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為什麼是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隨著「中國崛起論」不斷持續與升溫，近來有關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的論述日益增多。國內輿論近乎是「清一色」的輕松筆調，相關部門為他們的片面重商主義找到了新的借口，而一些學者也不失時機強調「新自由主義」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指導意義。鑒於此，清晰認識全球化給中國帶來的收益與成本實屬必要。「軟體」變化比「實體」增長更可貴中國自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以來，國民經濟突飛猛進，國內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1400多億美元，迅速提高到2004年的1．65萬億美元，經濟規模居世界第6位。經濟年均增長9．4％，比世界均速快了6個百分點。外貿規模已由世界第32位攀升到目前的第3位。利用外資連續12年居發展中國家首位。國外有學者計量研究顯示，1975～2000年間，中國經濟全球化指數上升了2．14個百分點，這直接導致了同期中國年經濟增長率上升了2．33個百分點。相對於國民經濟「實體」的增長，國民意識觀念、企業經營方式、國家管理體制等「軟體」變化更大、對未來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影響也更久遠。制度經濟學研究揭示，制度是一種重要的社會經濟資源，制度的改革與創新可以有力地促進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全球化使中國有了「後發優勢」，大大節約了中國自我摸索的時間與經濟成本，使中國在短短20多年時間就基本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這對於曾經有著幾千年封建經濟統治、百餘年殖民經濟掠奪、數十年計劃經濟控制的經濟體而言，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不容否認，全球化的確給中國帶來巨大收益。中國憑借自身優勢在全球化中獲益全球化的實質是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自由化，因為始作俑者與積極倡導者主要是美國，因此有關國際經濟自由化的一系列安排即被稱之為「華盛頓共識」。但是，「華盛頓共識」中的經濟自由化是有選擇的，即資本、商品與服務的全球自由化，勞動力與人員的流動僅局限在發達國家之間，後進國家受到嚴格限制。根據自由貿易經典理論，每個國家（或地區）都可以憑借自己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競爭，從國際分工走獲得相應收益。中國從全球化中獲得收益，依據的是自己的比較優勢。中國參與全球化並從中獲益的方式，已經被國際社會譽為「北京共識」。概括起來，中國的比較優勢有兩類：一是既有的比較優勢，主要集中在比較健全的工業體系、強政府、人口眾多與大國優勢。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使中國建立起頗具規模的工業體系，這是中國順利參與國際分工的基礎；中國政府具有強大的制度優勢，能迅速動員一切可以利用的國內資源，為經濟建設服務，並能夠較好地控制因全球化沖擊而產生的種種問題；人口眾多使中國一直保持低廉的勞動力優勢，這使得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具有極大的競爭力；中國幅員遼闊，生產率自東向西呈梯次分布，這為緩沖全球化沖擊、延續改革開放成果，提供了堅實的經濟與社會基礎。二是新生的比較優勢，主要集中在規模與范圍經濟。中國除了不斷鞏固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勢外，在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上也取得長足進步，並將這些進步迅速不斷地轉化為競爭優勢，在國際分工中變現為收益。中國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不僅形成了企業的規模經濟，而且形成了地區的范圍經濟。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三角區等不僅建立起發達的基礎設施，而且確立起完善的生產供應鏈，方圓200公里內可以實現同一商品生產所需的全部采購，這便是美國《商業周刊》所驚呼的「中國價格」之重要秘密所在。中國的凈收益並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提到的一連串激動人心的數據，並非都是從全球化中得來。從歷史來看，改革開放前中國經濟同樣取得較快增長，只是被不恰當的政治運動所終止；從橫向來看，與中國國情非常相似的印度，在經濟相對封閉的情形下，也取得了國際稱譽的成績。在津津樂道中國從全球化獲得豐厚收益的同時，我們也不應忽略中國應對全球化所付出的代價與面臨的風險。中國應對全球化所付出的代價集中在：地區、城鄉與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環境生態污染加劇、人民的健康狀況堪憂。1980年，中國東、中、西部地區GDP分別佔全國GDP的50％、30％、20％，到2003年分別為58％、25％和17％。人均GDP差距不斷擴大，1980～2002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由高出全國平均水平34％提高到53％，中西部地區則分別由相當於全國平均水平的88％、70％下降到75％和59％。此外，由於大量引進高能耗、高污染產業，一方面使中國煤電油運全面緊張，重大礦難事故不斷，並迅速增加對國際資源的需求與依賴；另一方面，環境污染日趨嚴重，據中國科學院專家測算，環境污染使中國的發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7％，2003年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佔到GDP的15％。全球化不僅使中國已經付出巨大代價，而且還將使中國面臨巨大風險。這些風險主要有：經濟對外依存度過高、工業體系嚴重受損、對外經濟摩擦加劇、國家安全受到日益嚴重的威脅。美國蘭德公司報告顯示：日本是世界經濟強國，經濟規模要比中國大好幾倍，但是中國經濟比日本經濟更加開放。2004年中國的貿易額佔到全國GDP的70％，而在日本只有24％；2004年中國吸收了606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而日本只有201億美元。國內有些學者以此來炫耀中國開放的成就，但是一些國際學者對此表示了擔憂；中國改革開放前建立的比較完整獨立的工業體系目前已嚴重受損，製造業中主要行業、產品品牌為外資所控制，作為「工業之母」的裝備製造業正面臨「全軍覆沒」的境地，中國正在成為世界的加工車間，而並非世界工廠；20多年的改革開放，在中國形成了眾多利益集團，它們憑借其掌握的雄厚的經濟資源、強大的政治資源，以各種方式來影響中國政府的決策，以確保其商業利益。因此，中國參與全球化，在獲得豐厚收益的同時，也付出了巨大代價，而發達國家基本上是以最小的代價獲得巨大收益。西方「反全球化」人士所宣揚的慘痛代價，只不過是部分結構性調整導致的就業機會流失而已。實際上，沒有哪一個西方國家政府反對自由化、抵制「華盛頓共識」。從全球化的凈收益角度來考慮，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當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宣揚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要麼是信口開河，要麼是有意混淆視聽。
2、中國是如何走向全球化
全球化正在改變世界秩序。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都在日益增強。作者認為，在未來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中國有能力成為先行者和領導人。那麼，中國為什麼具有這種能力？中國怎樣成為領導者？中國未來的走向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世界？中國會不會用自己的意願影響國際體系？中國會不會向其他國家和地區輸出自己的發展模式？這些都是本書重點探討的問題。
首先，要破除「西方中心論」的思想。「中國威脅論」不足取，因為中國與世界的利益休戚相關，這一點在經濟領域尤其突出。本書搜集了大量的數據和資料，呈現了中國近年來的經濟成就。中國經濟發展，世界經濟也會跟進；當中國經濟放緩，世界經濟也會萎靡。2008年金融危機動搖了世界對美國和西方經濟能力的認同，作者說，「這是中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的開始」。作者提出了一個有意思的大膽假設：由中國構建的、全新的全球金融體系，人民幣將取代美元成為主要的外匯儲備貨幣，前提是放鬆資本管制和發展中國資本市場。其實不僅是資本市場，中國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都顯示了市場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以及中國政府的調控能力。
筆者認為，2008年的確是一個契機，讓世界看到了中國模式的潛力。不過，我們不應盲目樂觀。中國之所以能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高投入、高產出的經濟策略，但很難實現可持續發展，如匈牙利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奈所指出的，中國應當破除「對增長率的迷信」。經濟放緩沒有關系，穩中有升才是最好。中國的改革必定是一個漸近方式。在本書結束語「界定中國的八大特性」中，作者強調了中國政府運作的獨特方式，「中國模式」能否長期持續下去，很重要的一點，還要看中國政府能否更好地用市場規則辦事。中國需要的是經濟更自由和一個更有自信心的、更開放的政府。
作者從國際關系視角分析中國地位的研究方法很有成效。尤其重視東亞秩序中幾個主要國家的關系。本書有一章專講日本，其實是提醒中國在現代化發展中需要向日本學習借鑒。本書不僅講現狀、講未來，還不斷從歷史上挖掘根源。比如朝貢制度給中國地緣關系帶來的影響，比這更重要的，是儒家價值觀在亞洲秩序中所奠定的文化認同感。這是中國的歷史包袱，也是寶貴資源。從長期來看，傳統文化並不妨礙引進西方技術和思想，而儒家文化讓中國一向更關注家務事以及地緣關系，中國在今後會更多地以建設性的方式參與到國際事務中去。
根據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理論，任何大國都有修改國際現狀、擴張自己權力的意圖。中國當然也有這樣的政治訴求，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要成為「龍頭老大」。作者說中國將會代替美國成為新的世界領導人，筆者對此持保留意見。筆者更贊同波蘭前總理、著名經濟學家科勒德克所預想的「十五大集團」。北美自由貿易區和中國都是其中的組成部分。這種多元化結構以達成共識、實現多贏為目標，不但不會與全球化發生沖突，還會促進全球化的發展。未來的世界更可能是一種各方相互依存，保持微妙平衡的多極化格局。
本書副標題名為「一個永不褪色的大國夢」。作者對中國充滿信心，筆觸激昂熱情。中國讀者閱讀本書可能深受鼓舞。但激動過後、冷靜之餘，筆者想給其他讀者提個醒兒，不要別人誇我們有多好就真的覺得自己有那麼好，切忌頭腦發熱。作者將中國擺在國際關系的中心地位，這固然提升了中國的重要性，但我們在反對西方中心論的同時，也要避免「中國中心論」的陰影。中國要用事實和行動力更好地走自己的道路。
3、中國參與全球化為什麼有顧慮？
中國政府參與全球化管理的能力越來越強大，沒有任何的顧慮，我們的國際話語權也逐步在提高
4、為什麼未來30年的全球化是全球的中國化
「中國崛起在開放方面給全球樹立了一個典範，中國對經濟的開放被低估。中國對外國企業的依賴在工業方面全球最高；中國是吸引FDI的世界第二大國家；全世界各種形式的管理模式都在中國做出了重大的貢獻。」5月12日，長江商學院創辦院長項兵在「儒商論域2014—儒商典範與財富」論壇上表示，「過去30年，中國被全球化，未來30年，世界格局改變的可能之一是全球被中國化。」 項兵認為，全球的發展模式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一方面，歐洲福利國家主權債務難以為繼。另一方面，在新自由主義實踐方面走在前列的中國和美國，面臨著收入和財富不均的挑戰，基尼系數全球最高。這些挑戰使得經濟制度需要做比較大的調整，中國和美國可能更多地重視社會福利，而歐洲福利負擔比較嚴重的國家，可能有更多的新自由主義政策。 此外，中國崛起在開放方面給全球樹立了一個典範，中國對經濟的開放被低估。中國對外國企業的依賴在工業方面全球最高，美國、日本是30%左右，中國達到了47%。日韓兩國的出口基本來自本國企業。只有中國在2012年50%以上的出口都是外資企業提供的，這是全世界唯一的。 中國是吸引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資)的世界第二大國家，最早到中國投資的是日本，達到了4000多億美元。能夠接受這么多錢，也是開放的一個標志。我們到中國超市，到沃爾瑪、家樂福，裡面有來自全世界的外國品牌，中國的品牌比較少。 另外，全世界各種形式的管理模式都在中國做出了重大的貢獻，這也是全世界唯一的。所以中國的開放一直被低估。 項兵還表示，民主制度是人類文明最偉大的發明之一，但還存在不足之處，包括：主權債務；領導力匱乏；缺乏基層工作經驗；政策短視。「民主運動有很多優勢，但和我們的政治制度比，它確實有需要改進的地方。將來全球的發展模式和制度更走向多元，美國說『YES』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中國可以通過『和而不同』的理念來參與全球治理。」 項兵說，過去30年,中國被全球化，未來30年，世界格局改變的可能之一是全球「被中國化」。「我希望中國的崛起能給全球帶來更多的多元的因素、積極的元素。」 以下為演講實錄： 中國崛起的全球影響 項兵（長江商學院創辦院長）：很多外國朋友問中國崛起到底代表什麼，除了經濟全球第二，中國的崛起代表什麼？我給各位做一個分享，錯誤的地方請大家原諒。 首先我看了一下全球的發展模式，從撒切爾夫人開始，她也是哈耶克的學生。她在1979年主政，啟動了新自由主義、國有企業私營化、放鬆管制、推動全球貿易減稅。1981年裡根總統基本拷貝了撒切爾夫人的主政理念。過去三十幾年，從1979年到現在，應該是人類歷史上經濟最繁榮的時代，創造財富也是最多的時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到2008年時，這個模式碰到了新的問題。相對來講，福利比較好的國家，如北歐、法國、德國等絕大部分民主國家，國債主權債務到了難以為繼的狀態，美國國債到了105%，日本到了247%。這些福利制度使很多發達的國家主權債務難以為繼。這是一個大挑戰。 第二個大挑戰以中國和美國為代表，即在新自由主義實踐方面走在比較靠前的，這個挑戰就是收入和財富的不均，全球的基尼系數中國和美國是最高的。所以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最大的挑戰是收入和財富不均。從這點來講，我認為全球的發展模式，從經濟制度來講可能需要做一個比較大的調整，未來中國和美國可能會更多地重視社會福利，而有些歐洲的福利負擔比較嚴重的國家，可能有更多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中國和美國是一個極端，北歐國家是另一個極端，未來的發展應當是兩者共同往中間漂移。 我覺得中國崛起帶來的影響是在開放方面給全球樹立了一個典範，中國對經濟的開放被低估的，在很多方面走在全球前列。中國對外國企業的依賴，在工業方面是全球最高的，美國、日本是30%左右，中國達到了47%。大家認為中國的模式是出口拉動，這沒錯，但日本和韓國出口，日本的出口基本來自日本企業，韓國的出口來自韓國企業。只有中國，在2012年，50%以上的出口都是外資企業提供的，這是全世界唯一的，這點非常獨特。 中國是吸引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資)的世界第二大國家，最早到中國投資的是日本，達到了4000多億美元。能夠接受這么多錢，也是開放的一個標志。我們到中國超市，到沃爾瑪、家樂福，裡面有來自全世界的外國品牌，中國的品牌比較少。但在韓國的超市幾乎看不到外國品牌，日本的超市外國品牌也不多。 全世界的主要經濟體都是每一個國家自己的模式佔主導，美國是美國模式，英國是英國模式，日本是日本模式，只有在中國沒有一個模式佔主導。豐田做得非常成功，三星2011年在中國的出口達300億美元,全世界各種形式的管理模式都在中國做出了重大的貢獻，這是全世界唯一的。所以中國的開放一直被低估，我看了數據以後感到震撼。比如家樂福、肯德基的銷售額在中國佔全球銷售額的50%。美國高通全球銷售額50%左右來自中國。美國公司思科在中國互聯網基礎設施佔了70%份額。中國華為賣到美國一塊錢都是國家安全問題，而我們70%的互聯網基礎市場是美國思科公司控制的。所以在擁抱全球化、應對全球化方面，中國已經走在世界的前列，值得很多國家學習。 今天我們討論的是東亞文明，東亞文明各種各樣政治制度的結合都可以產生經濟的繁榮，這也是一種文明的開放，這是我對中國經濟有信心的最重要原因。看看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大陸最近的經濟繁榮，同樣的文明可以產生不同的制度模式、同樣可以產生經濟繁榮。 西方民主制度不足之處 對西方的政治制度來講，我認為民主制度是人類文明最偉大的發明之一，但我也確實產生了一些顧慮，尤其是2008年以後，有以下幾點： 一，主權債務。 二，領導力匱乏。在美國最優秀的學生不會說到華盛頓去找工作，這不是他們最優先的選擇，所以我們「學而優則仕」的思想在那裡不實用。 三，缺乏基層工作經驗。中國的主席、副主席要在基層工作5—10年，才有資格領導中國老百姓，這是中國的基層經驗，是中國的一個優勢，西方社會不太重視基層工作經驗。 四，政策短視。短期行為都有它的極限，民主運動有很多優勢，但和我們政治制度比，它確實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從這點來講，我希望將來全球的發展模式和制度更走向多元，我同意張維迎的觀點，我不信將來有一個中國模式、一個美國模式，將來必定是一個多元的模式，是相互學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開放模式。 中國崛起給世界帶來了什麼？ 中國的崛起，能給世界帶來什麼？除了經濟發展模式帶來的啟發以外，還帶來了什麼？有很多見仁見智的地方。如「天人合一」的理念，在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語境中，也許對全球的生態關系會有重大改變，因為全球以人為本的理念很深，比如希臘、羅馬。但我們現在的實踐做得不夠，環保很差。 第二，「和而不同」理念的灌輸。我第一次到俄羅斯莫斯科時，看到他們的生活節奏非常緩慢，莫斯科的時間是無窮無盡的，做任何事都很慢，而在我國，時間就是金錢，我們是快字當頭。另外他們的商業氣氛很少，到今天為止，莫斯科地鐵人流量非常之大，廣告非常之少。所以商業氣氛匱乏，這有可能是俄羅斯有那麼多優秀芭蕾舞演員的必要條件。我們高中數學老師可能都忙著去掙錢，很少考慮到這個問題。 不是我們不聰明，而是生活的方式不一樣。所以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們需要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模式。只有這樣，文明才能進步，不同才華的人才有可能誕生。每個人可以選擇不一樣的生活方式、不一樣的需求。所以全球治理不一樣，美國說「YES」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所以我覺得中國可以通過「和而不同」的理念來參與全球治理。 如果按三百年作為一個商業周期、一個朝代周期論，美國還沒跑完第一個路程，美國現在收入財富不均局面已經達到空前的高度，錢和權走在一起，老百姓沒有希望，只有通過革命的方式來改變。所以即使美國實行三權分立，也在過去十年、二十年，發生了很多問題。本來我對這個體制充滿希望，但發現問題如此之大，仍舊讓錢和權走在一起。中國上下五千年，一個朝代好還是N個朝代好，是不是朝代越長越好？我沒有答案。難道五千年一個朝代就會更好，朝代是否越長就越好？我不敢肯定。所以從中國的周期來看，很多問題需要我們重新考慮。 未來30年，全球可能「被中國化」 最近，我演講提到一個新的理念，我認為整個人類短期性行為已經很嚴重了，西方的制度和商學院教授的東西結合起來，很可能造成人類毀滅。從西方到東方，從經濟到政治，沒有任何長線的考慮。所以我認為，在座很多頂級人文學者，你們貢獻的機會要比我們大得多，我們整個商業是比較短視的，政治也是非常短視的，從西方到東方看不到任何一百年、兩百年的考慮。我邀請杜維明先生給我們長江商學院開人文課程，就是認為這是一個潛在的解決方式。當我們具有更多的歷史觀、人文觀，並以此來考慮經濟和政治問題，我們可能會有希望。 在博鰲論壇時，我說了一句話，過去30年,中國被全球化，未來30年，世界格局改變的可能之一是全球「被中國化」。我希望中國的崛起能給全球帶來更多的多元的因素、積極的元素。不是說中國要統治世界，中國和美國的思維不一樣，美國希望統治世界，中國不希望。過去五百年西方文明主宰世界，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我認為東亞文明應該承擔起我們的責任，對全球重大問題，不僅僅讓西方提供方案、我們去配合，這是我們的時代，我們應該有勇氣和能力，以我們的智慧來解決全球性的問題，這些問題亟需解決，不能再拖下去了。
5、為什麼中國不能成為全球化的領導者
要成為全球領導者，首先自身要強大，目前我們離世界強國還有一定距離，作為每一個中國人還要繼續努力，要為祖國早日成為世界強國而作出應有的貢獻。
6、中國應如何應對經濟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過程無疑會給中國各種現實的或潛在的諸多挑戰，但其
不可逆轉性又意味著像中國這樣的全球化後來者要改變其落後面貌，就必須融入
該潮流之中，充分利用其所提供的機遇，奮起直追地趕超發達國家，為此要制定
正確的戰略：增加綜合國力，維護國家經濟安全；要繼續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參
與國際競爭；要積極支持和參與國際經濟組織和地區性經濟組織，加強區域經濟
合作；努力提高和增強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建立有效的金融風險防範機制。
經濟全球化過程無疑會給中國各種現實的或潛在的諸多挑戰，但其不可逆轉性又意味著像中國這樣的全球化後來者要改變其落後面貌，就必須融入該潮流之中，充分利用其所提供的機遇，奮起直追地趕超發達國家。恩格斯曾就落後國家在利用傳統來縮短自己向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過程時明確指出：只有「看到怎樣把現代工業的生產力作為社會財產來為整個社會服務的時候
----只有到那個時候，這些落後的國家才能走上這種縮短的發展過程的道路。」
中國在這方面有著慘痛的教訓。自近代中國人被西方國家強行納入全球化過程後
，曾經坐失了一次又一次改變自己在世界經濟體系中邊緣地位的機會。例如，第
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使日本和東亞四小龍實現了現代化，而當時的中國遠離甚至抵
抗了這個全球化過程，造成自身的封閉和僵化而無法從中獲益。1978年以後，中
國新的現代化領導人面對全球化的發展趨勢，緊緊抓住其為中國所提供的有利外
部環境和寶貴發展時機，結束了與世隔絕狀態，轉變了經濟發展模式，實行改革
開放政策，主動加入到了全球化過程中：在經濟上以優惠政策吸引外國投資，從
而比較順利地參與到國際分工格局之中；進行了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體
制的建設，積極與國際慣例接軌。改革開放使中國從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獲得了現
代化建設所需的資金、技術、信息以及市場。中國的發展經驗證明，「關起門來
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必須全面正確地認識和對
待經濟『全球化』的問題。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誰也回
避不了，都得參與進去。」因此，中國今天在面臨經濟全球化的嚴峻挑戰時，只
有勇往直前地應對，絕無後退可言。
----要增加綜合國力，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綜合國力的競爭更多地代替了政治軍事力量的較量。從
長遠看，一個國家只有加強自身發展，不斷增強綜合國力和提高國際競爭力，才
能保證國家的經濟安全。為此，中國要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加快現代化
建設的步伐，迅速增加中國的經濟實力；要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即經濟與人口
、環境、資源的協調發展，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後勁。為了服從國內提高綜合國
力的經濟發展戰略，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國際戰略的重點仍然是服務國
內改革、發展和穩定的大局，在國際上廣交朋友，在不失原則的前提下盡量避免
與他國的沖突；在加入全球化進程時要注意時序問題，即根據自身經濟的適應能
力來選擇加入到不同全球化領域的時間，以盡量減少風險和成本；在參與全球經
濟合作與競爭中，注意通過國內的制度安排或影響國際的制度安排來維護國家經
濟主權，在資源、基礎設施、支柱產業、重要的服務業以及信息技術產業方面國
家要掌握主動權，以保證國家的經濟安全。
----要繼續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競爭。
對外開放只是手段，經濟發展才是目的。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不對
外開放如同不發展一樣，只有死路一條。事實證明，只有那些快速參與經濟全球
化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獲得了較穩定和快速的增長，反之亦然。可見，經濟
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也是有利的。即使是依附論的始作俑者普雷維什也指
出：發展中國家要謀求經濟發展，要像歷史上的美國和日本那樣由經濟體系的邊
緣變為中心，正確的做法「並不是努力割斷與中心的聯系，而是明智地利用這個
聯系」。[1]經濟全球化使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最大程度地擺脫了資源和市場的
束縛，為企業利用最有利的地點和資源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
。這就自然帶來了國際分工的發展、產業的轉移和生產要素的流動。中國應該在
不形成對外過分依賴的前提下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和利用國際市場
的有利資源，彌補本國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稀缺；充分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
和後發優勢來迅速實現產業升級、技術進步、制度創新和經濟結構的變革。
例如，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中國可以首先從大力發展此
產業入手來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在具備適當的積累後適時進行產業升
級，這會有助於經濟發展的成功。韓國的產業發展就走了從勞動密集型逐步到資
本和技術密集型的道路，結果不僅成功地實現了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而且在比
較短的時間內趕上了發達國家，在許多高技術領域的國際競爭中具備了一定優勢
。再如，中國要實現經濟現代化和提高國際競爭力，最終還得發展自己的高新技
術產業，但是中國的資本稀缺，科學技術還相對落後，因此，中國就需要在集中
有限的物力財力對部分重大科學技術項目進行重點攻關的同時，利用自己的後發
優勢積極引進國外的先進科學技術，在消化和吸收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和超越。從
實踐來看，像日本和韓國這樣的現代化後起之秀，無一不重視引進和吸收國外先
進技術。根據統計，直到1990年日本的技術進口仍然大於出口；韓國20世紀
60-80年代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技術主要以引進為主，特別是80年代更是如此，「
據初步統計，1981-1987年韓國引進的技術共2598項，是過去25年總和的60%；專
利支付費約15億美元，為過去25年總數的77%」 。
----要積極支持和參與國際經濟組織和地區性經濟組織，加強區域經濟合作
。
伴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各個國家、地區和民族的相互依賴程度加深
，世界的整體發展和全球性問題的解決離不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參與
。因此，解決全球性問題的世界性經濟組織和行動越來越多，這也部分地反映了
廣大發展中國家要求改革現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實現各國經濟協調發展、切實
解決南北差距拉大 [3]等問題的強烈願望。不過，今天的全球化過程不同於19世
紀的全球化過程，它不完全以西方為中心，而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特點，即全球
化過程與經濟區域化趨勢並行不悖。目前，世界上的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組成了數
十個形式各異的區域性經濟集團。
中國在當今國際經濟環境大變換過程中，還基本上被排斥在世界經濟規則制
定權之外，這與其近年來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經貿發展速度和所擁有的巨大發
展潛力極不相稱。因此，中國要有原則地盡快加入各種世界性的和區域性的經濟
貿易組織，以促使國際的制度安排更有利於我國的現代化建設：盡量在即將成為
其中一員的世界貿易組織中有所作為，因為它仍然是規范與完善國際經貿行動的
最重要組織；要力爭在APEC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和影響；要努力參與和培植地區性
經濟組織，特別是以台港澳為主體的華人經濟圈和東亞經濟合作組織，因為區域
經濟合作能夠減少或抵禦像亞洲金融危機這樣的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對中國
的政治和經濟安全以及可持續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努力提高和增強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一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包括國家競爭力和企業競爭力。國家競爭力是由宏觀
經濟、科技水平、國際化程度、政府作用、人力資源等因素構成；企業競爭力是
由創新能力、公司治理結構、要素組合方式、相關產業的競爭能力等因素構成。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全球統一市場的形成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國與國之間
的經濟競爭最終是企業間的技術創新能力的競爭，國家的競爭力取決於企業的競
爭力。因此，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是提高我國國際競爭力的關鍵。為此，
在不保護落後的前提下，注意保護民族幼稚工業和提高民族工業的自主發展能力
，對境內的外資企業盡量都要實行國民待遇原則，減少甚至取消對外商的優惠政
策和特殊待遇；同時，面對越來越激烈的國際競爭態勢，中國企業必須努力提高
自己的技術水平和經濟效益，在加快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的基礎上和在市場經濟規
律許可的前提下，積極組建我國的大型企業集團或者跨國公司，開展國際經營，
參與國際競爭，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建立有效的金融風險防範機制。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後，借債在很長時期內一直是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
90年代以後外商直接投資逐漸成為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獲得
國際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到1996年中國的外債總額約為1288億美元，其中80%
以上是長期債務，總債務償還占商品和服務出口的百分比僅為8.7%。按照國際上
通行的債務安全指標，中國對外債務規模合理，有足夠的償債能力。但是，我們
要居安思危，防患於未然，因為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使資本自由流動加速，其
中絕大部分是進行投機性炒作的短期資本，常常導致金融危機的發生。有鑒於此
，我們在進行現代化建設時，應當立足於內資與合理利用外資相結合，像日本和
四小龍進行現代化建設時一樣，固定資本投資主要靠內部積累，讓整個金融盡量
處於「高儲蓄率-高投資率-高經濟增長率-高儲蓄率」的良性態勢中；加強政府
在利用外債方面的統一管理，以利用中長期外債為主，保持適當的速度和規模，
防止形成債務災難和危機；利用外資應以外商的直接投資為主，並根據國民經濟
發展和國家經濟安全需要，引導外資的投資方向；在資本流動方面切忌不顧國情
過度開放，特別要注意謹慎開放資本帳戶，控制投機性過強的短期資本的大進大
出。
總之，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需要中國
的進步。中國只要能夠在參與全球化過程中趨利避害、揚長避短，參與程度與自
己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承受能力、吸納能力相適應，保持自己獨立自主的發展
特色，充分利用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清醒地認識和防範它可能帶來的不利
因素與風險，不斷增強自己的國際競爭力，那麼經濟全球化不但不會危及自己的
經濟安全，反而有助於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促進現代化戰略目標的早日實現。
7、全球化為什麼不能喪失中國的本質
抓住經濟全球化的機遇，積極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加強自主創新能力，引進先進科學技術和優秀人才，提高管理服務水平，提高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大力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建設人才強國。另一方面，保護民族經濟捍衛經濟主權。實現國內產業優化升級，注重自主創新，大力防範金融風險，加強對經濟的監控和調控，防止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勢力控制我國。最後就是，加強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教育，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人民，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和思想道德能力，有力的抵禦西方的「和平演變」戰略
8、為什麼中國必須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
為了中國的發展壯大，必須主動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
2016年1月18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
實踐表明要發展壯大，必須主動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堅持對外開放，充分運用人類社會創造的先進科學技術成果和有益管理經驗。
改革開放初期，在力量不強、經驗不足的時候，推動復關談判、入世談判，都承受著很大壓力。今天看來，大膽開放、走向世界，無疑是選擇了正確方向。
圍繞經濟全球化有很多討論，支持者有之，質疑者亦有之。總體而言，經濟全球化符合經濟規律，符合各方利益。
同時，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既為全球發展提供強勁動能，也帶來一些新情況新挑戰，需要認真面對。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正孕育興起，國際分工體系加速演變，全球價值鏈深度重塑，這些都給經濟全球化賦予新的內涵。
在新的起點上，將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實現更廣互利共贏。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不斷創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對外開放格局，是中國的戰略選擇。中國對外開放不會停滯，更不會走回頭路。
9、中國人為什麼很少反對全球化
中國人為什麼很少反對全球化？
與此同時，中國的教科書和官方宣傳也一直在不遺餘力地對民眾進行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在不斷加深」、「全球化進程不可阻擋」之類的教化，並著力於展示中國在全球化中的獲益和取得的進步，這些宣教加上那些實實在在的成就，使得推進全球化和對外開放在中國差不多成了一種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
其次，中國和西方的社會氛圍不一樣。二戰後西方興起福利主義，強調政府對人民的種種義務和責任，加上選舉政治的影響，個人為自己負責的精神漸漸減退，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訴求比天大，自己沒有錯，錯的是社會和別人。在這種社會氛圍下，政客操弄民粹、尋找替罪羊、禍水外引的做法就很容易大行其道。
而中國盛行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人人力爭上游，長時間工作、頻繁加班被認為是理所當然，這一方面強化了中國勞工和中國製造的競爭力，另一方面一個人一旦在競爭中失利，更多會責備自己，從自身找原因，並傾向於通過親戚朋友網路來獲得幫助，東山再起，很少人會在這方面對政府寄予厚望，一般也不會諉過於來自外部的競爭。事實上，絕大部分中國人對政府抱敬而遠之的態度，對政府的要求基本限於「你不要來找我的麻煩就好」。這樣一來，即便有人因為工廠轉移到東南亞而失業，也不大會認為是印尼或越南的工人搶了自己的飯碗，更不會指望政府替自己出頭。而政府出於維護和周邊國家關系的需要，也更多強調在此形勢下中國進行產業升級的必要性，這就使得仇外、排拒競爭的言論在中國缺乏擁躉。
中國的全球化是有選擇性的
第三，迄今為止，中國對全球化的擁抱是有選擇性有節制的，主要加入的是經濟和貿易領域的全球化，資本、人員流動、意識形態等領域的全球化基本談不上，這使得中國可以盡情享受全球化的好處，而避過了相關的風險和陷阱。以人口流動為例：英國脫歐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歐盟的開放邊界政策使得移民和難民大量湧入，感覺不堪重負；歐洲近年來頻發恐怖襲擊，原因是過去半個世紀里吸納了太多穆斯林移民又融入失敗；在美國，非法移民也是一個非常敏感的社會議題。而難民和移民之所以能在歐美紮下根，是因為這些國家有一系列足以讓難民和移民留下來的政策，比如即便你沒有合法身份也可以就醫上學，費用由政府負擔；久不久會有大赦，非法移民一夜之間就合法了。這些政策在客觀上起到了鼓勵難民和非法移民湧入的作用。
而這些有利條件在中國全都不存在。1982年，中國簽署了《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和《關於難民地位的議定書》，截至2014年8月共接收了約40萬難民，其中包括1970年代末接收的26萬多越南難民和6萬阿富汗難民，1980年代接收的2萬多印度錫克族和斯里蘭卡泰米爾族難民，以及近年來接收的近萬名緬甸果敢難民。這些人在中國基本上是短期停留，多數最終被遣返。而留下來的難民享有哪些權利義務，中國的法律只有一些比較模糊的原則性規定。因此，中國雖然在接收難民，但並沒有建立起長期容留難民的機制，難民沒有在中國工作的權利，難民兒童無法參加高考，這些現實層面的困難，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中國成為主要的難民目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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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移民也同樣如此。在我所生活的廣州，民間傳說有30萬非洲人在此生活工作，官方的數字是6萬，據說其中有些就是簽證過期的非法滯留者。但這些人一來人數較少，無論30萬還是6萬，和廣州近2000萬人口相比根本微不足道，雖然他們中有些人的行為讓本地人看不慣，但畢竟沒有造成大的麻煩，也沒有對本地人的就業生活產生明顯影響，所以大家基本上能相安無事。而默克爾的難民政策之所以招致激烈反彈，一個重要原因是來的人太多，8000萬人口的德國一年內涌進100多萬難民，對原有的社會秩序和治安沖擊很大。二來中國的政策使得這些非洲人只可能是短期停留，不管在中國待多久，他們基本不可能獲得中國身份，在停留的過程中工作生活子女教育也都會面臨很多障礙，這就大大降低了非法難民長期滯留的可能性。需要強調的是，這些規定不是中國政府對外國難民和移民的特殊限制，而是中國特有的戶籍制度的必然結果，一個湖南人來到廣東打工，其遭遇和這些難民移民也差不多。
以上可以看出，中國無論官方還是民間對全球化的正面態度，是建立在中國的一些特殊國情和策略之上的。但無論如何，在特朗普政府美國利益優先、傾向放棄無利可圖的國際責任的情況下，中國的這一態度，不僅給擔心世界會陷入各國自掃門前雪狀態的企業、個人和國家吃了定心丸，更是中國樹立自由貿易守護者形象、提升軟實力和國際號召力的重大歷史機遇。當然，美國留下的空缺，中國未必就能補上。美國的領導者地位，不僅建立在強大的物質力量之上，也因其為世界貢獻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先進理念、思想、制度、規則，在這些方面，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德國外長施泰因邁爾認為，特朗普的就職意味著「20世紀的舊秩序已經結束，21世紀的秩序以及將來世界會是怎樣還未確定，一切都有可能出現。」在參與塑造新秩序的過程中，中國有選擇的全球化策略必將受到挑戰，而國內改革的推進程度，也將是中國能在新秩序中扮演何種角色的決定性因素。
10、中國茶館為什麼有機會走向全球化嗎？
西方抄的酒吧已經走向了襲全球，走向了中國！同樣，我們中國的茶館也有可能走向全球，走向美國，走向日本，走向歐盟，因為我國的茶道、茶藝在世界上還是享有盛譽的，要把茶調好了，那茶的味道肯定比酒好了，酒喝多了要暈，還容易產生交通事故，容易產生社會問題，茶喝再多，也沒有什麼害處，對社會治安沒有一點影響，同時喝茶是高品味的生活，很多中產人士都是要喝茶的，應該有機會走向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