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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經濟中國治理

發布時間: 2021-02-26 15:11:33

1、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與對策

經濟 全球化不僅抄對我國的經濟 發展襲 產生了巨大的 影響 ,而且還通過市場經濟機制、政府管制機制和文化滲透機制,直接、全面、深刻和持久地影響著我國 社會 生活的穩定發展。我們必須根據經濟全球化的客觀要求和我國社會的實際情況,通過觀念更新、政策調整和制度創新,建立和完善新型的社會主義體制和民主法治國家,保持我國社會 政治 穩定,推動社會主義 現代 化建設的不斷發展。

2、中國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1、從本質上來看,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內容就是國際經濟貿易的規模不斷擴大,其增長速度已經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國際貿易在各國經濟發展中所佔的比重不斷提高,同時新一輪的產業結構調整開始在全球范圍內進行。

2、帶來機遇。世界格局多極化為我們爭取一個較長時間的和平環境提供了可能,經濟全球化有利於我們更好的利用國際市場和資源發展自己,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興起為我國經濟的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基本條件,我國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為我們實現新的更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帶來挑戰。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又有新的表現,恐怖主義的威脅依然存在,為我國的國家安全有所影響,經濟全球化也給我過帶來了一定的風險,某些西方大國,控制國際經濟組織,動輒以經濟制裁相威脅。

(2)全球化經濟中國治理擴展資料:

全球化的體現:

當代全球化主要體現在國際化、自由化、普遍化和星球化這四個方面。國際化主要是指跨越國界的,描述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差異。

自由化常常被經濟學家所使用,而普遍化則更多地為文化研究者使用,主要涉及特定的價值觀念:一個更加全球性的世界在於文化上趨於同質化。星球化則涉及消息的傳播與文化安全問題。

3、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全球化是當今國際經濟發展的基本趨勢,近20年來,世界經濟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接受國際貿易共同的游戲規則,實行金融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政策;再加上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特別是交通、通信技術的突飛猛進,都使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大大加快。

4、中國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面臨怎樣的挑戰?為此中國採取了哪些具體對策?

(一)中國正在逐步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

過去20多年間,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經濟從封閉走向開放,並逐步擴大開放的廣度和深度,融入國際分工體系,成為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主動參與者。世界銀行認為中國是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少數幾個最大的贏家之一。中國的國際貿易規模在過去22年裡擴大了約22倍,世界排名從開放之初的第32位上升到目前的第9位,年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從80年代初的不
到20億美元,上升到現在的400億美元左右,從1993年以來一直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資東道國,如今累計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已達3500億美元。中國經濟的國際化程度大大提高。中國通過積極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吸收外國投資與擴大國際貿易,有力地促進了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創造了大量新的就業機會,推動了國內經濟體制改革,提高了國民經濟運行效率,增強了綜合國力,使中國在國際經濟與政治事務中能夠發揮更大作用。

中國之所以在經濟全球化中贏得主動,是因為中國政府從本國的比較優勢出發,制定了正確的對外開放戰略,並一以貫之地加以實施。總體而言,中國的比較優勢主要是其低廉的勞動力與土地,成體系的製造業基礎和潛在的巨大市場規模;比較劣勢則主要是一些重要技術開發能力弱、某些自然資源相對匱乏和經濟體制中存在的缺陷。中國並行地在汽車、石化等「制高點」領域實行:進口替代」戰略和在勞動密集型部門實行「出口導向」戰略。這兩種戰略的同時實施,使中國避免了其他單純實行「進口替代」戰略的發展中國家所出現的國際收支嚴重失衡惡果。為了克服體制上與國際規則不接軌的劣勢,中國在經濟特區、開發區等局部地區率先實行與國際接軌的體制和優惠政策,這種局部突破的策略有效地促進了吸引外資與國際貿易的擴大。

上述開放戰略雖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成本也相當高。例如,汽車、石化等「制高點」產業由於長期受到過度保護,其國際競爭力一直較低;出口導向部門具有「大進大出」的特點,與國內經濟聯系少,對國內經濟的帶動作用有限;國內市場的部門分割與地方保護現象普遍存在,大國經濟的優勢難以發揮;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在稅收、市場准入、投融資等諸多方面存在著普遍的差別待遇,嚴重影響了市場的公平競爭,等等。

中國加入WTO以後,在新的國際環境下,以往實行的「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並行的戰略將有必要調整,逐步轉向在更加開放的條件下謀求競爭優勢的戰略。競爭優勢的基礎是比較優勢,這個問題已經有了較多的研究。人們通常強調的是中國勞動力供給充裕、價格相對較低的優勢,國家幅員遼闊,某些資源供給充足的優勢等。除此之外,還有兩個值得重視的優勢。

一個優勢是大國市場的規模經濟。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且處在經濟和居民收入快速增長階段,人均收入正接近1000美元。隨著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中國已經和正在進入對具有顯著規模經濟效應的家電、汽車、電子通信等產品的需求迅速擴張期。這一市場條件有可能使某些相關產業形成世界上特有的規模經濟效應,其中既包括企業內部的規模經濟,也包括由於產業聚集而形成的外部規模經濟。由此而產生的低成本不僅會使國內消費者受惠,也有助於提高這些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另一個優勢是具備了重點發展加工組裝製造業的有利條件。一些年來,中國經歷了以輕紡工業、重化工業為重心的發展階段,目前正在進入一個以加工組裝製造業為特徵的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國可以提供加工組裝製造業所需要的資本、勞動力(特別是技術人員和熟練勞動力),利用有較高水平且相對成熟的技術,生產出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逐步提升的產品。從全球產業結構調整的走勢看,一批有較高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的加工組裝產業也會向中國轉移。近年來,頗具規模的計算機組裝加工基地在中國的珠江三角州地區快速形成,已經顯示了這一趨勢。一般認為,汽車產業是中國加入WTO後受沖擊較大的領域之一;但據我們的研究,在經過必要的調整後,在今後10年左右,中國極有可能成長起全球最大的汽車生產基地之一。

如果上述比較優勢能夠成功地轉化為競爭優勢,在加入WTO和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的新形勢下,中國完全有可能在國際分工格局中處於較為有利的地位。

(二)中國政府的職能轉變:已經取得的進展

中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有力地推動了國內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為了避免國內經濟體制與國際通行的市場規則的不一致,中國在經濟特區等局部地區率先引入市場機制,實行符合國際慣例的經貿規則。特區不僅是中國對外開放的窗口,而且是市場化改革的實驗田。中國政府將特區的成功經驗向更大范圍推廣,形成了開放與改革良性互動的局面。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政府職能的轉變方向和界定依據逐步得到明確。1993年《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轉變政府職能,改革政府機構,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迫切要求。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主要是制定和執行宏觀調控政策,搞好基礎設施建設,創造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同時,要培育市場體系、監督市場運行和維護平等競爭,調節社會分配和組織社會保障,控制人口增長,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管理國有資產和監督國有資產經營,實現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政府運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國民經濟,不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這段論述概括了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在政府經濟職能上的認識進展,同時也指出了政府職能轉變的基本方向。按照這一基本方向,一些年來政府職能發生了多方面的積極變化。

——以間接手段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框架初步建立。計劃、財稅、金融體制改革逐步深化,基本形成了計劃、金融、財政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調控機制。國家計劃突出了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大幅度消減了指令性計劃指標,強調計劃指標要少而精,總體上是預測性和指導性的。財稅體制正在由計劃經濟下的生產建設經營性財政向現代市場經濟下的公共財政轉變,以分稅制為核心的新財稅體制初步形成。金融體制擺脫了計劃經濟時期「財政的出納」的窠臼,正在按照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構建現代化的金融機構體系、金融市場體系和金融調控監管體系。政府通過綜合運用財政稅收政策、貨幣信貸政策等經濟手段以及法律手段調節經濟運行,有效地治理了先後出現的嚴重通貨膨脹和一定程度上的通貨緊縮趨勢,逐步積累了在經濟轉軌過程中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有益經驗。

——培育、規范、監管市場體系取得一定進展。中國政府在不斷發展商品市場的基礎上,逐步培育生產要素市場,努力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日益明顯。2000年,在社會商品零售額中,按市場價銷售的比重已高達95%,比1995年提高6個百分點。上海、深圳兩個證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超過1000家,股票總市值48000多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7%,成交金額60800億元。外匯市場、勞動力市場和技術市場獲得長足發展。90年代以來,相繼頒布實施了產品質量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公司法、商業銀行法和證券法等法律法規;對風險較大的期貨市場和證券市場,通過健全上市規則、交易規則和信息披露制度,加強了風險防範和監管機制。政府在規范、監管市場主體、市場組織形式和市場交易行為等方面,正在走向制度化軌道。

——政府以往直接管理國有企業的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變。政企分開邁出較大步伐。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軍隊、武警部隊和政法機關經商辦企業的做法,已經改變。政府各部門解除了與所辦經濟實體和直屬企業的行政隸屬關系,不再直接管理企業。電信、電力、鐵路、民航等壟斷性行業的改革已經有了良好的開端。在加強所有者監督職能方面,政府採取了向重點國有企業和金融機構派駐監事會,以及向資產經營機構和大企業授權經營國有資產等措施,以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國家提出「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正在對國有經濟實行戰略性調整。多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迅速。各種所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發生了重要變化,國內生產總值中非公有制經濟所佔份額接近1/4。中國政府已經承諾,加入世貿組織後,政府不對國有企業施加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以保證各類企業之間的平等競爭。

——在管理涉外經濟方面逐步向國際慣例靠攏。外貿、外匯管理體制改革逐步深化,通過降低關稅、減少配額、取消出口補貼,及實行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可兌換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等,初步形成了符合國際通行規則的外貿、外匯運行機制。引進外資的地域和行業限制逐步放鬆,各級政府在健全有關法律法規、依法管理外商投資、簡化辦事程序、改善投資環境等方面作出積極努力。

——政府促進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的職能有所加強。隨著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日益提高,入口、資源、環境和社會保障對現代化建設的壓力日益增大。適應這種形勢,中國政府制定和實施了可持續發展戰略和科教興國戰略,並積極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目前,中國人口出生率已經降到一個較低水平。政府實行了嚴格的資源管理制度,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取得一定成效。政府加強了對基礎科學研究的支持,將應用型科研機構推向市場。普及義務教育、掃除青壯年文盲和改革高等教育體製取得明顯進展。與新體制相適應的包括養老、醫療、失業保險等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正在有序推進。

——政府自身改革取得一定進展。首先,確立了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基本方賂,提出建立廉潔、勤政、務實、高效政府的目標,並努力付諸實施。按照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要求,政府依照國家法律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序,重視和加強了行政立法、行政執法和行政監察工作,建立並逐步完善公務員制度和廉政建設制度。其次,政府機構改革逐步深入。1998年以來,從國務院到地方政府,相繼開始了力度較大的新一輪政府機構改革。這次改革強調轉變政府職能,實行政企分開;按照精簡高效、權責一致的原則,較大幅度地調整和精簡機構和人員編制;重點加強綜合經濟部門和執法監管部門,精簡撤並專業經濟部門,適當調整社會管理部門。機構改革後,國務院組成部門從40個減少到29個,部門內設機構精簡了1/4。移交給企業、社會中介機構和地方的職能200多項,人員編制減少一半。機關工作作風和效率有了一定改進。各級地方政府也進行了相應精簡,職責許可權進一步明確。再次,政治民主化向前推進。更多地聽取專家、公眾意見和接受媒體監督,促進了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通過直接選舉區、縣人民代表和農村基層政權領導,以及推行政務公開和村務公開等,基層民主政治得到發展。公益組織和行業協會等非政府的自主治理機制也逐漸發育,在爭取公共利益、協調經濟社會矛盾以及補充、替代和監督政府職能等方面,開始發揮積極作用。

(三)政府職能轉變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中國各級政府的職能轉變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展,同時仍然存在諸多問題。從總體上看,政府自身改革仍然落後於經濟體制轉軌的進程,政府職能轉變力度也小於機構改革的力度。政府職能轉變和自身改革在有些情況下是主動推進的結果,在另一些情況下則是迫於形勢壓力,缺乏遠見、深度和系統性,治標不治本。在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自主治理的關繫上,一系列深層次的矛盾尚待解決。

——政府對微觀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的直接干預依然過多,有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尚未形成。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經濟轉軌時期又有某種擴展的行政審批制依然廣泛存在,特別是企業設立、領導人任免、投資、外貿等領域的行政審批亟待清理、削減。值得注意的是,在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中,某些政策的實施又產生了強化行政審批和個案處理的副作用。在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股票發行以及兼並收購等資產重組活動中,一些部門和地方政府往往出於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甚至長官意志,對企業進行不適當的行政干預。例如,強行要求效益好的企業在投資、擔保貸款、資產重組等方面照顧劣勢企業,甚至向企業攤派政府的行政性支出。國有經濟布局不合理、戰線過長的問題依然突出,對其進行戰略性調整的力度不夠,進展遲緩。對非公有經濟的限制依然過多,公乎競爭環境尚未形成。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和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混淆不清的狀況沒有根本改變。如何構建新型的國有資產管理運營體系,已成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所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投融資管理體制改革滯後。在投融資領域,存在著政府以直接干預微觀投融資活動達到宏觀調控目標的傾向,其結果往往達不到宏觀調控的預期目的,同時又加強了政府對投融資活動的不正常的干預。不少部門和地方政府仍然過多地承擔著投融資主體的職能,花費大量精力爭資金、爭項目,投資決策依賴於行政機關的層層審批,不按科學嚴謹的、市場化的投資決策程序辦事,缺乏嚴格的投資風險責任機制,屢屢造成重大的投資失誤。

——規范、監管市場秩序的力度不夠。一是規范市場秩序的法律法規仍不健全。例如反壟斷法遲遲沒有出台,難以運用法律手段打破行政性壟斷;證券市場的退出機制至今沒有最終建立,難以保證上市公司質量。二是執法不嚴,管理鬆懈,紀律鬆弛,甚至有法不依,違法不究,致使已有的法律、規章和制度形同虛設。三是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分割不斷變換手法,阻礙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這些因素導致了市場秩序比較混亂,突出表現為假冒偽劣商品泛濫,偷稅、逃稅、騙稅、騙匯和走私活動猖獗,社會信用關系紊亂,逃廢債務現象相當普遍,建築領域弄虛作假、工程質量低劣的問題嚴重,等等。

——一些政府部門出現利益集團化和非公共機構化傾向,公共服務職能弱化,乃至體制性腐敗加劇。政府改革中專業經濟部門陸續撤銷以後,綜合經濟部門、執法監督部門和社會公共管理部門的公共服務職能需要加強。但是,目前一些政府部門在制定規劃、方案和法規時,或在處理部。門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時,往往受到本部門或所管轄的行業利益的局限,對國家利益、公眾利益考慮不夠,甚至作出違背這些利益和法定程序的行政決策。隨著市場化改革向壟斷性行業的逐步深入,相關領域的部門利益、行業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矛盾正在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現行行政管理體制中存在的同一部門兼有決策、執行和監督職能的狀況,容易強化部門的既得利益,使某些行政主管部門比地方政府更加留戀行政審批權。由於對微觀經濟活動設置了過多的行政審批事項,使體制性腐敗難以得到有效遏制,在一些地方和部門甚至愈演愈烈。

——中央和地方的責權利關系尚未理順。當前比較突出的問題有:(1)國家財權財力在中央和地方間的分配關系尚不合理。一方面,中央財政可支配的財力明顯低於國外平均水平。不少地方挪用工資和養老金搞建設,把欠帳留給中央和省級政府,不利於中央政府實施有效的宏觀經濟調控,也不利於通過轉移支付手段幫助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另一方面,國家稅收立法權過於集中於中央,稅權劃分缺乏穩定的法制基礎,難免導致地方政府變通國家稅法、越權減免稅和濫用收費權。(2)在分權過程中,一些應當下放給企業的權力沒有落實到企業。中央政府放給企業的一些自主權,往往被地方政府截留,不少地方政府遲遲不願向企業放權,在政企分開方面落後於中央政府。(3)行政性集權一分權一收權的框框還沒有根本突破,按市場經濟規律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經濟職能、責任和權利的框架還不清晰。人們習慣於按計劃經濟下「先集權、再分權」的思路考慮問題,還沒有確立市場經濟下「分權優先、集權居後」的觀念。經濟體制改革的方案以及國家制定的優惠政策,大多按行政層次、行政區劃進行試點再逐步推廣,或者限制在一定行政區劃的范圍內實施。這樣往往增加行政層次,例如計劃單列市的設置就使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更加復雜。中央政府對不同地區實行差別性優惠政策,不利於加強區域經濟聯系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不適當的分權容易導致宏觀經濟失控、地區差距擴大和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反過來又可能成為重新集權的誘因。

——依法行政的統一性和透明度不高。首先是經濟體制改革進程與立法進程不協調,影響執法效果。目前中國在制定有關市場主體、市場行為和宏觀調控的法律法規方面已經取得長足進展,但是由於經濟體制轉軌和政府職能轉變還不到位,執法效果往往不理想。例如,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實施經常遇到行政性壟斷的阻礙。其次是執法落後於立法。對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甚至違法不究的行為缺乏有力的監督制約,人治大於法治的現象在許多地方時有發生,嚴重損害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再次是部門、地方政府的法規甚至內部文件與國家法律存在矛盾。在行政執法實踐中,出現內部文件的權威大於部門法規,部門法規的權威大於國家法律的現象。一些部門和地方政府在處理矛盾和問題時,往往先依據本地內部文件和法規,然後才考慮中央政府的法規、部門規章和國家法律。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法院在審理案件時,不是以國家法律法規而是以內部文件甚或長官意志作為判決依據。此類問題較多地表現在企業改制和涉外經濟糾紛等方面。

(四)加入WTO對中國政府提出的新挑戰

應當說,在經濟轉軌的復雜環境中,中國政府的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能夠取得已有的進展是很不容易的。國際社會對此也作出了積極評價。改革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間內是難以避免的,只能通過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求得解決。中國加入WTO,對政府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和挑戰,甚至在某些方面規定了政府改革進展的時間表,這就大大增強了加快政府改革的緊迫性。

加入WTO是中國政府和人民自主的、主動的選擇。之所以作出這種選擇,是基於對國際經濟發展規律的理解,對中國參與全球經濟競爭潛力的認識和信心。對現階段的中國來說,WTO和經濟全球化都是一把雙刃劍,有利有弊。一方面,加入WTO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新機遇。例如,中國可以抓住當前國際產業轉移的時機,吸引更多的跨國公司來華投資,加速中國工業化進程,提升產業結構;可以更加深入地參與國際分工,發揮本國現實和潛在的比較優勢;可以抓住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機遇,發揮後發優勢,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實現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另一方面,加入WTO後中國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由於市場對外開放程度進一步提高,國內經濟勢必面臨國際市場的強大競爭壓力。中國傳統的優勢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會受到其他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強的挑戰。在吸引外資方面,我們面臨周邊國家強有力的競爭。中國在加入WTO談判中承諾了開放市場的義務,「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相結合的戰略將難以像過去那樣繼續實施。國際上有的研究報告指出,20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的經濟競爭力非但沒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加入WTO後能否有效提升自己的經濟競爭力,將對中國構成嚴峻考驗。加入WTO後,對中國現行經濟體制將會產生更為深刻的影響,其中最為直接和突出的是各級政府面臨的挑戰。

——對加快推進市場化改革提出新要求。加入WTO,實質上是按照統一的市場經濟規則參與國際經濟競爭,能否通過進一步開放市場和引人競爭來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關鍵在於國內市場機制能否充分發揮作用。中國經過2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初步確立了市場經濟的框架,但國企改革、建立國內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等方面還相對滯後。如果這些領域的改革不能加快並取得顯著成效,擴大開放市場就可能未得其利,先受其害。

——對合理把握市場開放進程,趨利避害,實現以開放促發展提出了較高要求。加入WTO後,中國政府要履行所承諾的開放市場時間表,所涉及的問題包括降低關稅、取消非關稅壁壘、放開貿易經營權、開放服務貿易市場、對外資實行國民待遇、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這些變化大部分將在2005年以前實現,時間緊迫。市場開放將會引入競爭壓力,有利於提高國內的資源配置效率;但開放過快,也可能使國內產業受到過大沖擊,引發一些經濟和社會問題,對開放與改革進程產生不利影響。這就要求政府在擴大開放前加快國內改革,提高國內企業和市場對外部沖擊的適應能力,同時合理把握市場開放進程,採用得力措施化解開放市場可能引起的矛盾,使負面效應盡可能降低。

——對政府在開放條件下保持宏觀經濟穩定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入WTO後,中國經濟更深地融入全球經濟之中,一方面可以更多地分享全球分工之利,另一方面,也更容易受到來自國外的沖擊。從理論上講,一國政府難以同時兼顧獨立的貨幣政策、固定匯率和資本自由流動三個目標,政府只有具備較強的在開放條件下穩定本國宏觀經濟的能力,才可能為本國企業創造一個較平穩的市場環境。同時,面對種種具有很大不確定性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要求政府在危機治理、維護國家經濟安全上表現出更強的能力。

——對政府管理機制提出了新要求。加入WTO後,要求政府機構更加精簡和人員更加精幹,決策更加科學,政策更具透明度,廉潔程度提高,效率進一步改進。只有如此,才能創造出有利於增強中國經濟競爭力的「軟環境」,使中國在國際經濟競爭與合作中居於有利地位。

5、中國怎樣應對經濟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過程無疑會給中國各種現實的或潛在的諸多挑戰,但其
不可逆轉性又意味著像中國這樣的全球化後來者要改變其落後面貌,就必須融入
該潮流之中,充分利用其所提供的機遇,奮起直追地趕超發達國家,為此要制定
正確的戰略:增加綜合國力,維護國家經濟安全;要繼續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參
與國際競爭;要積極支持和參與國際經濟組織和地區性經濟組織,加強區域經濟
合作;努力提高和增強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建立有效的金融風險防範機制。
經濟全球化過程無疑會給中國各種現實的或潛在的諸多挑戰,但其不可逆轉性又意味著像中國這樣的全球化後來者要改變其落後面貌,就必須融入該潮流之中,充分利用其所提供的機遇,奮起直追地趕超發達國家。恩格斯曾就落後國家在利用傳統來縮短自己向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過程時明確指出:只有「看到怎樣把現代工業的生產力作為社會財產來為整個社會服務的時候
----只有到那個時候,這些落後的國家才能走上這種縮短的發展過程的道路。」
中國在這方面有著慘痛的教訓。自近代中國人被西方國家強行納入全球化過程後
,曾經坐失了一次又一次改變自己在世界經濟體系中邊緣地位的機會。例如,第
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使日本和東亞四小龍實現了現代化,而當時的中國遠離甚至抵
抗了這個全球化過程,造成自身的封閉和僵化而無法從中獲益。1978年以後,中
國新的現代化領導人面對全球化的發展趨勢,緊緊抓住其為中國所提供的有利外
部環境和寶貴發展時機,結束了與世隔絕狀態,轉變了經濟發展模式,實行改革
開放政策,主動加入到了全球化過程中:在經濟上以優惠政策吸引外國投資,從
而比較順利地參與到國際分工格局之中;進行了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體
制的建設,積極與國際慣例接軌。改革開放使中國從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獲得了現
代化建設所需的資金、技術、信息以及市場。中國的發展經驗證明,「關起門來
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必須全面正確地認識和對
待經濟『全球化』的問題。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誰也回
避不了,都得參與進去。」因此,中國今天在面臨經濟全球化的嚴峻挑戰時,只
有勇往直前地應對,絕無後退可言。
----要增加綜合國力,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綜合國力的競爭更多地代替了政治軍事力量的較量。從
長遠看,一個國家只有加強自身發展,不斷增強綜合國力和提高國際競爭力,才
能保證國家的經濟安全。為此,中國要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加快現代化
建設的步伐,迅速增加中國的經濟實力;要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即經濟與人口
、環境、資源的協調發展,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後勁。為了服從國內提高綜合國
力的經濟發展戰略,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國際戰略的重點仍然是服務國
內改革、發展和穩定的大局,在國際上廣交朋友,在不失原則的前提下盡量避免
與他國的沖突;在加入全球化進程時要注意時序問題,即根據自身經濟的適應能
力來選擇加入到不同全球化領域的時間,以盡量減少風險和成本;在參與全球經
濟合作與競爭中,注意通過國內的制度安排或影響國際的制度安排來維護國家經
濟主權,在資源、基礎設施、支柱產業、重要的服務業以及信息技術產業方面國
家要掌握主動權,以保證國家的經濟安全。
----要繼續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競爭。
對外開放只是手段,經濟發展才是目的。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不對
外開放如同不發展一樣,只有死路一條。事實證明,只有那些快速參與經濟全球
化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獲得了較穩定和快速的增長,反之亦然。可見,經濟
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也是有利的。即使是依附論的始作俑者普雷維什也指
出:發展中國家要謀求經濟發展,要像歷史上的美國和日本那樣由經濟體系的邊
緣變為中心,正確的做法「並不是努力割斷與中心的聯系,而是明智地利用這個
聯系」。[1]經濟全球化使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最大程度地擺脫了資源和市場的
束縛,為企業利用最有利的地點和資源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
。這就自然帶來了國際分工的發展、產業的轉移和生產要素的流動。中國應該在
不形成對外過分依賴的前提下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和利用國際市場
的有利資源,彌補本國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稀缺;充分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
和後發優勢來迅速實現產業升級、技術進步、制度創新和經濟結構的變革。
例如,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中國可以首先從大力發展此
產業入手來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在具備適當的積累後適時進行產業升
級,這會有助於經濟發展的成功。韓國的產業發展就走了從勞動密集型逐步到資
本和技術密集型的道路,結果不僅成功地實現了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而且在比
較短的時間內趕上了發達國家,在許多高技術領域的國際競爭中具備了一定優勢
。再如,中國要實現經濟現代化和提高國際競爭力,最終還得發展自己的高新技
術產業,但是中國的資本稀缺,科學技術還相對落後,因此,中國就需要在集中
有限的物力財力對部分重大科學技術項目進行重點攻關的同時,利用自己的後發
優勢積極引進國外的先進科學技術,在消化和吸收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和超越。從
實踐來看,像日本和韓國這樣的現代化後起之秀,無一不重視引進和吸收國外先
進技術。根據統計,直到1990年日本的技術進口仍然大於出口;韓國20世紀
60-80年代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技術主要以引進為主,特別是80年代更是如此,「
據初步統計,1981-1987年韓國引進的技術共2598項,是過去25年總和的60%;專
利支付費約15億美元,為過去25年總數的77%」 。
----要積極支持和參與國際經濟組織和地區性經濟組織,加強區域經濟合作

伴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各個國家、地區和民族的相互依賴程度加深
,世界的整體發展和全球性問題的解決離不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參與
。因此,解決全球性問題的世界性經濟組織和行動越來越多,這也部分地反映了
廣大發展中國家要求改革現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實現各國經濟協調發展、切實
解決南北差距拉大 [3]等問題的強烈願望。不過,今天的全球化過程不同於19世
紀的全球化過程,它不完全以西方為中心,而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特點,即全球
化過程與經濟區域化趨勢並行不悖。目前,世界上的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組成了數
十個形式各異的區域性經濟集團。
中國在當今國際經濟環境大變換過程中,還基本上被排斥在世界經濟規則制
定權之外,這與其近年來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經貿發展速度和所擁有的巨大發
展潛力極不相稱。因此,中國要有原則地盡快加入各種世界性的和區域性的經濟
貿易組織,以促使國際的制度安排更有利於我國的現代化建設:盡量在即將成為
其中一員的世界貿易組織中有所作為,因為它仍然是規范與完善國際經貿行動的
最重要組織;要力爭在APEC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和影響;要努力參與和培植地區性
經濟組織,特別是以台港澳為主體的華人經濟圈和東亞經濟合作組織,因為區域
經濟合作能夠減少或抵禦像亞洲金融危機這樣的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對中國
的政治和經濟安全以及可持續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努力提高和增強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一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包括國家競爭力和企業競爭力。國家競爭力是由宏觀
經濟、科技水平、國際化程度、政府作用、人力資源等因素構成;企業競爭力是
由創新能力、公司治理結構、要素組合方式、相關產業的競爭能力等因素構成。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全球統一市場的形成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國與國之間
的經濟競爭最終是企業間的技術創新能力的競爭,國家的競爭力取決於企業的競
爭力。因此,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是提高我國國際競爭力的關鍵。為此,
在不保護落後的前提下,注意保護民族幼稚工業和提高民族工業的自主發展能力
,對境內的外資企業盡量都要實行國民待遇原則,減少甚至取消對外商的優惠政
策和特殊待遇;同時,面對越來越激烈的國際競爭態勢,中國企業必須努力提高
自己的技術水平和經濟效益,在加快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的基礎上和在市場經濟規
律許可的前提下,積極組建我國的大型企業集團或者跨國公司,開展國際經營,
參與國際競爭,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建立有效的金融風險防範機制。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後,借債在很長時期內一直是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
90年代以後外商直接投資逐漸成為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獲得
國際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到1996年中國的外債總額約為1288億美元,其中80%
以上是長期債務,總債務償還占商品和服務出口的百分比僅為8.7%。按照國際上
通行的債務安全指標,中國對外債務規模合理,有足夠的償債能力。但是,我們
要居安思危,防患於未然,因為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使資本自由流動加速,其
中絕大部分是進行投機性炒作的短期資本,常常導致金融危機的發生。有鑒於此
,我們在進行現代化建設時,應當立足於內資與合理利用外資相結合,像日本和
四小龍進行現代化建設時一樣,固定資本投資主要靠內部積累,讓整個金融盡量
處於「高儲蓄率-高投資率-高經濟增長率-高儲蓄率」的良性態勢中;加強政府
在利用外債方面的統一管理,以利用中長期外債為主,保持適當的速度和規模,
防止形成債務災難和危機;利用外資應以外商的直接投資為主,並根據國民經濟
發展和國家經濟安全需要,引導外資的投資方向;在資本流動方面切忌不顧國情
過度開放,特別要注意謹慎開放資本帳戶,控制投機性過強的短期資本的大進大
出。
總之,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需要中國
的進步。中國只要能夠在參與全球化過程中趨利避害、揚長避短,參與程度與自
己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承受能力、吸納能力相適應,保持自己獨立自主的發展
特色,充分利用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清醒地認識和防範它可能帶來的不利
因素與風險,不斷增強自己的國際競爭力,那麼經濟全球化不但不會危及自己的
經濟安全,反而有助於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促進現代化戰略目標的早日實現。

6、如何看待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的關系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發展變化的深刻背景和根本趨勢。正確認識和妥善應對全球化,不僅有利於我國促進科學發展、和諧發展與和平發展,而且有利於促進國際體系轉型、和諧世界建設與人類文明進步。一

目前,經濟全球化已遠遠超出經濟領域,正在對國際政治、安全、社會和文化等領域產生日益廣泛的影響。全球化的積極作用主要有:

(一)促進發展模式創新。全球化促進生產、資源、人員、貿易、投資和金融等生產要素全球優化配置、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跨國公司已發展到在全球布設研發、生產、銷售鏈條的全球公司階段。經驗顯示,一國經濟開放度提高與其人均GDP增長之間成正比。無論一個國家的發展模式如何調整變化,不考慮全球化因素,不利用全球化機遇,就不可能探索出先進的發展模式。

(二)促進國際利益融合。利益融合既表現在經濟領域,又表現在其他領域;既表現在雙邊領域又表現在多邊領域。國家間經濟相互依賴逐步深化,俱榮俱損局面開始形成。全球經濟鏈條越擰越緊,一國經濟發展對全球經濟發展的依賴增強。除國家利益外,共同地區利益和全球利益明顯增多。利益融合有利於國家關系改善,國家間協調合作增多,出於不同利益而形成的不同「志願者聯盟」不斷出現。謀霸權、搞對抗,堅持集團政治和冷戰思維越來越不得人心。

(三)促進安全內涵擴展。安全已從傳統安全領域擴展到非傳統安全領域。恐怖主義、經濟安全、環境惡化、氣候變暖、疫病蔓延、移民浪潮和跨國犯罪等非傳統安全問題威脅增大,涉及到經濟、民生、社會和自然等廣泛領域。非傳統安全主要由人類發展的不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自然的不協調引起,其實質是發展問題。非傳統安全問題模糊了安全與發展的界限,增大了國際安全合作的緊迫性,挑戰著傳統安全的主導地位,緩和了國家間的軍事對抗關系。如恐怖主義和氣候變化不是任何單一國家能夠解決得了的,美國在反恐中不得不多方借重國際社會。又如,美俄在導彈防禦問題上矛盾尖銳,但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總的來說合作順利。

(四)促進國家主權轉移。全球化促進了國際組織的發展。僅1990至1998年,國際組織就從26656個增至48350個,其中政府間國際組織250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成為全球性規則的制定者和監督實施者、全球性問題的管理者和全球性爭端的解決者。WTO在其《關於解決爭端的規則與程序的諒解》中,全面規定了WTO解決貿易爭端的政治方法、法律方法、裁決執行與監督以及救濟辦法等,並專門設立了爭端解決機構(DSB)。的確,國家仍然是國際社會的主要行為體,國家主權仍然是國家至高無上的權利,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國家主權在越來越多地向政府間國際組織轉移。比如,向聯合國、地區組織轉移政治、外交和軍事權利,向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全球公司轉移經濟權利,向各種各樣的其他非政府國際組織轉移社會權利。全球化還促使一國的國內規則盡可能與國際規則協調與一致。

(五)推進國際體系轉型。現行國際體系的主要特徵是:由西方特別是美國主導、國家間名義上平等而事實上不平等、國際組織作用有限、霸權主義和「問題國家」得不到有效制約。現行國際體系在應對日益增多的全球性問題方面日漸乏力,其調整、完善和轉型乃大勢所趨。今後幾十年內新的國際體系有可能基本形成,其主要特徵:一是世界格局多極化。由於新興大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振興,國際力量對比正在發生有利於多強不利於「一超」、有利於發展中國家不利於發達國家的變化,「一超」與多強、南方與北方兩個力量對比失衡問題有望最終解決。據國際權威機構預測,2020年世界排名前20位的經濟大國將重新洗牌,中國將躍居世界第二位,俄羅斯、印度、巴西將躍入前10名,另有部分發展中大國將躍居前20名。美、中、歐、日、俄、印度、巴西等新的各極之間利益融合與相互依存度提高,彼此發生尖銳對抗與全面戰爭的危險性降低。二是西方與非西方國家共同主導。將來隨著美國「一超」地位和西方力量優勢的逐步喪失,西方的主導地位將難以維系,多極、西方與非西方將共同主導新的國際體系,國際關系民主化將得到發展。三是國際組織作用增強。國際組織和國際規則將進一步充實、完善和強化,對大國和「問題國家」的約束將得到加強。四是國際治理多樣化。全球性問題增多將促進國際治理模式多樣化,如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大國共治與中小國家共治、全球性國際組織治理與地區性國際組織治理等相互結合和相互補充。五是和平漸進性。以往國際體系的變革都是通過戰爭實現的,這一次國際體系轉型可能在保持總體和平狀態下通過大國之間、南北方國家間的斗爭、協商、妥協以漸進式改良逐步完成。

(六)推進人類文明進步。人類有可能在全球化、全球性問題、全球利益和全球治理基礎上,形成人類新的共同價值觀念和新的人類文明,打破西方在人類文明中的主導地位,實現對西方文明的總體超越。


我們在看到全球化的積極作用的同時,對其逐漸積累的負面作用也不能忽視。

(一)經濟危機。隨著全球經濟鏈條日益緊密,能源價格大幅攀升、金融秩序嚴重失控、大國經濟明顯衰退誘發全球經濟衰退甚至危機的可能性增大。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其傳導的速度、影響的深度可能遠遠超過以往的世界經濟危機。此外,氣候變化、環境惡化等問題長期得不到有效治理,也最終會威脅全球與各國經濟可持續發展。

(二)社會動亂。全球化導致國家間和國家內部貧富差距擴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內部的社會矛盾都有可能激化。如美、英、法等發達國家傳統產業大量外移,失業問題突顯,社會風潮增多。全球化還使各國國內因素與國際因素的聯系與互動增強,國際問題誘發國內動盪、國內問題引發國際動盪的機率都在增大。

(三)大國對抗。有的國家背離全球化的演進方向、背離人類歷史前進的步伐,沒有放棄搞霸權主義,沒有放棄搞戰略擴張,沒有放棄搞軍備競賽,沒有放棄遏制其他新興大國。特別是它還將在一二十年內保持戰略優勢,一旦擺脫當前的戰略困境,仍有再次挑起大國對抗的可能,那將對國際體系的轉型、人類和平進步事業產生嚴重危害。

(四)地區動盪。全球化中邊緣化的國家、霸權主義、恐怖主義、核擴散等,可能使用21世紀頭20年內地區熱點不是隨全球化深入逐步減少而是繼續增多,使地區熱點對全球安全形勢的牽動作用增大,使國際形勢在總體和平狀態下局部動盪繼續加劇。



置身全球化浪潮,要增強機遇意識、創新意識和全球戰略意識。

完善國家發展觀、利益觀、安全觀、主權觀與國際秩序觀。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搞好五個統籌,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與全球化發展間良性互動。摒棄絕對排外的國家利益觀,遠離霸權主義那種維護一己私利的國家利益觀,把更多的全球利益和地區利益納入國家利益視野,在推進與外部世界互利共贏中發展並延伸國家利益。創新國家安全觀,促進國防建設與國家經濟建設、國家和平發展的協調,促進維護傳統安全與維護非傳統安全的協調,促進維護本國安全與維護國際安全的協調,促進軍事手段與其他手段間的協調,力爭擺脫「安全困境」羈絆,推進安全與發展統一,努力維護國家綜合安全。妥善應對國家主權轉移的趨勢,以是否有利於國家利益發展取捨國家主權讓渡,以是否有利於本國國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穩定決定對國際干預的立場。充實國際秩序觀,在適當參與全球治理中推進和諧世界建設。

增強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能力。全球化背景下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互動增強,要善於利用全球化機遇促進國內發展,善於利用全球化壓力推進國內制度創新,善於規避全球化風險維護自身安全,善於防範國內問題沖擊地區和全球安全與發展。

7、經濟全球化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不僅推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也給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帶來了不同程度的經濟波動和政治不穩定。近年來,墨西哥、俄羅斯、東南亞等國家的金融危機及其政治動盪,就是有力的佐證。其代價之慘痛、教訓之深刻,足當引以為鑒。經濟全球化已經叩開中國的大門,在帶來千載難逢的發展良機之同時,也對我國社會政治穩定產生了威脅和影響。我們必須正視挑戰,探索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中國社會政治穩定與發展的規律和對策。
一、經濟全球化對當代中國社會政治穩定的影響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生產力和世界交往高度發展的必然產物,作為一種客觀的自然歷史進程,不斷地表現出日益「超越民族國家」的特性。但在實踐中資本主義主導了經濟全球化,試圖按照其面目改造整個世界,使之完全走向「全球資本主義化」。這種雙重性質決定了經濟全球化對世界歷史的發展,同時具有推動與阻礙的雙重影響。它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沖擊,實質上就是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挑戰。其格局總起來看是機遇與挑戰並存,機遇大於挑戰,但是在一定條件下也可能是挑戰大於機遇。這不僅體現在它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挑戰上,更集中地體現在對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穩定與發展的挑戰上。
首先,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社會生產力和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挑戰,直接地影響我國社會政治穩定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其次,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政權形成了根本性的威脅。
第三,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的國家主權、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提出了挑戰。
第四,經濟全球化對我國新一輪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戰,使政治改革過程面臨更大的困難、矛盾和風險,孕育新的政治不穩定因素。
第五,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各國文化與思想觀念沖突,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我國政治不穩定
總之,經濟全球化已經把中國和世界聯系成為一個整體,由於存在著「蝴蝶效應」,國際社會任何一個微小的波動都可能帶來中國社會的經濟波動與政治不穩定。這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客觀事實。
 二、經濟全球化影響我國社會政治穩定的方式和特點
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社會政治穩定的影響,是一種全方位的影響,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具有各自不同的表現方式和特點。
從經濟方面看,經濟全球化主要通過市場經濟機制,直接、全面和深刻地影響我國的經濟穩定和政治穩定。經濟全球化的基礎是世界市場的全球化,世界市場按照自由競爭原則,自發地調節各國經濟發展和世界經濟關系。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經濟全球化正在通過世界市場和中國市場的鏈接,把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及其國際經濟政治的風險、矛盾和危機,直接引導到中國社會中來,影響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穩定發展。其表現有二,一是直接影響我國的經濟穩定發展狀況,主要是經濟總量的平衡和經濟結構的穩定。二是通過影響我國的經濟發展來影響政治穩定發展。值得指出的是,經濟全球化的這些因素同時存在,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轉化,形成一種綜合影響力,貫穿在我國經濟政治發展進程之中。因此,市場機制是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政治穩定的最基本的方式。

從政治方面看,經濟全球化主要通過政府宏觀控制和對話協商機制來實現各國政治穩定與發展。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各種跨國公司和企業根據自由競爭原則和全球性利益,在全球范圍內爭權逐利,導致了國際無政府主義的嚴重泛濫,卻不對各國社會的政治穩定負責。因此,維護世界經濟秩序和各國社會政治穩定的職責,仍然需要各國政府承擔,通過宏觀調控、協商對話和國際合作,使市場起到基礎性配置全球性資源的作用。但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卻打著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的招牌,主張通過「自由民主市場模式」,鼓吹和採取政府管制經濟自由化政策,來消融中國政府管制經濟機制,制約我國政府管理行為過程,直接影響我國的政策穩定和政局穩定。此外,西方國家通過操縱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強調一切按照所謂的國際慣例和國際法辦事,甚至奉行單邊主義,把本國法律凌駕於國際關系准則之上,企圖迫使中國就範。這種不正當干預我國經濟政治事務的「合法」手段,對我國政治穩定的隱性影響更大更深。可見,政府宏觀調控、協商對話和國際合作是全球化條件下維護政治穩定的關鍵。
從文化方面看,經濟全球化主要通過國際大眾文化傳播媒介及其滲透整合機制,直接和間接地影響我國公眾的政治思想穩定和民心穩定。經濟全球化不僅是物質文明的全球化,也是精神文明的全球化。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不僅給我們帶來了西方的物質文明,也帶來了西方的精神文明,對我國公眾社會政治心理的穩定狀態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當今時代是一個信息時代,但世界主要大眾傳播工具卻被西方發達國家支配著,少數全球性傳媒公司壟斷著全球信息的發布權和控制權,這實際上使我國公眾處在一種信息不平等和信息不對稱的格局之中。發達國家藉此推行文化霸權主義,推銷「西方價值」,妖魔化中國等活動,這對我國社會公眾的思想統一和心理穩定,產生和形成了無形的滲透影響和強大的輿論壓力。

從社會方面看,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世界交往普遍化和生活方式一體化,也是影響我國社會政治不穩定的方式之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民通過各種世界交往方式,同世界各國人民形成了越來越密切的經濟與社會聯系,無論是在廣度還是深度方面,都已經十分普遍地擴大了,我國社會公眾生活方式也呈現出不斷國際化與全球化的趨向。由於中國與各國之間存在一定的經濟與文化差距,人們在融入全球一體化的社會生活過程中,產生了這樣那樣的不適應性,造成各種各樣的矛盾和不穩定因素,從而有可能產生和加劇我國社會政治的不穩定狀況。
當前,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社會穩定發展的影響,呈現出這樣一些特點。第一,在影響的方向上是國際國內雙向互動。第二,在影響的內容上是經濟、政治和文化交叉滲透、相互轉化和全面擴展的一體化發展態勢。第三,在影響的機制上是結構—功能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和相互轉化。第四,在影響的格局上是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共容並存。第五,在影響的趨勢上是政治穩定與政治不穩定交替發展。我們以新的姿態推進改革、擴大開放,保證持續穩定發展是回應經濟全球化帶來各種不穩定挑戰的必然選擇。這是一種「沖擊—回應」互動關系,其運動軌跡和結果總的說來就是一種「不穩定—穩定—不穩定」、不斷循環發展以至無窮的過程。
三、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保持中國社會政治穩定的對策選擇
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如何實現和維護中國社會政治穩定與政治發展,我們提出以下的對策選擇。
一是不斷解放思想,實現觀念更新,這是我們積極應對經濟全球化,保持中國社會政治穩定的前提條件。當前,必須從經濟全球化的視角與高度,重新認識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穩定及其意義。
二是不斷適應形勢發展的變化,及時進行社會政治穩定的政策調整,這是我們應對經濟全球化,保持中國社會政治穩定發展的關鍵。
三是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堅定不移地走制度創新之路,全面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新型體制,是保持中國社會政治穩定發展的根本。首先,堅持走制度創新全面發展的新道路,必須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政治和文化制度,真正實現和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進性和優越性,這是我們實現社會主義政治穩定發展的根本保證。其次,必須以「三個代表」為指導,加快新一輪體制改革的步伐。要及時抓住當前世界發展的有利時機,爭取在2010年左右逐步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及其相適應的政治法律文化新型體制。要立足全球,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紐帶,不斷推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高度發展,這是實現社會主義政治穩定發展的根本動力。不斷地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國家及其政治文明,這是實現社會主義政治穩定發展的根本保證。建立和完善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的民族的、大眾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新文化體系,這是實現社會主義政治穩定發展的巨大精神動力和思想保證。再次,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民主外交路線,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為我國社會主義的穩定發展創造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積極全面參與世界經濟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推動國際經濟政治制度的創新發展,創造世界各國人民的平等、多元、共贏的發展新格局,推動人類文明的和諧與進步,這是實現社會主義政治穩定與發展的根本方向。

8、中國力量將推動全球經濟治理嗎?

據報道,過去五年,中國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在拓展中國經濟發展空間的同回時,也讓中答國在世界舞台上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而推動全球經濟治理,「中國力量」一直不遺餘力。

報道稱,2016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連續數年,中國穩居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地位;過去幾十年裡,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長,是同期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增速的近3倍……世界經濟發展中的「中國印記」日益凸顯。

並且,中國主動提出「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充分體現了歷史轉折關頭的大國擔當,將對世界經濟發展起到重要引領作用,為全球化進程注入新的動力,中國全面開放,不僅是拓展自身開放空間的需要,也是為世界經濟發展貢獻力量、維護國際經濟秩序的責任擔當。

隨著扎實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與更多的國家和地區開展合作共贏,通過二十國集團、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等多種合作平台和機制,積極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發起成立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等多邊金融機構,以實際行動推進全球包容性增長……

希望中國的影響力可以持續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