄瓜多和秘魯長達50多年的邊界爭端，兩國議會都表示無條件地接受保證國提出的解決有爭議領土的方案，這是在地區一體化框架內和平解決爭端的成功範例。西非經濟共同體也成功地化解了長達9年的賴比瑞亞內戰。
三是有助於世界多極化趨勢的發展。地區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加深，必然要求用制度來鞏固其成果，這就導致地區經濟一體化逐步向政治一體化發展。地區政治一體化則極大地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促進了世界多極化的進程，例如：建立於1967年的歐洲共同體，從最初的6個成員國不斷擴大，並向縱深發展。1995年擴大為15國的歐洲聯盟，盟內生產總值達到7.5萬億美元，占該年全球生產總值23萬億美元的1/3，首次超過美國該年的國內生產總值6.26萬億美元。歐盟成為與獨霸世界的美國抗衡的一大力量。政治上，1991年12月，共同體各國首腦會議通過了《歐洲政治聯盟和經貿聯盟條約》（簡稱馬約），向建立全面超國家一體化的歐洲聯邦邁出了重要的一步。1997年10月歐盟15國簽署的《阿姆斯特丹條約》，進一步促進了歐盟的政治一體化進程；1999年1月1日，歐盟中的11個成員國建立經濟貨幣聯盟，統一使用歐洲單一貨幣——歐元。這標志著一個新歐洲由理想初步變成了現實，它將大大增強歐盟的經濟和政治實力，並進一步沖擊美國經濟和它的世界霸權，對世界政治和國際關系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亞洲東盟、拉美南方共同市場、非洲的東南非共同市場等發展中國家集團也在成為影響經濟政治的重要力量，這些力量的發展有助於打破超級大國對世界的主宰，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7]。展望世界未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不可阻擋，它對國際關系還將產生深刻的影響。為此，我們應在經濟全球化這一大背景下，把握當前國際關系的種種特點，趨利避害，抓住機遇，促進我國的振興與發展。
8、全球化的一般環境與實際問題相結合談談你的看法
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又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全球擴展的產物。經濟全球化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雙重的：它加劇了全球生態危機，同時又促進了全球環境合作，推動了環境的全球化管理。迄今為止，全球化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要大於其正面影響。不管怎樣，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潮流，人類只能在認識其雙重影響的基礎上，盡量消除、減少它的負面影響，擴大其正面影響，推動生態環境問題的解決。
一、經濟全球化導致地球生態環境不堪重負，加劇了全球生態危機
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後果之一就是由於經濟迅速增長而使地球生態支持系統迅速達到極限，而全球貿易自由化加劇了全球性生態危機。具體說，其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經濟全球化把各類國家都捲入了資本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國家間和企業間的惡性競爭極大地破壞了全球生態環境。迄今為止的經濟全球化都是由資本主導的，所有被捲入全球化的國家都採用GDP或GNP的計算方法，都把增長作為核心目標，所有參與競爭的企業不管是公有的還是私有的,都追求效益與利潤。在競爭的壓力下，資源的有限性和自然生態系統的價值被忽略，許多國家都採用了不計生態成本的西方生產方式,進而重復著環境破壞的後果。無論是資本主義制度之內還是之外，都無法逃離這一惡性邏輯，資本主導的全球化使全球生態環境陷於困境。
其次，全球貿易自由化加速了地球生態資源前所未有的消耗，直接威脅著地球的生物多樣性系統。貿易自由化給全球生態環境帶來了多方面的消極後果：一是全球木材貿易導致了原始森林被大面積砍伐，進而嚴重地損害了生物多樣性系統。地球上一半以上的物種蘊藏在森林中，隨著原始森林被大面積砍伐，森林原有的植物群落遭到破壞，生物物種在大量滅絕。二是來自國際市場的巨大誘惑推動了全球捕撈業的發展，致使海洋漁業資源面臨耗竭。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一份報告,如今世界70%的主要魚類種群面臨完全捕撈和過度捕撈的問題。三是野生動植物貿易加劇了瀕危動植物的滅絕，對生物多樣性構成了重大威脅。盡管《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明令禁止800多種動植物的貿易，然而在利潤驅使下，非法貿易屢禁不止。四是有毒化學品貿易和危險廢物越境轉移不僅危害全球環境，也直接危害人類健康。五是貿易的擴大還使得異地物種突破自然地域限制入侵他鄉，導致衍生地物種及生物遺傳資源多樣性喪失。外來生物入侵已經與生態破壞和環境惡化共同成為世界生物多樣性面臨的主要威脅。
第三，經濟全球化使小規模家庭農業轉向出口導向型種植單一作物的規模農業，加劇了生態環境的破壞。經濟全球化使農業日益成為一種全球一體化的產業。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都導致了兩個後果：一是開墾荒地使曾經是自然的生態系統被轉變成了農田，對生態環境造成壓力；一是鼓勵了農民轉向化學密集型的單一作物農業，造成土壤退化、農田生態系統受損。而一些貧窮落後的國家，背負著沉重的債務負擔，被經濟全球化的浪潮被動地捲入與發達國家的競爭。為了大規模種植能出口創匯的經濟作物，大面積地毀林開荒；為了提高效益，放棄了傳統的對環境較少破壞的耕作方式；為使農產品較快地進入市場，修建了龐大的交通網路。凡此種種，都造成了巨大的環境和社會成本，既危害了自然，也破壞了農業的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
二、經濟全球化推動了全球環境合作，推動著環境的全球化管理
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使其帶來的全球性生態環境問題也迅速凸顯，氣候變暖、臭氧層空洞已經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使人類的全球意識增強，使加強環境合作共同對付這些問題的需求上升，使全球環境管理的制度機制也在迅速形成。全球化對生態環境的正面影響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經濟全球化必然伴隨著觀念文化的全球化和信息流動的全球化，促進了國際社會環境意識的提高。這里，一是全球化使環境信息的綜合處理和流動更加便捷，而相關的環境數據與知識是引導全世界關注環境問題並促使國際社會把環境關切變成環保行動的強有力的工具。與社會經濟信息不同，高質量的、綜合的環境數據與信息的獲取不僅十分困難,而且成本很高。全球化使在發達國家和國際環境組織對環境研究與監控取得的環境數據和信息傳播到全世界，促進了環境資源信息共享，為決策者把環境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創造了前提條件。二是全球化把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以及資源生態環境危機的意識傳播到全世界並取得了廣泛的認同，這是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西方發達國家由於較早遇到了生態環境問題，一些有社會責任感的科學家很早就開始思考環境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新型價值觀的一些核心理念不斷形成：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經濟是生態系統的子系統；要在地球的生態與資源的極限內生活；增長不等於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可持續的發展才是真正的發展；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我們的未來是共同的；人類對資源的開發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已經威脅了人類自身的生存……等等，這些產生於發達國家的科學理念，通過全球化的傳播如今已經成為共識，促進了公眾環境意識的提高。國際社會各個層面從專家、環保人士到普通民眾，從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到非政府組織以及公司企業都在不同程度上開始關注我們的地球，關注生態環境問題，這是環境問題有望解決的前提條件。
其次，經濟全球化拓展著國際環境合作，正在使全球環境保護制度化。1999年,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上,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發言中提醒人們注意,全球市場拓展太過迅速,以至於社會和政治系統還不足以完全適應它們。他呼籲參加本次論壇的企業界領袖和聯合國共同合作,以締結一項新的包括"人權、勞工標准和環境實踐等領域的一系列核心價值"的全球性協議,並且制定相應的法律。實際上，這些年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國際環境合作從政府間合作、國際組織與各國政府合作、非政府環境組織與國際組織合作、跨國公司與駐在國政府合作、區域環境合作都有了很大發展，並推動著國際環境保護機制的形成，包括：召開全球峰會，各國和國際組織共同制定國際環境宣言和行動計劃，明確全球環境保護的方向；舉行多邊環境談判，制定相關的國際公約、協定，就一般原則和制度性機制達成一致，再通過議定書為締約方規定具體的權利和義務，推動共同關注的問題的解決；建立全球環境基金，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全球環境問題，履行國際公約；建立全球環境監測系統，並由相關的機構進行全球環境評估，為國際環境保護提供科學依據；制定環境管理標准（ISO14000系列）和生態環保標志，引導公司企業和公眾在生產和消費時考慮環境因素……這一切，使全球環境保護正在向制度化方向發展。
第三，全球化刺激了各類非政府環境組織的大量涌現，形成了全球性的環境運動，推動著環境問題的解決。近幾十年間,非政府的環境保護行動大量出現，而與環境問題相關的非政府組織已經數以萬計。絕大部分非政府環境組織都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以後形成的，或在此間獲得巨大發展的。這一方面與環境問題產生的巨大壓力有關,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全球化的發展。一些非政府環境組織如地球之友、綠色和平組織、世界自然基金組織等等都是擁有數百萬成員的國際性組織，通過電子郵件和網際網路等渠道,他們逐漸組織起了一系列強有力的國際性網路。他們的存在及活動推動了真正的全球性環境運動。非政府環境組織不僅在一些國家而且在全球范圍內都具有影響力,它們是聯合國解決環境問題的盟友。全球化為整合各類環保力量，在他們之間建立起一種新型的合作夥伴關系打開了方便之門。
總而言之，經濟全球化對生態環境的雙重影響要求人類用其世代積累的智慧，超越眼前的利益紛爭，攜手應對生態危機的挑戰，共同建設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文明社會。
9、面對世界經濟全球化趨勢以及挑戰中國採取了哪些措施
1．積極參與全球和區域經濟合作，努力推動國際經濟秩序的改革與調整
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各種負面影響都與當前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相關聯。經濟全球比已使世界各國在經濟上相互滲透、相互依託，聯系越來越緊密。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它的各種負面影響，改善國際經濟環境，發展中國家經濟就難於順利發展，甚至可能陷入危機，而發達國家也不可能獲得更廣闊的市場，保持經濟的良性增長。通過不斷地努力來建立一個在權利與義務平衡基礎上的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已成為推動全球穩定發展的重要保證。 要推動全球經濟健康地發展，發達國家應以負責任的態度幫助發展中國家克服面臨的困難，採取切實有效的行動向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為一些最貧窮的國家減免債務，並扭轉對窮國援助下降的趨勢，而不能只是片面要求發展中國家進行改革。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全球和區域經濟合作過程中，應在多邊協作領域就金融、貿易和債務問題不斷加強協調與合作。在涉及有關新的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制定的談判中，要充分協調立場，共同提出一些反映發展中國家利益的主張，增強在與發達國家談判中的地位，以促使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逐步得到改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應當面對現實，調整立場，「求大同，存小異」，共同努力推進國際經濟環境的調整與改革。這樣做符合世界各國的長遠利益。 2．切實加強自身的發展與進步，不斷提升本國的綜合實力 通過參與全球化壯大自己，這是改變發展中國家處於弱勢的最根本、最重要的途徑。在科學技術進步的推動下，新一輪的產業結構調整在世界范圍內正迅速進行。在新的國際分工格局中，發展中國家處於不利地位。如何抓住時機，充分利用不同發展階段自己具有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提高競爭力，找到本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准確位置是發展中國家順利融人全球化潮流的關鍵。這里應解決好兩方面的問題。 第一，新的國際分工對傳統的發展模式提出了挑戰。現今，已不能僅僅從一些相對不變的有形因素，比如勞動力供應量、土地、其他自然資源狀況來衡量一國的優勢。而應從新的視角來認識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新的國際分工格局使得那些依靠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生產產品的發展中國家正面臨經濟落後和收入下降的處境，相反，那些成功地縮小了與發達國家在知識、技術方面差距的國家，則從技術進步中獲益，使本國經濟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因此，在新的國際分工條件下，加快技術進步，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已成為順利融人世界經濟的重要環節。但這同時也表明，欠發達國家，如何在以巨大努力加速實現本國工業化的同時，跟上世界科技發展的步伐，有效應對知識經濟的挑戰。面對這樣雙重的壓力，重新審視過去的發展戰略，進行必要的調整就顯得十分重要。對那些最不發達國家來說，顯然這是十分艱難而又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短期內不可能解決。它們仍應從本國現有條件出發，加快國內經濟改革與調整，促進本國的市場發育和不斷完善市場機制。由於農業、采礦業仍是這些國家的主導經濟部門，因此，應重視農業和農村發展，繼續推動礦業生產，不斷提高經濟水平；在充分發揮本國資源優勢的同時，積極創造條件引進外國投資和先進技術，優化產業結構，逐步改變資源型出口的經濟結構；不斷擴大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同時加強與本地區及地區以外國家在生產、貿易、金融等領域的合作。在當今經濟區域化、一體化迅速發展的條件下，尤顯重要。
第二，知識經濟的到來意味著勞動者素質的差別對於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因此，重視人力資本投資，積極開發人力資源，是保證持續發展和減少貧困，也是不斷縮小與發達國家差距的基本手段。目前，全球化的進程雖然沒有促使整體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但高層次管理人員和高技能勞動力的流動大大增強。這一趨勢使發展中國家面臨嚴重的智力外流。這種「自由流動」使發達國家受益，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像非洲這樣的落後地區受損。自1990年以來，非洲每年流往發達國家的各類人才達2萬人。目前，一方面非洲國家急需的人才十分短缺，聘用了約10萬名外國專業技術人才在非洲工作，另一方面，有150多萬非洲人才在發達國家工作。為此，積極創造良好的環境，採取各種措施留住本國的技術人才，阻止人才繼續外流，也是發展中國家需要解決的另一難題。
10、試述經濟全球化的內以及雙重作用?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發展變化的深刻背景和根本趨勢。正確認識和妥善應對全球化，不僅有利於我國促進科學發展、和諧發展與和平發展，而且有利於促進國際體系轉型、和諧世界建設與人類文明進步。
一
目前，經濟全球化已遠遠超出經濟領域，正在對國際政治、安全、社會和文化等領域產生日益廣泛的影響。全球化的積極作用主要有：
（一）促進發展模式創新。全球化促進生產、資源、人員、貿易、投資和金融等生產要素全球優化配置、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跨國公司已發展到在全球布設研發、生產、銷售鏈條的全球公司階段。經驗顯示，一國經濟開放度提高與其人均GDP增長之間成正比。無論一個國家的發展模式如何調整變化，不考慮全球化因素，不利用全球化機遇，就不可能探索出先進的發展模式。
（二）促進國際利益融合。利益融合既表現在經濟領域，又表現在其他領域；既表現在雙邊領域又表現在多邊領域。國家間經濟相互依賴逐步深化，俱榮俱損局面開始形成。全球經濟鏈條越擰越緊，一國經濟發展對全球經濟發展的依賴增強。除國家利益外，共同地區利益和全球利益明顯增多。利益融合有利於國家關系改善，國家間協調合作增多，出於不同利益而形成的不同「志願者聯盟」不斷出現。謀霸權、搞對抗，堅持集團政治和冷戰思維越來越不得人心。
（三）促進安全內涵擴展。安全已從傳統安全領域擴展到非傳統安全領域。恐怖主義、經濟安全、環境惡化、氣候變暖、疫病蔓延、移民浪潮和跨國犯罪等非傳統安全問題威脅增大，涉及到經濟、民生、社會和自然等廣泛領域。非傳統安全主要由人類發展的不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自然的不協調引起，其實質是發展問題。非傳統安全問題模糊了安全與發展的界限，增大了國際安全合作的緊迫性，挑戰著傳統安全的主導地位，緩和了國家間的軍事對抗關系。如恐怖主義和氣候變化不是任何單一國家能夠解決得了的，美國在反恐中不得不多方借重國際社會。又如，美俄在導彈防禦問題上矛盾尖銳，但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總的來說合作順利。
（四）促進國家主權轉移。全球化促進了國際組織的發展。僅1990至1998年，國際組織就從26656個增至48350個，其中政府間國際組織250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成為全球性規則的制定者和監督實施者、全球性問題的管理者和全球性爭端的解決者。WTO在其《關於解決爭端的規則與程序的諒解》中，全面規定了WTO解決貿易爭端的政治方法、法律方法、裁決執行與監督以及救濟辦法等，並專門設立了爭端解決機構（DSB）。的確，國家仍然是國際社會的主要行為體，國家主權仍然是國家至高無上的權利，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國家主權在越來越多地向政府間國際組織轉移。比如，向聯合國、地區組織轉移政治、外交和軍事權利，向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全球公司轉移經濟權利，向各種各樣的其他非政府國際組織轉移社會權利。全球化還促使一國的國內規則盡可能與國際規則協調與一致。
（五）推進國際體系轉型。現行國際體系的主要特徵是：由西方特別是美國主導、國家間名義上平等而事實上不平等、國際組織作用有限、霸權主義和「問題國家」得不到有效制約。現行國際體系在應對日益增多的全球性問題方面日漸乏力，其調整、完善和轉型乃大勢所趨。今後幾十年內新的國際體系有可能基本形成，其主要特徵：一是世界格局多極化。由於新興大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振興，國際力量對比正在發生有利於多強不利於「一超」、有利於發展中國家不利於發達國家的變化，「一超」與多強、南方與北方兩個力量對比失衡問題有望最終解決。據國際權威機構預測，2020年世界排名前20位的經濟大國將重新洗牌，中國將躍居世界第二位，俄羅斯、印度、巴西將躍入前10名，另有部分發展中大國將躍居前20名。美、中、歐、日、俄、印度、巴西等新的各極之間利益融合與相互依存度提高，彼此發生尖銳對抗與全面戰爭的危險性降低。二是西方與非西方國家共同主導。將來隨著美國「一超」地位和西方力量優勢的逐步喪失，西方的主導地位將難以維系，多極、西方與非西方將共同主導新的國際體系，國際關系民主化將得到發展。三是國際組織作用增強。國際組織和國際規則將進一步充實、完善和強化，對大國和「問題國家」的約束將得到加強。四是國際治理多樣化。全球性問題增多將促進國際治理模式多樣化，如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大國共治與中小國家共治、全球性國際組織治理與地區性國際組織治理等相互結合和相互補充。五是和平漸進性。以往國際體系的變革都是通過戰爭實現的，這一次國際體系轉型可能在保持總體和平狀態下通過大國之間、南北方國家間的斗爭、協商、妥協以漸進式改良逐步完成。
（六）推進人類文明進步。人類有可能在全球化、全球性問題、全球利益和全球治理基礎上，形成人類新的共同價值觀念和新的人類文明，打破西方在人類文明中的主導地位，實現對西方文明的總體超越。
二
我們在看到全球化的積極作用的同時，對其逐漸積累的負面作用也不能忽視。
（一）經濟危機。隨著全球經濟鏈條日益緊密，能源價格大幅攀升、金融秩序嚴重失控、大國經濟明顯衰退誘發全球經濟衰退甚至危機的可能性增大。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其傳導的速度、影響的深度可能遠遠超過以往的世界經濟危機。此外，氣候變化、環境惡化等問題長期得不到有效治理，也最終會威脅全球與各國經濟可持續發展。
（二）社會動亂。全球化導致國家間和國家內部貧富差距擴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內部的社會矛盾都有可能激化。如美、英、法等發達國家傳統產業大量外移，失業問題突顯，社會風潮增多。全球化還使各國國內因素與國際因素的聯系與互動增強，國際問題誘發國內動盪、國內問題引發國際動盪的機率都在增大。
（三）大國對抗。有的國家背離全球化的演進方向、背離人類歷史前進的步伐，沒有放棄搞霸權主義，沒有放棄搞戰略擴張，沒有放棄搞軍備競賽，沒有放棄遏制其他新興大國。特別是它還將在一二十年內保持戰略優勢，一旦擺脫當前的戰略困境，仍有再次挑起大國對抗的可能，那將對國際體系的轉型、人類和平進步事業產生嚴重危害。
（四）地區動盪。全球化中邊緣化的國家、霸權主義、恐怖主義、核擴散等，可能使用21世紀頭20年內地區熱點不是隨全球化深入逐步減少而是繼續增多，使地區熱點對全球安全形勢的牽動作用增大，使國際形勢在總體和平狀態下局部動盪繼續加劇。
三
置身全球化浪潮，要增強機遇意識、創新意識和全球戰略意識。
完善國家發展觀、利益觀、安全觀、主權觀與國際秩序觀。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搞好五個統籌，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與全球化發展間良性互動。摒棄絕對排外的國家利益觀，遠離霸權主義那種維護一己私利的國家利益觀，把更多的全球利益和地區利益納入國家利益視野，在推進與外部世界互利共贏中發展並延伸國家利益。創新國家安全觀，促進國防建設與國家經濟建設、國家和平發展的協調，促進維護傳統安全與維護非傳統安全的協調，促進維護本國安全與維護國際安全的協調，促進軍事手段與其他手段間的協調，力爭擺脫「安全困境」羈絆，推進安全與發展統一，努力維護國家綜合安全。妥善應對國家主權轉移的趨勢，以是否有利於國家利益發展取捨國家主權讓渡，以是否有利於本國國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穩定決定對國際干預的立場。充實國際秩序觀，在適當參與全球治理中推進和諧世界建設。
增強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能力。全球化背景下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互動增強，要善於利用全球化機遇促進國內發展，善於利用全球化壓力推進國內制度創新，善於規避全球化風險維護自身安全，善於防範國內問題沖擊地區和全球安全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