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外贸、外资、外汇、外债、外援”如何协调发展
外贸、外资、外汇、外债、外援这“五外”协调发展，是推进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关于“五外”和谐新战略。新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在第十二篇“互利共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中指出，“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完善更加适应发展开放型经济要求的体制机制，有效防范风险，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这个要求非常切合实际，抓住了目前我国对外开放的关键所在。怎样把这一精神贯彻好落实好？本文从外贸、外资、外汇、外债、外援这“五外”及其相互关系上谈几点建议。1.关于外贸与对外投资的关系。从历史上考察，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依靠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这“两条腿”走向世界的。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揭示了这条路径。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国家走向世界主要也要依靠这两条腿。当然，这两条腿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各有不同的作用方式，但二者必须相互协调、密切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则是相同的。在这个方面，我国目前存在突出的问题，即所谓外贸是“长腿”，而外向投资则是“短腿”，二者严重失衡。2009年我国外贸进出口额已超过2.2万亿美元，而外向投资不足2500亿美元，相当于前者的大约九分之一，二者相差悬殊。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原因并不是没有钱，而在于对外投资结构严重失衡，把大量资本投向了美国的国债和企业债券，仅把很少的资本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绿地投资）。因此，我国走向世界只能主要依靠对外贸易，使外贸依存度畸高。由于对外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高，占据了较多的国际市场份额，招致了一些国家的反倾销，反补贴。2008年爆发的危机，虽然冠名金融危机，但对中国金融业的冲击并不大，却更严重地冲击中国的对外贸易，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如果中国的外向型投资多一些，在国外设立更多的企业，在当地生产和销售，不经过外贸出口这个环节，那就可以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可见，加快外向投资，在当地生产和销售，绕开外贸这个环节，将更有利于中国走出去。目前，西方发达国家走向世界主要依靠外向投资。它们的海外公司销售额大约相当于其出口额的三倍至五倍。那里的今天将是中国的明天，今天的中国必须加快外向投资的步伐，力争使外贸与对外投资这两条腿平衡、协调起来。2.关于外贸与外汇的关系。这里说的外汇问题，包括外汇规模和结构、人民币汇率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这些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外贸和外资；反过来，外贸、外资又直接或间接地反作用于这些外汇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争论的问题是人民币贬值问题，而目前这次金融危机中引发的问题则恰恰相反，是人民币升值问题。不论贬值，还是升值，都不是孤立的问题。我国资本项目与经常项目长时期的大量顺差，使国家的外汇储备达到了震惊世界的规模，且还在继续增加。据统计，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超过2.6万亿美元，约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这笔巨大的财富当然是亿万中国劳动者创造的。但是，美国的某些人并不这样看，而把它视为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使人民币币值低20%-40%，使中国外贸长期出现大量顺差所形成的。所以，他们再三向中国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中美之间的汇率争论向我们警示，外贸顺差并不一定越大越好，外汇储备并不一定越多越好，外贸依存度并不一定越高越好，它们总有一个适宜的“度”。这个“度”就是外贸、外资、外汇三者的结合部或交汇点。如果超越这个度，可能出现负效应，引发一些不平衡。因此，应尽力寻找这个“度”。寻找这个“度”将是我国学术界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3.关于外贸、外资与外援的关系。过去，我国的对外援助单独进行，并不与外贸、外资结合起来，可以说三者各自独立，互不相干。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将三者挂钩，成为一体。这就将无偿援助与有偿贸易结合起来，将输血变成造血，既增强了受援国发展经济的能力，又促进了中国外贸、外向投资的发展，达到“双赢”。这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协调问题。外贸、外资、外援分别由不同行政部门管理，又有不少企业参与其中，由于协调不够，常有梗阻问题。当然也有一些国外的第三者的干扰问题。我国的金融、保险等企业“走出去”滞后，人民币国际化也刚起步，这些往往使双方的结算、保险等方面产生许多困难。这就要求加快金融、保险等行业走向世界的步伐。4.关于外贸、外资、外汇与外债的关系。根据传统的国际金融理论，后进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时，必然会遇到“双缺口”问题，即资本缺口、外汇缺口。为解决这两个缺口问题，必须大举向国外借债，成为债台高筑者。这个问题在我国不仅没有发生，而且还把大量的剩余资本输出国外，或投入国际金融组织。这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它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国际金融理论，创立了新型的国际金融理论，值得大书特书一笔。为什么会如此成功？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非常成功。我国实际使用的外资额截至2009年已达11416.2亿美元。当然，我国对外贸易长时期的大量顺差，积累了不少外汇，也减轻了向国外举债的压力。外债也是一种利用外资的形式。它有独特的优势。只要在合理的规模和水平之内，并不会出现大问题。外债的适宜规模多大，主要取决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规模、国家的贸易收入、非贸易外汇收入以及外商投资等因素。换言之，它取决于“五外”的关系。总之，“五外”之间，既有统一性，又有矛盾性。它们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在“十二五”期间，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关系，力争使“五外”和谐发展，达到互利共赢。
2、分析利用外资的重要作用
从社会主义国家多年来的实践经验来看，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合理地、有效地利用外资，一般可以发挥以下作用：
1、补充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
2、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装备、生产技术、管理知识和经验,培养国内科技人才,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
3、加速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工业的建设和落后地区、部门的开发,克服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
4、促进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改善；
5、促进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和出口贸易的增长；
6、扩大劳动就业，增加国民收入。
(2)外贸外资重要扩展资料
我国利用外资的渠道和方式主要有：
1、间接吸收国外资金 (即借用国外资金) ，主要包括： 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外国银行提供的出口信贷 (包括买方信贷和卖方信贷) ，中国银行对外筹集的现汇资金，对外发行债券，租赁信贷，以及地方、部门直接借入的侨资和外资等。但不包括使用国家外汇的现汇和记帐外汇。
2、直接吸收国外投资，主要包括：外资独资经营、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合作勘探开发、补偿贸易和加工装配等。
3、国外的无偿支援。主要包括： 外国政府的赔偿和馈赠，国际组织的赠款和救济，以及海外侨胞的捐献等。利用外资的基本建设项目主要有：国家统借统还项目，统借自还项目，自借自还项目和吸收国外直接投资的项目等。
3、引进外资的重要性
一、外资意义
对外开放是我国基本国策。
外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利用外资。
二、政策背景
当前，国际投资格局深刻调整，我国利用外资工作面临新形势、新特点、新挑战。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外资工作的决策部署，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
三、政策概览
意见强调，要以激发市场活力、提振投资信心为出发点，以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为重点，以打造公开、透明、可预期的外商投资环境为着力点，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稳定外资规模，优化外资结构。
四、具体意见
意见从深化对外开放、加大投资促进力度、深化投资便利化改革、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四个方面，部署了加快金融业开放、优化汽车领域外资政策、提升开放平台引资质量、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机制等二十项具体意见：
深化对外开放方面，意见明确，要支持外商投资新开放领域、加快金融业开放进程、优化汽车领域外资政策、着力营造公平经营环境。
加大投资促进力度方面，意见明确，要优化外商投资企业科技创新服务，提升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水平、提升开放平台引资质量、支持地方加大对外资的招商引资力度、抓好政策宣传解读
深化投资便利化改革方面，意见明确，要降低资金跨境使用成本、提高来华工作便利度、优化外资项目规划用地审批程序。
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方面，意见明确，要全面贯彻外商投资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强化监管政策执行规范性、提高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透明度、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重要作用、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机制、支持参与标准制定、保障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
4、如何看待外资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作用?
现有的海关贸易统计是以货物是否跨国境为核算基础的。但是，商品的跨国境流动并不必然等同于商品所有权在不同国家国民之间发生转移。另外，没有跨国境的商品交易，商品的所有权也有可能发生国际转移。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统计，恰恰可以弥补以货物是否跨国境为基础的海关贸易统计的上述缺陷。我们将不同国家的国民之间的贸易定义为“国民贸易”，相应的统计也称为“国民贸易统计”。国民贸易统计以商品所有权是否在国民之间进行跨国转移为核算基础，首先需要澄清两个概念。其一，国民的概念。通常认为，一国国民是指取得了一国国籍的人。国民是人的属性，而不是机构或者物的属性。机构(比如企业)的国民属性以其所有者或者其实际控制者的国民属性来确认。其二，商品所有权的确认。如果拥有商品所有权的是个人，则个人的国民属性决定了商品所有权的国民属性；如果拥有商品所有权的是机构，则机构的国民属性决定商品所有权的国民属性。因此，如果商品交易伴随着其所有权在不同国家国民之间转移，则不论商品是否跨国境，均属于国民对外贸易，否则属于国民内部贸易。中国现在并没有开展国民贸易统计工作，我们仅依据可得数据粗略估计中国近年来的国民贸易状况。在估算时，我们假定：(1)中国“走出去”的企业还不是很多，对国民贸易的影响较小，且这些企业在海外的经营数据难以获得，故暂忽略不计；(2)中国国民对外贸易仅指货物贸易；(3)在华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的购买对象仅包括中间投入品；(4)在华外资企业的所有权或实际控制权全部属于外国国民。我们分别对中国同与世界其它国家之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国民贸易情况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出如下特点。第一，海关统计的中国跨境贸易虽然从1998年到2004年均有三四百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但是，中国的对外国民贸易却一直逆差，且逆差规模正在迅速扩大。1998年中国的国民贸易逆差还只有210亿美元，但是到了2004年逆差规模已经达到1387亿美元之巨。海关统计贸易差额与国民贸易差额之间的差异也从1998年的643亿美元扩大了2004年的1706亿美元。两者之间如此巨大的差异不得不让人惊叹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活动的影响力。第二，海关统计的进口与出口都要低于国民贸易的进口和出口，尤其是国民进口要远远高于海关统计的进口。估算结果显示，中国跨国进口规模与中国在国内从外资企业的进口(购买)规模基本相同。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的销售可以理解为外国企业为规避贸易壁垒、降低贸易成本向中国国民的出口。由此可见，海关统计仅仅衡量中国国民真实进口的一半。显然，对于外资企业在中国存在较大活动规模的情况下，国民贸易统计相对于海关统计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第三，海关统计的中美贸易顺差从1998年的210亿美元扩大到2004年的804亿美元，从而使中国对外不平衡尤其是对美贸易不平衡成为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但是，估算结果却显示，中美国民贸易却一直基本平衡，真正属于中国人的中美贸易顺差其实并不存在。此外，中国国民对美国的跨境出口和中国国民在中国境内对美国在华企业的销售额基本相当，而中国国民从美国的跨境进口低于中国国民在中国境内从美国在华企业购买额。这说明中国国民与美国在华企业之间的交易从总体上要高于中国国民与美国之间的跨境交易。第四，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加工贸易产品，使用了大量从世界其它地区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这种情况将本来是世界其它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头上，从而夸大了中美之间的实际贸易顺差。美国的“原产地规则”也没有识别出中国到美国的出口中到底有多大份额是由中国创造的，另有多大份额是由其它国家创造的。。从数据来源看，估算中美国民贸易是以现有的海关统计为出发点的。因此，加工贸易对海关统计的中美贸易真实性的影响势必也要影响到我们对中美国民贸易的估计。幸运的是，加工贸易对中美国民贸易差额的影响要大大低于其对海关统计贸易差额的影响，原因在于中国对美国的加工贸易主要是外资企业完成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外资企业在中国对美国的加工贸易出口中占据了80%左右的份额，在中国从美国的加工贸易进口中占据了90%左右的份额。而外资企业对美国的贸易是排除在中美国民贸易统计之外的。国民贸易统计与海关统计的差额反映了更多的关于国际贸易的信息，可以作为海关统计一个很好的补充。中国国民贸易与海关统计的跨境贸易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资企业的跨境贸易，二是外资企业在中国本土的交易(购买和销售)。前者计入跨境贸易而不计入国民贸易，后者不计入跨境贸易而计入国民贸易。对上述两个差异来源的考察发现，无论是在海关统计还是在国民贸易统计下，外资企业都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推动力量。中国巨大的国民贸易逆差及其同海关统计下的巨额顺差到底意味着什么？以下是我们对部分相关问题的初步思考。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是否存在很大的损失？理解这个问题需要注意两点：其一，贸易差额对应的贸易收入净额虽然是贸易利益之一，但一国从国际贸易中所获得的福利增进主要来自国际贸易引起的资源重新配置、规模经济、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等，恰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指出的，贸易差额可能是贸易利益中最不重要的一种。因此，中国的国民贸易尽管存在较大的逆差，但其所昭示的较大国民收入损失可能比不上中国从整个对外贸易中所获得的收入增加或者福利改进。其二，我们所估算的国民贸易是指国民货物贸易，没有包括服务贸易。实际上，外资企业在中国本土的生产和销售活动中还进口(购买)了大量中国国民的服务，包括劳动服务、资本服务以及政府的服务等，外资企业需要分别向中国的劳动者、资本所有者和政府提供工资、利息或者红利、缴纳税费等。因此，中国国民服务和货物贸易差额可能要比单纯的国民货物贸易差额要小得多，相应的国民收入流失可能也要小得多。中国的对外贸易是否没有增加外汇储备，而是在消耗外汇储备？事实上，国民贸易与外汇储备之间并没有像跨境贸易那样的对应关系。这是因为外汇管理是以国境为界限的。只有跨境的国民贸易才涉及到外汇交易和外汇储备的变动，在中国境内的国民贸易一般必须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并不直接对应外汇的流动。但是，中国境内的国民贸易与外汇储备之间存在一些间接联系。比如，中国境内的国民贸易逆差意味着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的销售大于购买，意味着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的商品净收入大于零，成为外资企业的利润来源，增加中国经常项目下外资企业的收入流出，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当然，如果外资企业将这部分收入用于在中国的再投资，则不会影响外汇储备的变动。现在观察到的对外不平衡是否并不存在？中国目前的对外不平衡乃至全球经济的不平衡，主要指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中国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和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都是真实存在的。跨境贸易差额与国民贸易差额的差异显示，制造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主要是外资企业而不是中国本土企业。外资企业在中国不仅直接产生了很大的贸易顺差，而且外资企业把中国原本要进口的货物，变为在中国境内生产和销售，把原本从其它国家出口的货物，变为在中国加工后再出口，从而进一步拉大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不平衡。外资企业所产生的贸易不平衡要大于中国总体的贸易不平衡，说明中国本土企业是中国对外收支不平衡的平衡力量。另外，外资本身的流入也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进一步加大中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如何看待外资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一国的对外开放不仅仅体现在跨边境的交易上，而且也体现在国门之内的交易上。国民贸易估算结果显示，中国国民贸易的进口和出口均要高于海关统计的进口和出口，据此计算的贸易依存度和对外开放度显然比基于海关统计的计算值更高。包含了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购销行为的国民贸易统计，显然比海关的跨境贸易统计能更客观地反映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当然，外资企业在中国并不都是些负面影响。外资企业还有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引入了新的技术和管理方式等等诸多正面影响。如何全面评价外资对中国经济的作用，如何全面评价外资对中国国际收支的长期影响，以及对中国未来贸易格局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地思考和研究。这也正是我们研究中国国民贸易的意义之所在。
5、论述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外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从总体看，外资对我国经济既有积极作用，也有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一)积极影响
1.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我国的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相对短缺，外商直接投资满足了我国经济建设对资金的大量需求。据统计，1978年至200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已达6224.01亿美元，外资资本存量相当于同期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70129.43亿美元)的8.85%，它对于我国20多年连续保持年均9.6%的经济增长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增加了我国的资本存量，而且间接推动了我国企业扩大投资规模，从而明显增大整个 社会 的资本规模。同时，也促进我国财政收入的增加。我国涉外税收总额由1992年的122.26亿元猛增到2004年的5355亿元。特别是来自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税收总额占我国涉外税收总额的98%以上。
2.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起到了一定作用。据资料显示，外资中的近70%投向第二产业，近30%投向第三产业，投向第一产业的比重尚不足2%。这大体符合我国现阶段调整产业结构的客观要求，从而促进了我国第二、三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业)的发展。
3.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在外资迅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对外贸易也飞速增长。我国的对外贸易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1545.6亿美元，增长56倍，年均增长率为16.74%。我国对外贸易在世界的排名也由1978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04年的第三位，贸易大国的地位已确立。
4.提升我国产业的技术水平。外商直接投资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给我国带来不少较为先进和适用的技术，促进了我国产品技术的升级换代。通过与外商的合资与合作，我国许多产品的技术水平也有明显提升。从间接效应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通过示范作用，促使我国企业或通过技术贸易的形式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或通过自主创新来采用较为先进的技术。
5.增加就业总量。在外资对我国就业数量增加方面，1992年至2004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职工人数由221万人猛增到1033万人，占我国职工人数的比重由1.49%升至9.77%。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前后向的产业联系也间接地创造了就业机会。
6.推动我国 现代 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通过吸收欧盟、美、日等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借鉴先进的管理方式和制度，推动了我国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推动了我国国有企业改制和健全公司治理结构。
(二)消极影响
1.形成对某些行业和市场的垄断，造成大量民族品牌流失。一是外商在我国幼稚产业抢先建立大企业。二是外商在我国某些盈利率高、市场前景广阔的支柱产业和战略产业实行垄断。外商凭借其品牌产品的质量和服务优势，加之我国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与我国内资企业进行激烈竞争，将我国一些民族品牌产品淘汰出局，或是通过合资收购中方的名牌商标，导致中方的名牌产品在市场上销声匿迹。
2.削弱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我国企业明显处于劣势。我国企业研发投入不足，企业R&D费用只占销售收入的0.39%，即使是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经费也只占销售收入的0.6%。我国许多企业还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通过实施本地化战略，低价竞销，打垮内资企业；遏制合资企业开发新产品或新技术，与内资企业争夺人才，导致内资企业 和国内相关单位自主研发力量受到削弱。
3.通过不正当经营或转移定价，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外商在与国有 企业 进行合资或对国有企业进行并购的过程中，往往低估国有资产，特别是漏估国有企业的品牌、商誉等无形资产，从而使国有资产蒙受损失。而且许多外资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偷、漏、逃、骗税 问题 。特别是不少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在跨国公司内部转移价格方式偷逃税款，给我国每年造成大量税收损失。
4.加剧资源短缺，恶化生态环境。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中，有一部分是属于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企业，这给我国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带来的负面 影响 较大。外商在华设立这些高物耗、高能耗和高污染企业，实际上是将发达国家和新兴 工业 化国家和地区的某些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转移到我国，不仅加剧我国资源短缺状况，恶化我国的生态和 社会 环境，而且也严重危害企业职工和附近居民的身体健康，不利于我国 经济 的可持续 发展 。
5.加剧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具有明显的非均衡特征。
6、上海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 “50条”措施全面发力
当前，上海正处于经济恢复发展的关键时期，为稳住经济基本盘，上海推出重磅措施。5月29日，上海市政府发布《上海市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下称《行动方案》或“50条”)，共包括八个方面50条措施，全力助企纾困、推动复工复产复市。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改委主任华源在29日下午召开的上海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一轮《行动方案》所提出的政策措施，叠加3月底市政府出台的21条政策，预计全年将为市场主体减负各类资金规模达到3000亿元以上。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权衡对第一财经表示，此次“50条”措施是全方位的政策，关系到整个上海城市功能的再造，以及经济高质量、中长期的发展，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纾困。
上海市宏观经济学会会长王思政则告诉第一财经，对于“50条”，业界和学界的共同感受是，这次的政策是广覆盖的。上海这次疫情受伤严重，在地方财政压力不小的背景下，“21条”之后再推“50条”并不容易。
王思政表示，在“21条”基础上再推“50条”是及时的，也有较强的针对性，分别针对上海的经济特点，在产业、外贸、外资、消费等领域提出了不少不同于此前“21条”的政策。另外，可操作性表现在一些细节上，比如，提出了港口滞纳费的减免。
6月1日起全面有序复工复产复市
《行动方案》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四大板块”：全力助企纾困、复工复产复市、稳外资外贸、促消费投资、强化支撑保障。
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清在会上表示，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是当前各类企业非常关注的问题。针对复工复产卡点堵点，提出了分类指导、动态修订复工复产复市疫情防控指引、取消企业复工复产复市不合理限制，6月1日起取消企业复工复产审批制度，扩大企业防疫和消杀补贴范围、建立长三角产业链供应链互保机制、畅通国内国际物流运输通道等政策措施，支持各行业领域复工复产复市，稳步提高企业达产率。
权衡认为，大、中、小型企业目前都面临产业链供应链要素流动的问题，所以这次“50条”不是简单的点上的纾困，而是通过一个个企业以点带链、以链带面地解决问题，把整个产业链恢复过来，这既是内循环的需要，也是双循环的需要。
具体来看，《行动方案》中，推进复工复产复市主要有加强对企业复工复产复市的支持和服务、畅通国内国际物流运输通道。
比如，提出分类指导、动态修订各行业领域复工复产复市疫情防控指引，取消企业复工复产复市不合理限制。市区联动加强企业员工返岗、物流保障、上下游衔接等方面复工复产服务，督促指导企业做好防疫消杀、员工健康管理等工作，支持企业建立抗疫应急处置体系，确保复工复产复市后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到位。
支持汽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制造业企业以点带链，实现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复工，稳步提高企业达产率。逐步推动批发零售、金融、交通物流、房地产、建筑等行业复工达产，抢抓农时推动各类农业生产单位复工，在具备条件后有序推动餐饮、居民服务、文旅会展等人员聚集型行业复工。建立长三角产业链供应链互保机制，共同保供强链。
上海市经信委主任吴金城在会上表示，下阶段将陆续出台扎实的助企纾困政策，让企业主体受益，加快恢复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竞争力。包括全面推进复工复产、落实好各项惠企举措、加快重大产业项目投资落地三个方面。
“6月1日起，全市进入全面有序复工复产复市、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阶段，将取消对企业复工复产审批审核，服务好各类企业复工复产的合理需求，推动产业园区、办公楼宇等加快全面复工，仓储物流等生产性专业性服务业企业应复尽复，支持所有符合防疫要求的企业同等复工复产，为广大中小微企业尽快全面复工复产积极创造条件，企业员工恢复上下班通勤。”吴金城表示。
在落实好各项惠企举措方面，吴金城介绍，上海落实国有企业减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6个月租金，将惠及9万余户市场主体，预计减免租金约140亿元。目前，上海烟草集团、上海电信、中广核等在沪央企积极响应制订房租减免方案，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汽车新能港、市工业综合开发区等一批产业园区正推进实施具体方案。
《行动方案》显示，对承租国有房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予提交受疫情影响证明材料，2022年免除6个月房屋租金。对承租国有房屋、运营困难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参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2022年免除6个月房屋租金。
“‘50条’最直接的还是租金减免以及社保缓交。”上海钛米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晶告诉记者。
稳外贸外资重点
《行动方案》在稳外资稳外贸方面明确了四大重点，包括支持外资企业恢复生产经营、切实帮助外贸企业纾困、着力稳定外资外贸企业预期和信心、更好发挥外贸外资专项资金引导作用。
权衡对第一财经表示，稳外资最重要的就是提振信心，因此《行动方案》是把今年本来要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工作提前启动了，也表明了上海对于外资发展的高度重视。
其中，在支持外资企业恢复生产经营上，《行动方案》提出，建立重点外资企业复工复产专员服务机制，实行专人跟踪服务，帮助重点外资企业解决复工复产、物流运输、防疫物资等突出问题，切实稳定外资企业的发展预期。保障重大外资项目顺利推进，启用重大外资项目线上服务系统，市、区联动，线上线下协同，保障在谈、签约、在建项目尽快恢复运转，实施专人跟踪服务。积极争取一批重大项目尽快落地。支持跨国公司在沪设立地区总部和外资研发中心。
在稳定外资企业的信心上，《行动方案》明确加强与外资企业高管面对面沟通，通过跨国公司高管视频会议、外资企业政企沟通线上圆桌会议等形式，主动介绍上海疫情防控形势和策略，充分听取外资企业意见和建议，建立咨询和解决问题的常态化机制。帮助外资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加大总部企业走访沟通力度，切实修复和提振外资企业信心。
上海外资协会会长黄峰对第一财经表示，根据5月针对上海外资企业做的调研，复工复产的进度已经和4月相比有了较大进步，协会也把企业反映的具体问题汇报给了上海市商务委外资企业复工复产工作专班，部分问题得到了解决。不可否认的是，部分外企的信心受到了这次疫情的影响，尤其是外资的中小企业面临较大困难，包括物流渠道不通畅、成本压力大、订单减少等。
黄峰提出，“50条”提出了建立重点外资企业复工复产专员服务机制，以及加大总部企业走访沟通力度等政策，有助于修复和提振外资企业的信心。接下来，建议重点关注外资中小企业面临的挑战，尽快让企业享受到惠企政策，同时关注外籍人士的工作和生活困难，比如建立外籍人士服务机制等。
权衡认为，在外贸领域，此次提出的加大对企业在出口退税、信用保险的支持力度，助力外贸企业履约订单、实施通关便利化措施，以及鼓励减免货物堆存费、滞箱费等具体细则，都将为外贸企业减轻实际的压力。
金融助企再加码
此次公布的“50条”，涉及金融领域的，包括强化外贸企业政策性金融支持，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中小微贷款应延尽延、设立企业纾困专项贷款，支持融资担保机构进一步扩大中小微业务规模，鼓励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适当降低贷款利率、担保费率、典当综合费率等融资成本，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资产管理机构参与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试点和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试点等。
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近期多家金融机构已推出支持复工复产的专项措施，从加大无缝续贷支持力度、开设信贷绿色通道、加大对流动性困难企业支持、提供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等方面纾困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中小微企业和人群。
《行动方案》特别提到，要强化外贸企业政策性金融支持。如加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力度、扩大中小微企业覆盖面，优化承保理赔条件，在上海“单一窗口”开设在线报损索赔通道，建立保费缓缴机制和快赔先赔机制，应保尽保、能赔快赔。
同时，对于符合“专精特新”等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在原有出口信用保险费率基础上，实施不低于10%的阶段性降费，加大保单融资支持力度；支持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设立进出口业务专项信贷额度，建立快速评审通道，积极运用政策性优惠利率贷款或向总行争取其他利率优惠政策，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此前为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作为国家唯一政策性保险公司的在沪分支机构，中国信保上海分公司于4月在上海地区就启动了降费工作。据了解，此次降费惠及面广，扶持力度大。专精特新“小巨人”中型企业及小微企业，降费幅度原则上分别不低于10%和15%，其余小微企业降费幅度不低于10%。
记者还从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获悉，此前该行针对外贸企业出口、进口业务分别设立300亿元、200亿元人民币专项额度，并对外经、普惠金融两大领域，各设立100亿元人民币专项额度；同时，对符合支持范围的重点企业，根据相应的金融服务需求，设立快速评审通道等。
除了外贸领域，《行动方案》还明确要求要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进一步扩大民间投资领域，鼓励和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市域铁路、新型基础设施等一批重大项目，鼓励民间投资以城市基础设施等为重点，通过综合开发模式参与重点项目建设。
与此同时，实施社会投资项目“用地清单制”改革，支持扩大企业债券申报和发行规模。加强银政联动和银企对接，鼓励金融机构对接重点项目，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提供优惠、便捷的融资支持。市区合力加大对“专精特新”企业的支持力度。
另外，进一步发挥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的作用，落实好“上海REITs20条”支持政策，推动更多符合条件的存量基础设施项目发行REITs，遴选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等开展REITS试点，支持盘活存量资金用于新建项目。
7、引进外资的的作用是什么?有什么成效?
1、弥补了企业资金来源不足，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2、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促进了中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3、产品综合质量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有明显增强；
4、提高了我国企业的管理水平，加快了国有企业经济机制转换；
5、利用本地先进技术引进资金，促进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引进外资
引进外资指利用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资金（包括设备、材料、技术）在本企业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利用中国银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筹集的外国资金。
8、中国是个经济大国,为什么还要引进外贸经济？
我觉得主要是两个目的：
1、时代背景需要引进科技，中国引进外资是因为中国的生产技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急需的就是科技，通过引进外资，合营的形式，获得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今天随着中国科技的发展，外资的技术已经不再是遥遥领先中国了，在很多领域中国反而超过了外资，这时候中外合资这种形式，也就不那么重要了。中国现在需要的更多是引进人才，而不是外资。
2、获得外汇。有了外汇才能买买买。你自己印的钞票，老外不认可。但是外汇是认可的。所以中国需要买人才，所以就需要外汇。尤其是今天，合资对于科技的提升用途越来越少，唯有引进人才才能推进中国创造。而人才需要外汇。有一些科技是靠堆钱堆出来的，中国可以快速获得。但是有些科技是发达国家用时间堆出来的，时间这个东西最珍贵，中国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获得，如果要拥有就必须消耗一样的时间成本。我们没有时间培养人才，引进人才可以缩短这个时间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