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跨國公司採取全球化的戰略，在資本過剩的國家什麼，在原材料和勞動力低廉的國家什麼，在物資短缺的國家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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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球化後西方國家部分導致低端勞動力收入減少、貧富差距加大、增加社會成本、為什麼做對自己沒好處的事情
據說按照最初設計，全球化想要達到的目的，當然是歐美站在製造業的頂端，中國等欠發達國家居於中端，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不發達區域居於下端。。。現在基本如此。收獲不可能面面俱到的。
3、什麼是全球化利益
全球化
是指全球聯系不斷增強，人類生活在全球規模的基礎上發展及全球意識的崛起。國與國之間在政治、經濟貿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釋為世界的壓縮和視全球為一個整體。二十世界九十年代後，隨著全球化勢力對人類社會影響層面的擴張，已逐漸引起各國政治、教育、社會及文化等學科領域的重視，紛紛引起研究熱潮。對於「全球化」的觀感是好是壞，目前仍是見仁見智
經濟全球化
世界經濟日益成為緊密聯系的一個整體 指世界經濟活動超越國界，通過對外貿易、資本流動、技術轉移、提供服務、相互依存、相互聯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圍的有機經濟整體
中國許多傳媒，經濟學家，甚至政府官員，對於國際主流輿論所宣傳的「全球化」，盲目接受，他們已經「升華」為國際主義者，只講中國融入國際社會是必然。最好的也不過少唱幾句「雙贏」，客觀分析一下利弊而已。弊大又怎麼樣？方向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代價是不可避免的。
在無數個「全球化」論壇中，中國政府，企業和學術界都是積極參與者，沒有什麼人出來組織一個「反全球化論壇」。結果是巴西辦了，世界上許多民間組織辦了。---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嗎？如果是，為什麼沒有反全球化的聲音？中國「上層精英」們所唱的全球化，比發達國家還要起勁？這只能說明，中國的所謂「經濟學主流」，已經嚴重脫離中國國情，他們的特殊利益，已經損害了中國人的總體利益和長遠利益。
我認為，中國必須要參與全球化，但是應該明確自己的基本利益和立場。
一、參與全球化不能消解民族國家利益和經濟政治主權
90年代以來，被西方經濟學家和媒體廣泛宣傳的「全球化，地球村」,與過去的「國際化」有根本性的不同。「國際化」是承認民族國家主權，民族經濟，民族產業存在的。國際貿易和投資，受到國家關稅和其他政策的限制與保護；產業的主體基本上限制在民族國家范圍之內；國際競爭的主體是國家。西方國家嚴格禁止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流入，發展中國家保護國內產業，金融自由化尚未根本觸動民族國家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
90年代以來甚囂塵上的「全球化」概念，是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新經濟，金融創新與危機，跨國公司擴張聯系在一起的，美圓霸權聯系在一起的，在本質上是要對民族國家主權，民族利益和民族產業進行解構。蘇聯的瓦解，美國對於單極霸權的圖謀，海灣戰爭與科索沃戰爭，構成經濟全球化的總背景。「全球化」的要點是：
第一，以個人利益最大化，企業經濟效益，取代社會總體和長遠利益；
第二，以跨國公司的全球經濟效益，取代民族國家的國家綜合效益。
第三，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產業整合，控制發展中國家的民族產業。
第四，以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影響和限制民族國家的政府管理，甚至影響民族國家
的內政和政策制定，以國際協調，影響和限制世界各國的宏觀經濟調控，使民族國家的經濟主權逐步削弱。
第五，以美圓的世界霸權，主導國際金融和匯率，操縱國際金融市場。
第六，以美國的新經濟和技術優勢，主導世界高科技發展，影響各國的國家安全。
第七，保持西方意識形態優勢，樹立輿論導向，以影響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家，知識分子的思想。
第八，西方國家繼續禁止勞動力自由進入，專門吸引世界高科技人才流入，以保持人力資本的優勢。
「全球化」概念以及上述基本戰略和政策，在本質上是美國單極霸權主義的經濟表現。不存在什麼完全「客觀的經濟歷史規律」，歷史是人創造的，是無數利益主體自由追求自身利益的結果。而作為「人為設計」的過程，「全球化」是由占據國際霸主地位的超級大國，以自己綜合國力為擔保所推動的，雖然在客觀上可以促進發展中國家一定利益的實現，根本上是為霸主利益服務的。美國通過對國際組織的捐款，提供經費，取得了制定規則，裁判異端，調節糾紛的主導權，美國要保證它主導的國際秩序的運行，就要保證發展中國家得到一定的利益，保證國際經濟秩序的正常運轉，也要保證制裁那些不遵守規矩的國家，這就是霸主的權力，權利和義務。
美國以其強大國力維持國際秩序的運行，推動全球化。在全球大型跨國公司中，美國佔了大部分，發達國家佔了絕大部分；世界外匯儲備是美圓；國際貿易70%是以美圓結算的；世界各國大量優秀人才和資金，流向了美國；2000年全球軟體生產共16000億美圓，美國佔了12000多億，印度佔70億美圓，中國只有幾億美圓，出口只有幾千萬美圓；美國佔有全球大部分高科技發明專利，並且醞釀更大的突破，如生物工程，新一代互聯網和計算機；美國還控制了國際貿易的流向。
中小型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那些在政治上依附與美國的國家，可以喪失主權為代價，換得經濟利益。比如日本在戰後把自己置於美國核保護傘之下，節約大量國防經費，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為美國提供戰爭後勤服務，賺取美圓外匯，成為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始積累；拉丁美洲作為美國的政治附庸，以引進外資實現經濟起飛，墨西哥等國家甚至積極醞釀美圓化，將經濟主權交給美國。
大國就不相同，沒有不極力參與國際競爭的。日本和韓國一直在走經濟民族主義的道路，這也是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資本要沖擊它們的原因。巴西和加拿大這些美國的鄰國也沒有放棄任何一個機會，150座飛機不行，就生產100座以下的支線飛機。而歐洲4個國家，則聯合起來生產空中客車，與美國的波音平分秋色。印度2000年有了原子彈，開始建造第3艘航空母艦，軟體出口額達到68億美元，中國僅1億美圓。
象中國和俄羅斯在地緣政治，政治經濟體制，意識形態和文化方面於美國不同的國家，更不可能全盤接受全球化。俄羅斯以自己的瓦解，並沒有得到西方足夠的援助。俄羅斯經濟一部分已經倒退到自然經濟，大部分人自己在院子里種植農作物為維持生活；重工業與核武庫10年沒有投資，還可能繼續垮下去；所謂「貨幣改革」，盧布兩次作廢，等於兩次將居民存款一掃而空，只是那些不動產和外匯的人再次大發其財；盧布的自由兌換是在貶值10000萬倍以後，自發實現的。商業信用基本瓦解，黑社會趁虛而入，控制了相當部分經濟；幾個金融巨頭操縱政治。近來甚至有消息說：俄羅斯居民大量死亡，導致平均年齡降低幾歲，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即使如此，北約還是在東擴，外資也沒有大量進入。
我們必須把握新經濟和全球化的兩重性,一方面把全球化作為客觀歷史過程,去積極適應。另一方面，又不能採取無批判無抵制的依附性戰略,消極適應。新經濟和全球化同時也是人為推動的主觀創造過程,主要推動者是美國。新經濟的技術標准,是掌握在發達國家手裡的，美國推動的全球化帶有霸權主義性質,只要中國不想分裂,不想成為美國的附庸國,就不能夠被動接受全球化理論。
中國在政治上能夠成為美國的附庸國嗎？顯然不能。即使沒有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的差別，也不可能。從地緣政治角度考慮全球化問題，與純經濟角度不同。前者是以民族國家為基礎，以國家總體利益為原則考慮問題的，地緣政治，講的就是國家利益。美國的地緣政治學家特別多，地位非常高，說明美國十分重視自己國家的利益；而經濟學是以企業和個人為基礎，以經濟效益為原則考慮問題的，中國的經濟學家特別多，而且在90年代被捧為神學的，金錢成為信仰。90年代中國思想和政策的主流是以眼前經濟利益代替國家長遠利益。有無道理尚且不論，但這絕對不是在向美國學習。中國的精英（包括政治家，企業家和思想家），嚴重缺乏國家和民族意識，其原因是深刻的，這不是本文研究范圍，但這個事實，是誰也抹殺不了的。
如果中國盲目接受「全球化」原則，將產生嚴重後果：兩極分化越來越大，社會矛盾尖銳失去穩定；經濟命脈被國際資本控制，國家經濟安全不能保證；在國家戰略上受制於西方國家，外交軟弱無力；戰略產業和國防產業不能獨立，不能夠有效保障國家領土的完整，甚至走向俄羅斯的悲劇。
二、排除勞動力自由流動，不是「全球化」的平等規則
全球化的實質是要消解國家主權。正是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不能接受。實際上不是中國不願意做，而是發達國家不希望中國完全納入全球化。
國際經濟學的主流派鼓吹的自由貿易，是以被它們歪曲了的「比較優勢」為基礎的，歪曲比較優勢的關鍵之一，是把勞動力自由流動,排除於自由貿易之外；第二，是以靜態比較利益代替動態比較利益。按照比較優勢原則,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應該向發達國家流動,發達國家的技術,資本應該向發展中國家流動。但國際規則是發達國家主導制訂的,他們出於私利,限制勞動力自由流動。所有經濟學教科書按照這種現實,把」勞動力不能夠跨國界自由流動」,作為假設理論前提,作為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的基本區別。理論前提在書本上是假設的,但在現實中卻是真實存在的。在單方面禁止勞動力自由流動以後,「比較優勢」就變成了「比較成本」：發展中國家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只能物化成為低成本的商品，向發達國家出口，人的優勢轉變成物的優勢。廉價勞動力過不去，發達國家的資本和技術就只能夠過來，否則就無法與廉價勞動力結合，變成現實生產力。
被人奉為經典的所有西方國際經濟學教科書，明白寫著：「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的區別，就是勞動力不能夠自由流動，因為國家之間是有國界的」。這就是說：只有國家主權存在，限制外國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時候，才會有國際貿易；比較優勢不能直接實現，而以物化形式表現出來----稱為比較利益或者比較成本。在一國之內比如中國的中西部開發，談不上比較成本，因為勞動力是可以自由流動的。許多人使用比較利益原則分析國內中西部關系，說明他們對於比較利益的無知，也可以說是被人誤導，盲目接受並濫用比較利益原則。
真正平等的自由貿易規則，應該是允許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自由進入發達國家打工，此時，國際經濟學就要改寫，中國則會成為最為擁護「自由貿易」的國家。發達國家首先看重的是發展中國家的人力資本，他們允許技術移民，從中獲得巨大的利益，自1990年以來，非洲每年有20000名人才流入發達國家，1985---1990年，非洲以12萬美圓培養出來的60000名專家移居美國，歐洲和加拿大，共有150萬名非洲人才在為發達國家服務。中國的北大清華，幾乎成為美國大學的預科班。
發達國家也看中發展(相關,行情)中國家的市場，希望通過進口和直接投資佔領之，為此，他們必須要允許發展中國家的產品進入，否則就沒有貿易平衡。而允許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自由進入，或許在未來可以逐漸實現，那是最後一個實現「自由流動」的。這就是國際規則的不平等。
非常有趣的是，全世界兩個最大的國家，中國和美國，都在人口方面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中國是計劃生育，美國是限制移民。去年，美國把正式移民的名額從每年40000人，擴大到60000人，仍舊限制在高級科技人才的范圍內。象中國的雙重身份制度一樣，在美國也有非常巨大的非法流動人口，大部分來自拉丁美洲。在美國的華人只有100多萬，遠比不上猶太人有600萬。限制移民特別是中國人進入，是美國的「基本國策」。
美國文化有其自身的內在矛盾，這就是文化的開放性，制度的民主性和極少數白人種族主義既得利益集團的矛盾。美國的強大最根本因素之一，就是其文化的開放性，能夠源源不斷把全世界優秀的人才和思想吸引到美國。但移民太多，與有色人種通婚太多，就不能夠白種人的延續，白種人也已經富裕到了不願生孩子的程度，以至於出售嬰兒正在成為「全球化自由貿易」一個大項目。這對於少數白人種族主義者來說，是根本性的危機。大約半個世紀以後，美國的白人將處於少數地位，那時，美國的民主制度，人權和文化價值觀念，都面臨根本性考驗。
中國不完全融入全球化，其實對於發達國家是有好處的。國家有3要素：人口，國土和人口，中國的政府不被中國人喜歡，但美國人是應該喜歡的。因為它在配合發達國家政府，控制大多數人自由遷徙；在對外國投資實行「超國民待遇」，而歧視民族企業；在壓抑農民的利益-----如果中國農民有美國或者日本農民那樣的國會勢力，美國還能夠獲得如此慷慨的農業條款嗎？
三、大國需要動態比較利益
依靠外資實現原始積累，發揮靜態比較優勢，做發達國家的原料產地和加工車間；利用後發優勢引進先進技術，或者可以成為小國發展模式，或者也可以成為作為世界霸主同盟國和依附國的發展模式，惟獨中國不行。
全球化不可能容納中國大部分人口移民。我們只能夠通過出口產品去實現勞動密集優勢，這是中國的靜態比較優勢，改革開放22年，我們已經充分發掘了這個優勢：在2500億美圓出口中：製成品佔80%，其中勞動密集型雜項產品（包括服裝鞋類）佔一半，資源原材料產品（包括輕紡，橡膠，金屬製品）佔20%。中國的進口中，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佔70%，期於就是越來越多的資源進口，這樣的靜態比較優勢，潛力已經不大。
在需求方面，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市場已經基本飽和。在供給方面，中國（包括香港和台灣）的出口產品占國際市場的3%，東南亞出口佔3%，到2010年將各佔6%；雙方產業結構同構，競爭極為激烈。中國2000年GNP是10000億美圓，出口達到2500億美圓，出口依存度25%，未來5年經濟增長率年增7%，出口依存度即使不提高，出口額每年也要增加7%，將近200億美圓，哪個國家能夠吸收？不僅發達國家要反傾銷，發展中國家更加難以容忍中國產品搶它們出口市場。不是中國自己不願意繼續發揮勞動密集優勢，而是國際社會不允許。
從中國自身利益來看，強大的資源也只能夠投入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去和發達國家爭搶「動態比較利益」。脫離產品的性質去講什麼「資源替代」是錯誤的，脫離發展去講比較利益也是錯誤的。中國不能繼續以1億雙鞋去換美國1架飛機，何況這個比價隨著鞋的過剩和飛機技術的提高；鞋生產的過度競爭和飛機生產的寡頭壟斷，將越來越不利於中國。我們將陷入「出口貧困增長」：出口越多，國家越窮。
作為經濟和人口大國，中國要利用靜態比較優勢制訂短期戰略，而以動態比較利益為依據制訂長期戰略，經濟主導部門能反映世界產業結構發展的基本潮流並且相對獨立。國家對國內外有關國計民生要素的流動方向，對國內外經濟產出的方向，具有控制能力。在對外關系中，應該表現出中國在世界經濟中存在著：無法融入國際社會的自身利益，這個利益也是國際利益的一部分：中國能夠以自己的國土養活如此眾多的人口，自身就給國際社會解決了問題，並提供巨大的市場空間。
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不能以所謂「國際慣例」嚇唬和擺布中國。規則和不規則，是互相影響，互相適應的。5000億美圓進入中國投資並賺錢，難到不是一直在適應中國的規則嗎？中國應該適應國際規則特別是其中關於透明度部分，促進政治體制改革，並積極參與世界經濟游戲規則的制定，在制定中體現中國的利益。
以數學模型論證虛假命題，是經濟學界一大發明。中國也有人使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計算比較成本，論證「零關稅最好」。其理論錯誤在於：用僵死的眼光看待生產要素的生產率，不承認生產要素的生產率取決於生產的歷史，不承認對外貿易政策可以影響生產率。如果一國生產某種產品的相對生產率高一些，它生產這種產品的相對成本自然就會低一些。但生產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人們在實踐中的學習和鍛煉，人們干同一種工作的次數越多，工作效率就會越高，一個企業生產過的同一種產品越多，生產效率就越高，生產成本越低。美國人早測算：一種型號的飛機的累積產量增加一倍，其生產成本就會降低20％。這種」學習效應」有兩個特點：一種產品的生產率取決於它的生產歷史，歷史上生產過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種產品的生產歷史越長，其成本降低的潛力越小。從生產第一架飛機到生產第二架飛機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產出一萬架飛機之後，要再生產一萬架飛機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來，生產沒有生產過的產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產成本，而生產老產品則不會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考慮到學習效應，正好論證了動態比較利益和適度保護的意義。發展中國家生產過的「新產品」（現代工業產品）少，新產品相對於舊產品的生產率低於發達國家，相對成本高於發達國家。這就是人們抱怨」國產小汽車的價格高」的根本原因。而要使新產品的相對成本降下來，最主要的途徑就是要多生產它們。這些新產品的相對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實行自由貿易，受到進口產品和引進外國設備的競爭，這些產業中的企業就會虧本，生產無法進行，永遠得不到學習效應，相對生產效率永遠不會提高。如果以高額關稅保護本國的這些新產品的生產，使生產它們的企業不至於虧損，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會發展，堅持一個時期之後，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率就會提高，其相對成本會隨之下降。這樣，自由貿易政策實際上可能阻止了一國提高其歷史上生產很少的產品的生產率，而保護關稅政策則有利於提高這種生產率。用保護幼稚產業理論之父、19世紀的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的話說，保護關稅犧牲的是現在的價值，得到的卻是國家生產力的發展。這是經濟政策本身可以影響生產率的最典型例證。
我們必須真正理解比較利益理論。李嘉圖的相對比較利益的基礎是勞動價值論；發展到要素稟賦理論就變成了」土地、勞動和資本」多種要素理論；但里昂惕夫發現了悖論：美國出口的是勞動密集型產品而進口的是資本密集型產品，與比較優勢相反。新的解釋是：美國的比較優勢在於熟練勞動力，這就是最初的」人力資本」概念。後來又有需求偏好理論，解釋為什麼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比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發展得更快，這是從需求而不是從供給角度考慮問題。最有價值的是所謂」技術差距論」，指出比較優勢來自於技術差距。
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不是先天註定的，而是前一個階段有效投資的結果。把技術發展和產品壽命周期理論結合起來，可以從動態上解釋國際貿易結構的變化：一個產品在創新期是技術密集型的，在成長期就變成資本密集型的，在成熟期變成熟練勞動密集型的，在衰退期就變成一般勞動密集型的。
「技術差距論」告訴我們，比較優勢不是天然的，是歷史上投資形成的，是可以培養並不斷變動的。一個國家特別是中國這樣的大國，不想墮入「出口貧困增長」，就必須在每一個經濟發展階段中進行巨額投資，培養戰略產業，特別是基礎性的創新。最基本最核心的技術，比如電腦晶元、飛機上的戰斗雷達，只能自己開發，美國人是不會賣，也不會通過合資給我們的。不掌握這些核心技術，我國工業和科學技術的對外依賴度將會越來越高，在關鍵時刻必然受制於美國，這個問題根本上說就是一個中國的國際地位問題，甘心不甘心當美國的附屬國的問題。
四、全球化不能妨礙國家安全
澳大利亞的小莫漢.馬利指出:影響21世紀國家安全的7個趨勢是: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技術擴散,全球化的民主浪潮,多極化的國際政治,國際體系性質變化,安全概念的變化,沖突焦點的變化。對亞太地區的威脅有兩個方面:第一,傳統沖突:大國的霸權斗爭,成功國家民族國家的膨脹,領土和海洋權益爭端,經濟競爭,大規模毀傷武器的擴散。第二類,未來沖突的新根源:衰敗國家的民族主義,文化和宗教信仰沖突,致命的輕武器擴散,石油,漁業和水資源的爭議,難民潮和人口流動,生態災難,恐怖主義.給21世紀的國家構成多重災難。
全球化對於中國經濟安全的影響不可：
第一，新經濟發展過快，受制於發達國家的新經濟技術標准和關鍵零部件。目前全世界的晶元絕大部分是美國生產的，這是電腦的核心部件，如果我們在普及網路以後許多年仍不能獨立生產,恐怕就不僅僅是讓外國人多賺錢的問題了。我國工業的現代化,主要依靠設備進口,工業的進口依存度已經超過30%,甚至更高。
第二，經濟高速增長導致進口依賴度增加。我國與世界先進國家科學技術差距在拉大。與日本相比，單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為6倍，現在擴大到約15倍。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中科技進步所貢獻的份額一般都在50％-70％；而我國，「六五」期間科技進步所貢獻的份額還佔到32％，「七五」期間反而降到24％。90年代以來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和重化工機電快速發展，對能源和礦產品的需求急劇增加。目前中國鐵礦石自給率為80%左右，氧化鋁為70%左右，銅精礦為40%左右，鉻鐵礦為40%左右，鉀鹽僅為6%。2010年14億人口需要消耗50億噸標准煤（包括29億噸原油），8億噸鋼和17億噸鐵礦石。中國45種主要礦產的現有儲量，到2010年能夠保證需要的只有24種，需要進口2億噸。到2020年的需求量將是目前2倍，礦產品短缺量為2。5---3億噸，能夠保證需要的僅6種。鐵、銅、錳、鉻等金屬礦產對外依存度不斷攀升。21世紀中葉除煤外，絕大部分礦產品均需國外資源補充。國內年木材缺口6000萬立方米，進口糧食進口5千萬噸。大量進口需要大量出口，年增長率不能低於12%，中國佔世界出口比重將從3%上升到18％，迫使許多國家讓出市場。
能源礦產結構性矛盾突出，石油、天然氣資源家底不清，後備資源嚴重不足，1993年成為能源凈進口國，其中每年石油進口量迅增1000萬噸左右，中國未來能源供需的缺口將會越來越大，石油進口依存度，1995年6.6%，2000年25%。2010年30%，2020年50%以上。2001年我國進口石油7000多萬噸，花費200億美圓。到2005年將缺口1億噸左右。2010年我國石油產量1.5億噸。要生產3.5億噸鋼，需要進口8億噸原油和3億噸鐵礦石。石油進口超過5000萬噸，國內經濟運行會受制於國際市場，超過一億噸要考慮採取外交、經濟、軍事措施以保證石油安全。國際石油跨國公司壟斷國際石油市場，商業利益與西方國家的政治軍事利益一致，我國石油安全迫在眉睫。
中國目前的外貿依存度是47%，5年以後可能達到65-70%，嚴重依賴國際市場又影響國際市場，沒有強大的國家力量支持，是不可想像的，這也是全球化不可能消解國家主權的原因。
第三，國家安全因過多引進外資受到影響。以高關稅特別是提高關稅實際保護率的辦法，保護國內產業，其結果就是外商直接投資大量進入。比如到2006年我國按照WTO規定，將轎車的關稅從100%降低到20%，但是轎車零件的進口關稅為10%，這就是以提高實際保護率的辦法，促使外國資本進入，以合資企業產品代替進口整車。因此，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就成為最好的「全球化」方式。
至1999年12月底，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3076億美元。外商投資企業工業增加值4201億美元，佔全國20%；工業產值17696億元，占工業產值的27.7%；涉外稅收1648億元,佔全國15%。未來5年以國內市場為代價，每年可以吸收600億美圓，但外商直接投資不是越多越好。
首先，很難通過合資方式引進先進技術，引進外國設備過多會沖垮國內機器製造業。
其次，國內關鍵產業如飛機製造，數控機床，電腦晶元等，會被跨國公司整合和控制難以獨立發展。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主導全球產業結構調整，通過跨國合並，收購和合資形式向全球投資，往往是內部分工的結果，海外合資企業仍然受總公司指揮。中國最大的外資企業是德國的巴斯夫，在中國有9家化工企業，從尼龍，地毯，醇，塗料，維生素，乙烯，染料，乳膠，到分散體，形成系列產品分工體系。國內企業受到行政系統（條條塊塊）的分割，缺乏內在的技術和生產聯系，即使掌握大部分股份，也很難敵得過跨國公司的技術，商業和金融控制。第三，「國內市場」也不是輕易可以讓得出來的。對於外國投資者來說，佔領市場意味著最終得到外匯而不是人民幣；我們讓出國內市場，就要承諾外商人民幣利潤的自由兌換。目前外商投資的國內人民幣利潤每年大約2000億人民幣，只有10%左右兌換成外匯匯出，其餘留在國內再投資了。數年之後，利潤總額將積累到20000億人民幣，相當於2000億美圓，等於國家外匯儲備。如果在突發事件下集中要求兌換，就難免誘發外匯金融貨幣危機。
4、全球化的批評者認為,為什麼全球化會導致最不發達國家的污染增加和勞動力剝削?
全球化會導致最不發達國家成為發達國家的商品傾銷地和原料產地。
而且最不發達國家沒有足夠的工業能力進行垃圾回收重新利用和消除污染。
所以必然導致最不發達國家的污染增加和勞動力剝削。
5、全球化背景下勞動關系法應該增補哪些內容?
《勞動合同法》的出台是協調勞動關系、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需要，是建立和諧社會的需要。出台背景主要有：
1、《勞動法》嚴重滯後。制定於12年前的《勞動法》在實施過程中已日益顯現出適用范圍窄、勞動合同短期化、勞動關系法制化落實難等嚴重滯後於現實需要的弊端。
2、政府執政理念發生重要轉變。十六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確定了本屆政府的執政理念之一是構建和諧社會。而在構建和諧社會的活動中，必須把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放在首位，因為勞動關系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最廣泛、最基本的社會關系，也是最重要的社會關系，勞動關系和諧穩定直接關系著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關系著勞動者能否獲得權利的充分保護，企業能否獲得良好的發展空間，國家能否獲得可持續性發展。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勞動合同法》是我國建立和維護勞動關系協調機制的基礎性勞動法律規范。
3、「強資本、弱勞工」的基本國情。我國的國情決定了有必要制定《勞動合同法》。我國的基本國情是就業市場嚴峻，勞動力市場供大於求的狀況始終存在，用人單位相對於勞動者無論是在經濟上、組織上、就業市場上、資源的配置上都處於強勢地位。「強資本、弱勞工」現象在勞動關系領域普遍存在，在勞動領域發生的一系列問題，如：農民工工資拖欠，黑煤窯奴役「勞工」，「血汗工廠」屢禁不絕，用人單位拖欠社會保險費，勞動爭議案件連年遞增等，勞動關系領域的不和諧、不穩定現象，既損及勞動者權益，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障礙，也帶來嚴重的政治問題，勞動風險有可能演化為社會風險，甚而政治風險，會引發社會動盪。
4、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趨勢。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我國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製造業發展迅速，在國際市場上佔有一定的競爭優勢。產品價格包含勞動力的價格，我國豐富的、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成為在國際市場上取得競爭優勢的因素之一。但一國競爭力的維持與提高不能長久、持續地依靠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在國際貿易競爭十分激烈的今天，不少發達國家出於對本國市場、就業的保護，利用「反傾銷」、「勞工標准」、知識產權保護等各種形式的貿易壁壘，限制我國產品的輸出，使依靠低廉的勞動力成本進行國際競爭越來越困難。
制定《勞動合同法》，是調整勞動關系的必然，是建立和發展和諧社會的必然，同樣也是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勞工權益維護，社會和諧發展，提升科學技術水平，社會進步和文明的必然要求。
《勞動合同法》適用對象：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民辦非企業單位與勞動者建立勞動關系，訂立、履行、變更、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適用本法。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與其建立勞動關系的勞動者，訂立、履行、變更、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依照本法執行。
6、經濟全球化下的勞工實際收入是不是下降了？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時代的重要特徵之一，世界銀行發展報告指出．經濟一體化及商品、勞務、資本和人員的國際流動給絕大多數勞動者帶來新的機會，增加了他們的福利。但是，由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懸殊，在勞動權利保障和勞工標准方面存在較大的差異，而不同的勞動權利和勞工標准意味著不同的勞動力成本，進而影響到各國的競爭力。有些發達國家開始實施降低工資和社會福利的階段性措施，放鬆勞工標准以降低本國勞工成本，而有些發展中國家為吸引外資和擴大出口．也競相標榜、維持低廉勞動力成本的優勢。
7、蘋果的全球化給當地及海外市場帶來怎樣的利弊?
市場中占據主動,以領先於競爭對手的產品率
先贏得消費者,佔領市場。
蘋果的全球化產業鏈布局為蘋果帶來了
非凡的成功,也在客觀上推動了相關國家、地
區和企業的發展,促進了全球化的發展,同時
也把蘋果的管理方式推向了全世界。所謂的
「蘋果挽救了台灣」,其實是多贏的局面,也是
全球化產業鏈的正常結果。所以以富士康為代
表的蘋果代工企業,客觀上成為全球化鏈條中
的得益者,但實際上是全球化的必要環節。
喬布斯已去,但蘋果仍在,蘋果的創新不
會停止。就算蘋果倒下,人類的智慧和追求永
存,企業創新的腳步不會停止,全球化的腳步
不會停止。
8、影響勞動力參與率的因素包括哪些
1、年齡、性別
從性別上看，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遠低於男性。一方面是由於女性在社會分工中更多地承擔了家庭中子女的撫育責任和更多的家務勞動，另一方面則是由於社會上勞動力僱傭方對女性勞動力的歧視。隨著七、八十年代的第三產業的發展，許多適合由女性從事的職業逐步出現，才使得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偏低的局面有所改善。
在勞動力參與率的性別差異中，兩者之間相差的程度還呈現出隨著年齡的不同而不同的特徵。這主要是由於不同年齡的人群往往有著不同的勞動偏好和不同的社會責任，從而使不同年齡段的勞動力參與率各不相同。
2、教育發展
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全球化競爭的加劇，使得知識和技能在企業發展和競爭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市場競爭的激勵，企業對人才所具備的能力要求的提升，使得當今社會就業形勢異常嚴峻。
競爭的激烈使得更多的勞動者選擇接受高等教育來提升自身的人力資本含量，這就推遲了勞動者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從而降低總體的勞動力參與率。近年來，中國勞動年齡人口中受教育者的比例有所升高，勞動者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平均年齡增大，中國勞動力參與率也呈現出下降的趨勢。
3、收入增長
收入因素對勞動力參與率的影響有兩方面，一方面，勞動者單位就業收入的增加會加大閑暇的機會成本，從而誘使一些原來沒有加入就業隊伍的人開始選擇工作，促使勞動參與率的提高。特別是對於一些家庭收入水平不高的人來說，收入因素將會是決定增加勞動力供給的主要因素。
這種影響就是收入增長對勞動供給的收入效應。另一方面，收入的增加又可能會使得一些家庭收入水平較高的勞動者退出勞動力隊伍，從而降低勞動參與率，體現出收入增長對勞動供給的替代效應。
收入的增加對個人勞動力參與抉擇的影響是相反的，這兩種效應對個人影響的強弱將最終影響個人參與勞動的決策，從而影響總體的勞動力參與率。
4、產業結構
在宏觀經濟中，產業結構也是影響勞動力參與率的因素之一。由於第三產業對於勞動力的需求最大，因此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結構中比例也決定了勞動力參與率的大小。
在60-70年代西方各國的高速增長時期，各國第三產業增長較快，從而產生了大量的勞動力需求，帶動了這些發達國家總體勞動力參與率的上升。勞動力參與率這個衡量指標，體現出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的程度，反映出人們參與勞動的狀況。
它受到許多社會因素的影響，也因此折射出社會生活中的許多方面。可以說，勞動力參與率是社會經濟活動的指示器。偏高或偏低的勞動力參與率，都表明社會經濟活動中存在相應的問題。
(8)全球化與勞動力擴展資料：
勞動力參與率相關延伸資訊：提高勞動參與率的最大潛力
提高勞動參與率的最大潛力，就是通過推進農民工的市民化，穩定農業轉移勞動力在城鎮的就業。目前1.6億進城農民工沒有獲得城鎮戶籍，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務不完全，所以他們在城鎮的就業並不穩定，並且通常在退休年齡之前就返鄉了。改變這種狀況，可使整體勞動參與率得到顯著提升。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速度，也可以通過保持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的轉移而達到。與相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相比，我國農業勞動力比重仍然偏高，繼續向外轉移仍可創造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從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