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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經濟全球化中的作用

發布時間: 2020-10-21 09:52:32

1、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

「現在世界上真正的大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
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
正是經濟全球化使發展問題上升為全球問題。
一般來說,經濟全球化是指商品、勞務、技術、貨幣、資本在全球大量流動,
使各國經濟緊密聯系,日益互相依賴的經濟現象。
隨著世界經濟聯系的不斷加深,發展中國家自身所面臨的困難具有了新的意義,像債務、人口、能源、環境這樣的問題都不是孤立的,而是關系整個世界資
源合理分配及合理使用的問題。
中國也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員。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深入發
展,處於經濟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國,與世界經濟的整體聯系日趨緊密。可以肯定,
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的建設和發展必將產生越來越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既有積極有
利的一面,也是新的發展機遇。
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有利於吸引外資。
2.有利於擴大對外貿易。
3.有利於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
既有消極不利的一面,也是嚴峻的挑戰;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
經濟全球化為以發達國家為主的國際資本開拓了尋求更高利潤的地域和
空間。
2.
經濟全球化有利於發達國家構築以其為中心的國際經貿基礎,。
3.
經濟全球化使得經濟傳遞和同步性加強。
4.
經濟活動從來都不是孤立進行的。
在這種機遇與挑戰並存的復雜局面下,如何應對成為關鍵。
在這一艱難的實踐進程中,要注意把握以下基本原則:
1.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2.適度保護,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有條件地參加經濟全球化。
3.
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4.
高舉和平與發展的旗幟,促進經濟區域化。
總的來說,經濟全球化作為一個歷史進程,是不可逃避的。對於發展中的中
國,參加經濟全球化是手段,不是目的。我們只是要通過經濟全球化的手段,來
達到發展生產力、發展經濟、鞏固和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

2、跨國公司在經濟全球化中的作用

跨國公司已經成為全球范圍內生產的組織者,成為國際間的商品,技術和資本流動的主要參與者。20世紀90年代以來,作為經濟全球化主要載體的跨國公司數目劇增,這些跨國公司是集生產,貿易,投資,金融,技術開發和轉移以及其他服務於一體的經濟實體,推行經濟全球化經營戰略進行跨越國家和地區界限的生產要素組合,推動了國際企業的合作與兼並,已成為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的主要動力。

3、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有哪些?

機遇:
世界格局多極化為我們爭取一個較長時間的和平環境提供了可能,經濟全球化有利於我們更好的利用國際市場和資源發展自己,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興起為我國經濟的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基本條件,我國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為我們實現新的更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挑戰:
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又有新的表現,恐怖主義的威脅依然存在,為我國的國家安全有所影響,經濟全球化也給我過帶來了一定的風險,某些西方大國,控制國際經濟組織,動輒以經濟制裁相威脅,給我國的經濟發展造成困難,我國的科技水平和綜合國力總體上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的差距,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還處於劣勢等等。

經濟全球化是指在生產不斷發展,科技加速進步,社會分工和國際分工不斷深化,生產和資本的社會化、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的情況下,世界各國各地區的經濟活動越來越超出一國和地區的范圍而相互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趨勢。

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生產力發展的產物,同時又對世界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它可以在世界范圍內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使新的科技成果在全世界更快地傳播,讓世界各國人民都有可能享受生產發展的成果。

但也應看到,目前的經濟全球化是在舊的世界經濟秩序基礎上產生的,發達國家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這也加劇了"南北"之間的差距和矛盾。一個常見而簡明的全球化定義是:"全球化是指各種生產要素式資源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以實現生產要素或資源在世界范圍的最優配置。"可是,發展中國家的人們發現,發達國家將這種生產要素或資源確實在世界范圍內無拘無束地自由流動。"資本流遍世界,利潤流向西方。"這是人們有目共睹的現象。與發達國家的資本在全世界自由流動不同,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這種生產要素或資源卻不能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

4、如何看待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的關系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發展變化的深刻背景和根本趨勢。正確認識和妥善應對全球化,不僅有利於我國促進科學發展、和諧發展與和平發展,而且有利於促進國際體系轉型、和諧世界建設與人類文明進步。一

目前,經濟全球化已遠遠超出經濟領域,正在對國際政治、安全、社會和文化等領域產生日益廣泛的影響。全球化的積極作用主要有:

(一)促進發展模式創新。全球化促進生產、資源、人員、貿易、投資和金融等生產要素全球優化配置、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跨國公司已發展到在全球布設研發、生產、銷售鏈條的全球公司階段。經驗顯示,一國經濟開放度提高與其人均GDP增長之間成正比。無論一個國家的發展模式如何調整變化,不考慮全球化因素,不利用全球化機遇,就不可能探索出先進的發展模式。

(二)促進國際利益融合。利益融合既表現在經濟領域,又表現在其他領域;既表現在雙邊領域又表現在多邊領域。國家間經濟相互依賴逐步深化,俱榮俱損局面開始形成。全球經濟鏈條越擰越緊,一國經濟發展對全球經濟發展的依賴增強。除國家利益外,共同地區利益和全球利益明顯增多。利益融合有利於國家關系改善,國家間協調合作增多,出於不同利益而形成的不同「志願者聯盟」不斷出現。謀霸權、搞對抗,堅持集團政治和冷戰思維越來越不得人心。

(三)促進安全內涵擴展。安全已從傳統安全領域擴展到非傳統安全領域。恐怖主義、經濟安全、環境惡化、氣候變暖、疫病蔓延、移民浪潮和跨國犯罪等非傳統安全問題威脅增大,涉及到經濟、民生、社會和自然等廣泛領域。非傳統安全主要由人類發展的不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自然的不協調引起,其實質是發展問題。非傳統安全問題模糊了安全與發展的界限,增大了國際安全合作的緊迫性,挑戰著傳統安全的主導地位,緩和了國家間的軍事對抗關系。如恐怖主義和氣候變化不是任何單一國家能夠解決得了的,美國在反恐中不得不多方借重國際社會。又如,美俄在導彈防禦問題上矛盾尖銳,但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總的來說合作順利。

(四)促進國家主權轉移。全球化促進了國際組織的發展。僅1990至1998年,國際組織就從26656個增至48350個,其中政府間國際組織250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成為全球性規則的制定者和監督實施者、全球性問題的管理者和全球性爭端的解決者。WTO在其《關於解決爭端的規則與程序的諒解》中,全面規定了WTO解決貿易爭端的政治方法、法律方法、裁決執行與監督以及救濟辦法等,並專門設立了爭端解決機構(DSB)。的確,國家仍然是國際社會的主要行為體,國家主權仍然是國家至高無上的權利,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國家主權在越來越多地向政府間國際組織轉移。比如,向聯合國、地區組織轉移政治、外交和軍事權利,向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全球公司轉移經濟權利,向各種各樣的其他非政府國際組織轉移社會權利。全球化還促使一國的國內規則盡可能與國際規則協調與一致。

(五)推進國際體系轉型。現行國際體系的主要特徵是:由西方特別是美國主導、國家間名義上平等而事實上不平等、國際組織作用有限、霸權主義和「問題國家」得不到有效制約。現行國際體系在應對日益增多的全球性問題方面日漸乏力,其調整、完善和轉型乃大勢所趨。今後幾十年內新的國際體系有可能基本形成,其主要特徵:一是世界格局多極化。由於新興大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振興,國際力量對比正在發生有利於多強不利於「一超」、有利於發展中國家不利於發達國家的變化,「一超」與多強、南方與北方兩個力量對比失衡問題有望最終解決。據國際權威機構預測,2020年世界排名前20位的經濟大國將重新洗牌,中國將躍居世界第二位,俄羅斯、印度、巴西將躍入前10名,另有部分發展中大國將躍居前20名。美、中、歐、日、俄、印度、巴西等新的各極之間利益融合與相互依存度提高,彼此發生尖銳對抗與全面戰爭的危險性降低。二是西方與非西方國家共同主導。將來隨著美國「一超」地位和西方力量優勢的逐步喪失,西方的主導地位將難以維系,多極、西方與非西方將共同主導新的國際體系,國際關系民主化將得到發展。三是國際組織作用增強。國際組織和國際規則將進一步充實、完善和強化,對大國和「問題國家」的約束將得到加強。四是國際治理多樣化。全球性問題增多將促進國際治理模式多樣化,如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大國共治與中小國家共治、全球性國際組織治理與地區性國際組織治理等相互結合和相互補充。五是和平漸進性。以往國際體系的變革都是通過戰爭實現的,這一次國際體系轉型可能在保持總體和平狀態下通過大國之間、南北方國家間的斗爭、協商、妥協以漸進式改良逐步完成。

(六)推進人類文明進步。人類有可能在全球化、全球性問題、全球利益和全球治理基礎上,形成人類新的共同價值觀念和新的人類文明,打破西方在人類文明中的主導地位,實現對西方文明的總體超越。


我們在看到全球化的積極作用的同時,對其逐漸積累的負面作用也不能忽視。

(一)經濟危機。隨著全球經濟鏈條日益緊密,能源價格大幅攀升、金融秩序嚴重失控、大國經濟明顯衰退誘發全球經濟衰退甚至危機的可能性增大。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其傳導的速度、影響的深度可能遠遠超過以往的世界經濟危機。此外,氣候變化、環境惡化等問題長期得不到有效治理,也最終會威脅全球與各國經濟可持續發展。

(二)社會動亂。全球化導致國家間和國家內部貧富差距擴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內部的社會矛盾都有可能激化。如美、英、法等發達國家傳統產業大量外移,失業問題突顯,社會風潮增多。全球化還使各國國內因素與國際因素的聯系與互動增強,國際問題誘發國內動盪、國內問題引發國際動盪的機率都在增大。

(三)大國對抗。有的國家背離全球化的演進方向、背離人類歷史前進的步伐,沒有放棄搞霸權主義,沒有放棄搞戰略擴張,沒有放棄搞軍備競賽,沒有放棄遏制其他新興大國。特別是它還將在一二十年內保持戰略優勢,一旦擺脫當前的戰略困境,仍有再次挑起大國對抗的可能,那將對國際體系的轉型、人類和平進步事業產生嚴重危害。

(四)地區動盪。全球化中邊緣化的國家、霸權主義、恐怖主義、核擴散等,可能使用21世紀頭20年內地區熱點不是隨全球化深入逐步減少而是繼續增多,使地區熱點對全球安全形勢的牽動作用增大,使國際形勢在總體和平狀態下局部動盪繼續加劇。



置身全球化浪潮,要增強機遇意識、創新意識和全球戰略意識。

完善國家發展觀、利益觀、安全觀、主權觀與國際秩序觀。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搞好五個統籌,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與全球化發展間良性互動。摒棄絕對排外的國家利益觀,遠離霸權主義那種維護一己私利的國家利益觀,把更多的全球利益和地區利益納入國家利益視野,在推進與外部世界互利共贏中發展並延伸國家利益。創新國家安全觀,促進國防建設與國家經濟建設、國家和平發展的協調,促進維護傳統安全與維護非傳統安全的協調,促進維護本國安全與維護國際安全的協調,促進軍事手段與其他手段間的協調,力爭擺脫「安全困境」羈絆,推進安全與發展統一,努力維護國家綜合安全。妥善應對國家主權轉移的趨勢,以是否有利於國家利益發展取捨國家主權讓渡,以是否有利於本國國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穩定決定對國際干預的立場。充實國際秩序觀,在適當參與全球治理中推進和諧世界建設。

增強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能力。全球化背景下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互動增強,要善於利用全球化機遇促進國內發展,善於利用全球化壓力推進國內制度創新,善於規避全球化風險維護自身安全,善於防範國內問題沖擊地區和全球安全與發展。

5、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目的和意義是什麼?

長期以來,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呈現出以調控國內均衡為主的特點。但隨著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和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傳統的調控模式將受到外部經濟的強烈沖擊。本文在分析了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關於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各種理論之後,提出了中國應該選擇內外兼重,雙重平衡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的觀點,同時認為在具體模式構建上,應積極發揮人民幣浮動匯率穩定國際收支的作用,同時重點採用浮動匯率條件下有政策效果比較優勢的貨幣政策實現國內均衡,加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遵循WTO的有關規則,強化政府在供給政策中的作用,構建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積極參與國際間的經濟政策協調。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宏觀經濟調控 外部均衡 內部均衡經過近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國內外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首先,在經濟全球化和計算機通信以及網路技術的強力推動下,各國市場進一步融合,國際競爭不斷加劇,世界經濟格局重新調整。其次,從國內情況看,總供求關系出現了根本性轉變,經濟開始由短缺走向相對過剩,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由通貨膨脹走向通貨緊縮。顯然,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的選擇將日益成為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一、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中國宏觀經濟運行(一)中國經濟參與全球化的進程與趨勢改革開放的二十年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也是中國經濟加入全球化浪潮日益加速的時期。中國的對外開放在市場化,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等方面採取循序漸進的改革措施,在擴大進出口貿易,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和擴大沿海地區開放等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促進了經濟的高速增長。據《中國國際貿易統計年鑒》顯示,20年裡中國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累計達到2656億美元,特別是90年代以來,外商直接投資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10%左右。據專家估計,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對9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5%,照此推算,外資投入對GDP增長的直接貢獻率在6%左右。顯然,國際間要素流動極大地提高了國內生產率。據有關統計表明,90年代對外經濟貿易的發展,通過擴大投資和提高要素生產率,對GDP平均增長10.7%做出了重要貢獻。從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以來,我國的國際收支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構成上都有很大變化。在收支規模上,1979-2000年累計進出口總額約為3萬億美元,是建國以後前29年的15倍多。我國貿易佔世界貿易的位置,已由1980年的第28位提高到2000年的第7位。隨著國際收支規模的擴大,國家外匯儲備總水平不斷上升,2000年底達1513億美元。近20年來,除進出口和僑匯兩個傳統項目以外,其它如旅遊、運輸、服務承包和資本項目收支急劇增長,其中資本項目收支增長尤其明顯。隨著中國經濟參與全球化的程度的不斷加深,涉外經濟活動在國民經濟活動中所佔比重大大提高。以進出口貿易總額與GDP之比為例,1988年為25.6%,2000年則上升到約40%。參與經濟全球化,使中國的國民收入得到了飛速的增長,在國際競爭中占據了一席之地,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在逐漸縮小。(二)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實踐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宏觀經濟調控始於1992年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改革方案出台以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就是要發揮市場機制在配置社會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國家採用宏觀調控的經濟政策加以輔助和引導,這種調控區別於以往的計劃手段的特點就在於它是指導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國內市場經濟體系的建設使得其經濟運行機制與國際市場逐步接軌,對外經濟活動日益活躍,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程度不斷加深。面對不斷融入經濟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國經濟,中國近年來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表現為側重於對國內均衡的追求,顯然這是由中國的市場經濟建設仍處於逐步完善的階段以及國內宏觀經濟運行的特點所決定的,並且這種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也確實發揮了較為積極的作用,較有成效地實現了國內經濟的增長。從總體上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宏觀經濟運行在保持年均10.7%的高速增長的同時,又表現出明顯的周期性。1988年秋季一度出現的市場震盪和1989年供給缺口的拉大導致了1989-1991年的經濟急速滑坡。1991年經濟步入低谷並緩慢回升,1992年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經濟高速增長,而且勢頭特別猛烈,但1994年發生了中國改革以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全國商品零售價格上漲了21.7%,消費價格上漲了24.1%。1993年中期以後,中央政府開始提出加強宏觀調控的口號,實施了抑制經濟過熱的經濟政策,並在1996年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軟著陸,有效地降低了通貨膨脹率,使整個國民經濟仍保持住了高速增長的勢頭。97年以後,中國的經濟雖然仍保持了較高的增長勢頭,但增長的速度卻有所放慢,目前維持在7%左右,同時國內有效需求逐漸轉向不足,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通貨緊縮狀態,物價出現了負增長,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現今,但已開始表現出反彈的跡象。1988年和1989年高達20%以上的高通貨膨脹率,導致了全國范圍內的搶購風潮,針對該種狀況,中央政府於1989年下半年實行了嚴厲的緊縮政策,即在全面緊縮固定資產投資的同時又大力緊縮信貸。在雙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下,實現經濟硬性著陸,這使得經濟由過熱陷入過冷之中。1992年以後,新一輪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經濟進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漲期,但同時又引發了過熱問題,針對這一次的投資過熱和高通貨膨脹,國務院實施了雙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並不是全面的緊縮。此次財政緊縮不是針對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緊縮,而只針對引發投資沖動的房地產和開發區投資的緊縮,貨幣政策並非全面的信貸緊縮,而只是針對亂集資,亂拆借的信貸緊縮,正常的生產和建設的資金供給沒有受到影響,有效地實現了宏觀經濟的軟著陸。97年以後中國宏觀經濟出現了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的跡象,對此國務院採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以增發國債,降低利率等政策工具促進國內有效需求的增長和物價的回升,目前已經顯現出積極的效果。在國內宏觀經濟呈現高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的同時,中國的對外經濟卻一直處於順差的有利不均衡狀態。國內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和國家對出口與外商投資的政策傾斜,引發出口與外商直接投資額年年遞增。同時,雖然中國的對外經濟一直處於順差的不均衡狀態,但是順差並沒有造成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反而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因人民幣的名義匯率呈現出貶值的狀況而促進了出口的增加,事實證明順差對於國內宏觀經濟的持續增長是有利的。人民幣的匯率之所以表現出上述特點,這是由中國國內市場體系與國際市場體系接軌所產生的效應決定的,以往人民幣一直處於名義匯率高估狀況,人民幣匯率體系在1996年被改革為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和銀行結售匯制,加速了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進程,一直高估的名義匯率不斷貶值向實際匯率接軌,使得中國的對外經濟一直處於有利的順差狀態,同時順差並沒有造成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在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過程中,對外經濟呈現出順差的有利不均衡,因而中央政府並沒有必要急於改變這種狀態,而可以集中精力對付國內的經濟周期,因而在90年代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歷程之中,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實踐明顯地表現出側重於對國內經濟周期的調控之上,並且這一策略的選擇有效地平抑了國內的經濟周期,保持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三)經濟全球化對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挑戰對於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國家來說,與外部經濟的聯系對該國經濟的運行有著重大影響。這些影響表現為在經濟全球化為該國經濟提供了許多封閉條件下不具備的有利條件的同時,也對經濟的穩定與發展帶來了沖擊。因為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政府對經濟調控不但要實現國內經濟的穩定與發展,而且要確定經濟開放的合理的程度,這樣就必然產生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協調上的矛盾。而且,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中國經濟開放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原先只側重於解決國內宏觀經濟均衡問題的宏觀調控模式必然受到開放經濟下經濟運行方式的沖擊,帶來內外均衡的沖突,如經濟條件的變化,國際間經濟波動的傳遞,國際游資的投機性沖擊等,都可以產生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矛盾,面臨的挑戰是嚴峻的。首先,隨著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幣匯率的市場調節逐步完善,人民幣的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接軌,國際收支的巨額順差必然造成人民幣的升值壓力,而升值對於拉動國內經濟增長具有重要貢獻的出口是極其不利的,同時出口波動還會影響到國內有效需求,可能進一步加劇目前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狀況。雖然順差增加了國際儲備的數量,並通過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放大而導致國內信貸量的擴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國內需求的增長,但在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順差必然惡化國內的經濟狀況,所以政府必須要在順差和匯率等方面進行適當的政策調節。其次,隨著網路經濟泡沫的破滅,美國經濟繼續減速,2001年美國第一季度的GDP增長率為0%。市場信心不足,投資和消費不振。日本經濟,歐元區經濟,我國的周邊國家和亞洲地區經濟受美國經濟大幅滑坡的影響,都明顯表現出經濟衰退的跡象。近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再次調低了2001年全球經濟增長率,預計2001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為3.4%,低於IMF原先預計的3.5%。聯合國則預測全球的經濟增長率將從2000年的4%降為2001年的2.4%,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將從2000年的5.7%降至2001年的4.4%,世界貿易額的增長速度將從2000年的12%降至6%。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將造成我國出口的巨大壓力,貿易順差將大幅減少。我國的出口市場主要是美國和日本,其需求緊縮勢必對我國出口造成較大影響,同時亞洲周邊國家貨幣貶值也非常不利於我國出口的增長,出現貿易逆差的可能不容忽視。如果出現逆差的話,採用緊縮需求的方式進行逆差的調節必然加劇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況。同時由於中國近年來一直處於順差的有利地位,政府缺乏對逆差調節的政策經驗,因而對國際收支逆差的調節將是中國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第三,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以網路技術為代表的信息產業在國際范圍內的迅速發展,使得信息的量、准確度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條件下,家庭和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對信息的處理能力更強,他們更能准確地對事物做出判斷和預測。因而,經濟全球化下信息技術的擴散,使得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模式發生了改變,雖然這種改變不致於使得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成為完全理性,但預期模式向理性的逐步遞進必然對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效果產生影響,在某些極端情況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可能因微觀經濟主體的反應而完全歸於無效。另外在出現巨額逆差的情況下,在脆弱的國內金融體系的條件下,預期的自我持續可能釀成國際儲備大量流失,資本嚴重外逃的貨幣危機。在貨幣危機中,市場投機者的貶值預期因名義利率機制的作用表現出一種惡性循環,最終導致政府幹預的成本變得如此巨大以至於政府放棄對外匯市場與匯率的干預而爆發貨幣危機。從這一投機者與政府的動態博奕過程,我們不難看出預期模式對政府幹預政策的沖擊與影響。因而在以上兩種可能出現的情況下,政府必須對受預期影響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調整。第四:中國即將加入WTO,然而WTO的多邊規則對各國實現內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約束。首先,WTO對國際收支的調節存在著約束,一般不允許採取緊急限制進口等直接管制辦法。隨意提高關稅以限制進口的措施受到約束,直接補貼原則上被禁止,在運用匯率和外匯管制等措施調節國際收支時,也必須要符合WTO的規則。另外WTO規則對國內財政,稅收、金融、科技、環保、人力資源開發,地區和產業政策的實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規范。因此在加入了WTO以後,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直接行政措施都將受到WTO規則的直接或間接的約束,因而在加入WTO後,政府必須對宏觀經濟調整的模式加以改變,以適應這些規則與約束的要求第五: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提高國際競爭力始終是各國努力的方向。發展中國家知識與技術的積累與國際競爭力的提高是通過誘致性機制來實現的。遵循這種技術軌跡的國家的共同特徵是,其知識與技術的積累是漸進的、緩慢的、國際競爭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術創新中經過漫長的積累而形成的。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全球知識存量迅速膨脹的今天,國際競爭已轉向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而中國要構造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不能通過漫長的誘致性變遷機制來實現,而必須要通過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來實現,從要素投入形的增長方式轉向重視科技,教育,人力資本培育的要素效率增長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同時政府應在宏觀經濟政策和經濟體制等方面創造出促進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制度基礎,從各個不同層麵塑造出研究與開發,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運作機制。由此可見,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對政府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提出了挑戰,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必須要具有促進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激勵機制。二、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理論分析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各國面臨著對本國經濟內在穩定性和合理開放性之間的協調問題,也就是說,如何實現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一致將是政府的主要宏觀經濟調控目標。此時,當政府採取措施努力實現某一均衡目標時,這一措施可能會同時造成另一均衡目標的改善,也有可能造成對另一均衡目標的干擾或破壞,這樣在開放經濟運行的特定區間,便會出現內外均衡難以兼顧的情形。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化與發展,同樣也會促使政府對開放經濟下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理論研究不斷地完善與發展。關於政府搭配的丁伯根法則和政府指派的有效市場分類等理論的出現發展了開放經濟下的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理論。開放經濟的政策目標包括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兩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閉經濟條件下單純運用對社會總需求進行調控的政策。為避免內外均衡之間的沖突,開放經濟條件下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必須要有新的思路。在運用政策搭配以實現內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爾提出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與匯率政策的配合最有影響。蒙代爾是以預算作為財政政策的代表,以貨幣供給作為貨幣政策的代表來論述其搭配方法的。蒙代爾認為由於財政政策在協調國內均衡上具有比較優勢,而貨幣政策在協調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較優勢,因此政府應當以財政政策調節內部均衡問題,以貨幣政策來調控外部均衡問題。斯旺以支出轉換型政策與支出增減型政策搭配來討論政府對內外均衡的政策協調。斯旺的分析認為政府的支出增減政策可以明顯影響國內支出水平,本國貨幣的實際匯率的升貶值可以明顯地影響國際收支狀況。斯旺認為應採用支出增減型政策對付國內均衡問題,而外部均衡的任務則應交給支出轉換型的匯率政策。雖然蒙代爾和斯旺的方案都是建立在對實際經濟作了相當簡化處理的基礎之上,但其理論分析和政策主張對於開放經濟條件下政府宏觀調控模式的選擇是具有重要借鑒意義和作用的。實現國際收支的均衡是政府對外部均衡調控的主要目標。最早的國際收支調節理論可追溯到18世紀休謨的物價一現金流動機制學說,而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在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研究不斷深化的基礎上,出現了眾多的國際收支調節理論。國際收支調節的彈性分析法是瓊•羅賓遜在馬歇爾微觀經濟學和局部均衡分析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著重考慮貨幣貶值取得成功的條件及其對貿易收支和貿易條件的影響。國際收支調節的吸收分析法建立在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基礎上,從凱恩斯的國民收入方程式入手,著重考察總收入與總支出對國際收支的影響。該理論分析認為,當國民收入大於國內總吸收時,國際收支為順差;當國民收入小於總吸收時,國際收支為逆差。相應,政府對順差和逆差的調節應著手於對國內吸收水平的調節上,以擴張性的政策調節順差,以緊縮型的政策調節逆差。國際收支調節的貨幣分析法由哈里•約翰遜和雅各布•弗蘭柯在貨幣主義學說的基礎上提出。該理論認為國際收支是一種貨幣現象,國際收支逆差實際上是一國國內的名義貨幣供應量超出了名義貨幣的需求量,因而對逆差的調節主要在於實行緊縮的貨幣供應政策。貨幣論的政策主張的核心是,在國際收支發生逆差時,政府應當緊縮國內信貸。國際收支分析結構論認為國際收支逆差可以是供給不足所引起的,而且長期性的供給不足往往是由經濟結構問題引起的,如經濟結構老化,經濟結構單一和經濟結構落後等。如果國際收支失衡是由經濟結構導致的話,那麼調節政策的重點就應在改善經濟結構和促進經濟發展的供給政策上。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政府調節國際收支以實現外部均衡時應靈活運用上述各種理論分析具體問題,吸收上述各理論正確的部分,摒棄不合理的成份,靈活地加以綜合運用,力爭使政府的決策與分析切合現實。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為政府宏觀經濟調控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對經濟的作用機制、政策效果等與封閉條件下的情況相比均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分析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是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它是以標準的IS--LM模型為基礎,針對開放的小國,假定總需求不足,對國際資金流動採用了流量分析法。該理論認為,在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一般都比較有效,一國可以自主控制貨幣供給,貨幣政策會通過對匯率的影響而加強其效果。以擴張性貨幣政策為例,它會帶來產出增加和利率降低,而這兩者都會帶來國際收支的惡化從而使本國貨幣匯率貶值,這就又加強了貨幣政策對經濟的擴張效果。同時該理論認為在浮動匯率制下,財政政策是相對無效的,雖然在不存在國際資金流動時,財政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在相當多的情況下,財政政策所造成的利率變動會引起匯率的調整,從而削弱其政策效果。以財政擴張政策為例,它會造成利率的上升而帶來國際收支的改善,順差會帶來本國貨幣匯率升水從而削弱財政政策對經濟的擴張效果。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論證了開放經濟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不同比較優勢,對於政府的政策搭配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該模型還在很多方面被進一步改進,但主要理論結論並沒有太大變化。由該理論,我們可以看出,在浮動匯率制下,一國可以更為主動地追求特定的政策目標,這一分析結果對於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一國的匯率制度的選擇也是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的。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微觀經濟主體預期模式向理性預期的遞進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效果。在完全理性預期的條件下,政府相機訣擇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會完全被微觀經濟主體基於理性預期下的行為所抵消,這就構成了宏觀經濟問題中政府與大眾之間的動態不一致。在宏觀經濟調控的理論中解決動態不一致的關鍵在於政府要建立和保持執行宏觀經濟政策的信譽。政府承諾對政策制定遵循一定的規則,從而以其信譽的存在來改善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由政府與大眾之間動態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奕轉向動態一致的合作博奕。關於如何建立政府的信譽又具體有委託模式,契約模式和法律模式等理論。所有的模式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設計出激勵機制促使政府有維持其政策信譽的動機。在這些旨在尋找促使政府追求政策信譽以改善微觀經濟主體預期的激勵機制的設計之中,對策論的引進起了關鍵的作用。對策論方法強調預期的關鍵作用,以及理性預期概念的不完備性。信譽博奕存在著多種可能的情形,因此對於政府來說,其制定政策必須要從這些多重均衡中挑出很可能在實踐中能夠產生政策效果的那些均衡的方法。如果政府能夠有效地提高其政策的可信性的話,將會影響到投機者的信心,從而能達到防範貨幣危機的目的。因此,宏觀經濟政策在信譽方面受到了經濟全球化所產生的微觀經濟主體預期模式改變的沖擊,政府必須對宏觀經濟的調控模式加以選擇。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政府不但要在總需求方面進行經濟調控以實現經濟的內外均衡,而且還要有效地運用供給政策對開放經濟的總供給方面進行調控。關於供給政策的理論重點目前主要體現在對政府的科技政策,產業政策和制度創新政策的討論之上。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知識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了核心作用,國際競爭也主要表現為以知識為基礎的競爭,因而政府的科技政策不僅應該要做到能夠推動科技進步,提高管理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加強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發揮積極作用。政府的產業政策的核心,在於優化產業結構,政府實施產業政策應著重於克服資源在各產業部門間流動的障礙,因此政府要在宏觀上予以調控,建立解決結構性失業的社會保障制度和支持再就業制度。如果開放經濟中存在低效率的制度性原因,那麼政府就有必要進行制度創新。制度創新政策主要體現在企業制度上,包括企業創立時的投資制度的改革、企業產權制度改革,以及與其相適應的企業管理體制的改革。對開放經濟下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理論分析目前還重點體現在對國際間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研究之上。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各參與國的經濟存在著深刻的相互依存性,僅僅通過一國的政策搭配還不足以實現經濟的內外均衡,各參與國應該在經濟政策上進行國際協調。特別是在浮動匯率制下,國際間政策協調已受到廣泛的重視。凡是在國際范圍內能夠對各國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產生一定程度制約的行為均可視為國際間經濟政策協調。研究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的學者們設計了很多具有特定規則的國際間政策協調方案,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中最為著名的方案包括:托賓提出的各國對外匯交易徵收交易稅的托賓稅方案、威廉姆森等人提出的匯率目標區方案、麥金農提出的恢復固定匯率制方案等,這些方案都引起了理論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對實現內外均衡的各國協調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國際間政策協調因各國的主權因素而存在很多障礙,而且參與國際政策協調本身也有成本收益問題,這些都影響到了國際間政策協調的實踐。

6、中國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1、從本質上來看,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內容就是國際經濟貿易的規模不斷擴大,其增長速度已經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國際貿易在各國經濟發展中所佔的比重不斷提高,同時新一輪的產業結構調整開始在全球范圍內進行。

2、帶來機遇。世界格局多極化為我們爭取一個較長時間的和平環境提供了可能,經濟全球化有利於我們更好的利用國際市場和資源發展自己,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興起為我國經濟的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基本條件,我國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為我們實現新的更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帶來挑戰。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又有新的表現,恐怖主義的威脅依然存在,為我國的國家安全有所影響,經濟全球化也給我過帶來了一定的風險,某些西方大國,控制國際經濟組織,動輒以經濟制裁相威脅。

(6)中國在經濟全球化中的作用擴展資料:

全球化的體現:

當代全球化主要體現在國際化、自由化、普遍化和星球化這四個方面。國際化主要是指跨越國界的,描述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差異。

自由化常常被經濟學家所使用,而普遍化則更多地為文化研究者使用,主要涉及特定的價值觀念:一個更加全球性的世界在於文化上趨於同質化。星球化則涉及消息的傳播與文化安全問題。

7、從政治層面講,中國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中怎樣發揮作用?

從政治層面講,中國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中發揮著一個促進和領導的作用,他的一些經濟決策促進了社會全球化的。進行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