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何正确认识全球化下的文化多元化
科技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一体化。在这种趋势下，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精神文化(哲学、宗教、伦理、文学、艺术等)走向如何呢？是否也将和经济、科技一样逐渐一体化，也就是说逐渐“趋同”呢？这类文化有没有可能，或者有没有必要持续多元发展？
文化多元发展的重要意义
多元文化的发展是历史的事实。三千余年来，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希腊文化传统、以孔、老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以犹太教先知为代表的希伯莱文化传统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和非洲文化传统等始终深深地影响着当今的人类社会。
从历史来看，文化发展首先依赖于人类学习的能力以及将知识传递给下一代的能力。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每一代人都会为他们生活的时代增添一些新的内容，包括他们从那一时代社会所吸收的东西、他们自己的创造，当然也包括他们接触到的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个传递的过程有纵向的继承，也有横向的开拓。前者是对主流文化的“趋同”，后者是对主流文化的“离异”；前者起整合作用，后者起开拓作用，对文化发展来说都是必不可少，横向开拓尤其重要。对一门学科来说，横向开拓意味着外来的影响、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利用和对原来不受重视的边缘文化的开发。这三种因素都是并时性地发生，同时改变着纵向发展的方向。
三种因素中，最值得重视、最复杂的是外来文化的影响。就拿今天的西方文化来说，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我们到处可以听到或看到非洲的音乐和雕塑，日本的版画和建筑以及古代中国园林装饰的影响。至于本世纪20年代古埃及法老图坦克海默(Tutankhamu1343¾¾1325BC.)墓葬的出土在西方电影、时装、爵士乐、舞蹈包装、珠宝设计等等多方面所引起的古埃及热就更是不用说了。直到90年代，埃及金字塔还是美国最著名的游乐场所拉斯维加斯艺术设计思想最重要的灵感资源。恰如英国哲学家罗素1922年在《中西文化比较》一文中所说：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摹仿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1] 。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欧洲文化发展到今天之所以还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能不断吸收不同文化的因素，使自己不断得到丰富和更新。同样，中国文化也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而得到发展的。众所周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大促进中国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发展。可以说中国文化受惠于印度佛教，同时，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其在中国的成就远远甚于印度本土。在印度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印度佛教中国化形成了新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华严、禅宗。这些新的佛教宗派不仅影响了宋明新儒学的发展，而且又传入朝鲜和日本，给那里的文化带来了巨大影响。显然，正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构成了一个文化的宝库，经常诱发人们的灵感而导致某种文化的革新。没有差异，没有文化的多元发展，就不可能出现今天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
全球化与多元化的关系
从现状来看，虽然多元文化的现象从来就存在，但“多元化”的提出本身却是全球化的结果。全球化一般是指经济体制的一体化、科学技术的标准化，特别是电讯网络的高度发达，三者不可避免地将世界各地连接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使庞大的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全球化使某些强势文化遍及全世界，大有将其他文化全部“同化”和“吞并”之势，似乎全球化与文化的多元发展很难两全。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全球化，多元化的问题显然也是不可能提出的。
首先是全球化促进了殖民体系的瓦解，造就了全球化的后殖民社会。原殖民地国家取得了合法的独立地位后，最先面临的就是从各方面确认自己的独立身份，而自己民族的独特文化，正是确认独特身份最重要的因素。二战以来，马来西亚为强调其民族统一性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以色列决定将长期以来仅仅用于宗教仪式的希伯莱文重新恢复为日常通用语言；一些东方领导人和学者为了强调自身文化的特殊性提出了“亚洲价值”观念等。这些都说明当今文化并未因世界经济和科技的一体化而“趋同”反而是向着多元的方向发展。后殖民主义显然为多元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经济全球化和后殖民状态也在西方社会引起了阶段性的大变动，这就是在文化方面以后现代性为标志的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性大大促进了各种“中心论”的解体。世界各个角落都成了联成整体的地球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每一部分都有自己存在的合法性，过去统帅一切的“普遍规律”和宰制各个地区的“大叙述”面临挑战。人们最关心的不再是没有具体实质、没有时间限制的“纯粹的理想形式”，而首先是活生生地存在、行动，感受着痛苦和愉悦的“身体”。它周围的一切都不固定，都是随着这个身体的心情和视角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对于多元文化的发展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解放。正是由于这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刻转变，对“他者”的寻求，对文化多元发展的关切等问题才被纷纷提了出来。人们认识到不仅需要吸收他种文化以丰富自己，而且需要在与他种文化的比照中更深入地认识自己以求发展，这就需要扩大视野，了解与自己的生活习惯、思维定势全然不同的他种文化。法国学者于连·法朗索瓦在他的一篇新作《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他认为：
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在一切异国情调的最远处，这样的迂回有条不紊。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尽管有认识上的断层，但由于遗传，我们与希腊思想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所以为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2]。
其实，这个道理早就被中国哲人所认知。宋代著名诗人苏东坡有一首诗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上下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要造成一种“远景思维的空间”，“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要真正认识自己，除了自己作为主体，要有这种“外在观点”而外，还要参照其他主体(他人)从不同角度，不同文化环境对自己的看法。有时候，自己长期并不觉察的东西经“他人”提醒，往往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发展。还有一种情况是参照者和被参照者并不直接发生关系，但两者同时存在于某一范围之内，就会构成一个“文化场”，而产生可以互相说明的对照，这种对照使两者都显示出新的特点。这种对照不管是否显示出来，两者之间都会发生一种潜在的关系。正如中国古代哲人所说的：我们所以会提出“龟无毛”，“兔无角”这样的说法，就因为存在着未曾论述的、潜在的、可以用作比照的“有毛”、“有角”的东西，否则就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期望龟变成“有毛”、兔变为“有角”，而是希望在与潜在的参照物的比照中更加认识和发现“无毛”、“无角”之物的特点。这些古老的中国睿智虽然早已存在，但也只有在“后现代”、后殖民状态的今天才能古为今用、系统化，得到新的发展。
当然，最后，还应提到全球化所带来的物质和文化的极大丰富也为原来贫困地区的人们创造了在发展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发展自身精神文化的条件。正是受赐于经济和科技的发达，人类的相互交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频繁，旅游事业的开发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一些偏僻地区、不为人知的少数民族文化正是由于旅游和传媒的开发才广为人知和得到发展。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不免会有形式化(仪式化)的弊病，但总会吸引更多人关注某种文化的特色和未来。
保持纯粹与互相影响的悖论
一方面是全球化(趋同)，一方面是多元化(离异)，两者同时并存，就存在一个悖论：要保存文化的多样性，那当然是各种文化越纯粹、越“地道”越好，但不同文化之间又不可避免地互相渗透、吸取，这种互相吸收和补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否有悖于保存原来文化的特点和差异？这种渗透交流的结果是不是会使世界文化的差异逐渐缩小，乃至因混同而消失呢？
首先，从历史发展来看，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吸收总是通过自己的文化眼光和文化框架来进行的，很少会全盘照搬而多半是取其所需。例如佛教传入中国，得到很大发展，但在印度曾颇为发达的佛教唯识宗由于其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抵触过大，很快就已绝迹；又如陈寅恪所指出的：由于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不能相容，佛藏中“涉及男女性交诸要义”的部分，“纵笃信之教徒，亦复不能奉受”，“大抵静默不置一语”。[3]法国象征派诗歌对30年代中国诗歌的影响亦复如是。当时，兰波、凡尔仑的诗歌被大量译介，而作为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杰出代表的马拉梅在中国的影响却绝无仅有。这些都说明了文化接触中的一种最初的选择。
其次，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接受也不大可能原封不动地移植。一种文化被引进后，往往不会再按原来轨道发展，而是与当地文化相结合产生出新的，甚至更加辉煌的结果。希腊文化首先是传入阿拉伯，在那里得到丰富和发展，然后再到西欧，成为欧洲文化的基石。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原有的文化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华严、禅宗等。这些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又成为中国宋明新儒学发展的重要契机。这种文化异地发展的现象，历史上屡屡发生。可见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吸收不是一个“同化”、“合一”的过程，而是一个在不同环境中转化为新物的过程。正如中国古话所说：“和则生物，同则不继”，也就是说，只有在不同中互相促进，才能创造新物，如果全然相同，就不可能继续发展。如此在不同选择、不同条件下创造出来的新物，不再有旧物原来的“纯粹”，但它仍然是从旧物的基因中脱颖而出，仍然具有不同于他物的独特之处，因此全球化和多元化的相互作用，其结果并不是“趋同”乃至“混一”如热学第二定律所规定的，冷热水混同的程度不断加大，终于成为温水而完全停滞不动，而是在新的基础上产生新的不同。当然，这并不排斥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们(特别是非政治的普通老百姓)会逐渐形成共同的价值标准，如和平发展、环境保护以及某些普世伦理等，这些共同的认知对于人类和平共处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即使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共同认知在不同的地区和民族也还有其不同的标准、理解和不同的表现形式。
全球化与多元化进程中的两种危险
过分强调“离异”或“趋同”，其结果就是“文化孤立主义”或“文化霸权主义”。
取得独立的民族要求发展自身文化的迫切愿望，往往会会导致文化孤立主义。有些人深感文化多元发展遇到的种种阻碍和挫折及其远非乐观的前景，唯恐自身民族文化有被淹没的可能，于是奋起突出彰显本民族文化，这对于保护和发展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在这一潮流中，封闭、孤立、倒退的文化孤立主义也随机而生。文化孤立主义无视数百年来各民族文化交往，相互影响的历史，反对文化交往和沟通，要求返回并发掘“未受任何外来影响的”、“以本土话语阐述的”、“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其实，这样的本土文化只能是一种假设。如果我们说的不是“已成的”、不会再变的文化“遗迹”，如青铜器、古建筑之类，而是世世代代由不同人们的创造累积而成的不断发展的文化传统，那它就必然蕴涵着不同时代、受着各个层面的外来影响的人们对各种文化现象的选择、保存和创造性诠释。排除这一切去寻求本源，必然不会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结果。
文化孤立主义常常混迹于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身份研究，但它们之间有根本的不同。后者是在后殖民主义众声喧哗、交互影响的文化语境中，从历史出发为自身的文化特点寻求定位；文化孤立主义则是不顾历史的发展，不顾当前纵横交错的各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只执着于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虚构自己的“文化原貌”。由此出发，就有可能导致一种文化上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只强调本文化的优越而忽略本文化可能存在的缺失；只强调本文化的“纯洁”而反对和其他文化交往和沟通，惟恐受到“污染”；只强调本文化的“统一”而畏惧新的发展，以至对外采取文化上的隔绝和孤立政策，对内压制本文化内部求新、求变的积极因素，结果是导致本文化的停滞，衰微。其实，即便是处于同一文化内部，不同群体和个人对于事物的理解也并不相同，强求统一与不变，其结果只能是扑灭生机，带来自身文化的封闭和衰微。
另一方面，必须看到某种依仗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优势，处处强加于人，企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文化霸权主义”也还实际存在。科索沃一战使人更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这种霸权主义也不只是存在于西方，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者并未绝灭，西方中心主义要真正从人们的思想中根除还也需要很长的时期。意大利比较文学研究者，罗马知识大学的阿尔蒙多.尼兹(ArmandoGnisci)教授在他那篇极有见地的文章《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中深刻地指出：
“如果对于摆脱了西方殖民的国家来说，比较文学学科代表一种理解研究和实现非殖民化的方式；那么，对于我们所有欧洲学者来说，它却代表着一种思考、一种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或者说是从我们自身的殖民中解脱的方式。这并非虚言，条件是我们确实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后殖民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前殖民者应学会和前被殖民者一样生活、共存。我说的‘学科’与西方学院体制的专业领域毫无关系，相反，它关系到一种自我批评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教育、改造。这是一种苦修(askesis)。”[4]
与此相反，也还有某些西方政治家公开以自身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并以此作为统治国家的首要决策。例如曾经鼓吹文化冲突将引起世界大战的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不久前又著文指出，美国的流行文化和消费品席卷全世界，渗透到最边远、最抗拒的社会，在经济、意识形态军事技术和文化方面居于压倒优势，但“要想重新唤起较强的国家特性感，还需要战胜美国存在的崇尚多样性及多文化主义的思想”。他甚至得出结论说：“如果多文化盛行，如果对开明的民主制度的共识发生分歧，那么，美国就可能同苏联一道落进历史的垃圾堆！”为了维系这种“共识”，“增强人民之间的凝聚力”，就必须制造一个“假想敌”！这虽然并不代表大多数，但亦可见要战胜各种“中心论”，走向文化的多元发展实在还有很长的路程。[5]
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发展
总的说来，在可以预见到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同传统的文化，特别是在人类文化史上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不同文化还会长期得到继续发展，当然也很难说一切民族文化都能永世长存。历史已经证实从长远来看，一些文化兴起，一些文化衰亡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目前存在的各种文化，由于种种原因，也可能有一部分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渐衰落而消失。得以长存的首要条件就是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进程中能否作出自己特有的贡献而有益于其他文化。如果一种民族文化以封闭求发展，只追求回复自身固有的模式，而无视如何将自身独特的文化，开发为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有益资源，从而参与未来世界文化的建设，那就难免被世界所遗忘。
所谓“在全球意识观照下”也就是在发展自己文化的同时，力求考虑到全球文化发展的需要，研究人类发展中所遭遇的共同问题，为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作出自己文化所能作出的特殊贡献，并以此作为自己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
2、如何认识全球化战略中的跨文化现象
一、知识共同体不以专家式的知识交流为自己的目标，它要处理的是专家式交流所遮蔽的文化差异乃至文化冲突问题，并进而以反省各自知识处境和共有彼此的困境为目标；
二、知识共同体的对话以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和实践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为前提，而不是以了解和研究对方文化的某一个领域为前提。因此，参加者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是对于本国文化和社会基本问题的危机感和介入能力，以及对现有知识状况的反省精神；
三、知识共同体反对实体化和制度化，也反对以民族或文化的代言人自居；因此，我们主张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对话和讨论，保持流动性的交流过程，力求以有限的时间和交流揭示尽可能多的问题，寻找超越国别框架的思考基点。
在上述原则下，我们邀请了中国和日本不同学科和不同行业的知识分子，从1997年开始每年一次举行研讨会，并且除掉少数几人作为持续性的参加者以创造对话的某种连续性之外，尽可能每次更换参加者以求保持对话的开放性。到现在为止，这一活动已经进行了四次，它带来的收获是多样的和意味深长的。而且，一切收获都来自冲突和误解本身。可以说，知识共同体的运动过程，提供了一个相对丰富的考察全球化与文化差异相关性的有效视角。命名的困难：自由的个人如何可能？
"知识共同体"是一个非常易于被误解的称谓。首先，共同体这个语词显然与我们的初衷相反，具有很强的实体性语感。更何况，在历史语境中，共同体总是带有某种封闭性和排他性；但是，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共同体这个语词已经被悄悄地改头换面注入了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内容。各种名目的经济政治"共同体"以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形态出现在当今世界舞台上。不言而喻，国际政治经济"共同体"包含着不平等的霸权关系，它的发展所带来的，是新的和更隐蔽的权利关系格局。因此，使用这个语词为我们所进行的尝试命名，实在有瓜田李下之嫌。
其实，在命名的当初，我们并没有更多的考虑。一个潜在的愿望仅仅是，当世界充满形形色色的"共同体"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个知识人的共同体？我们能否拥有一个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共通性知识立场？我们能否在新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语词？
然而，当命名一旦成立，就引来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事后才意识到，这个充满了歧义的称谓其实最准确地勾勒了我们的知识处境。
在最初的一次会议上，我们在知识共同体前面加了"中日・日中"的字样。于是，每个参加者的"代表权"受到了我们自己的质疑。我们是否能够代表自己的国家/文化？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但是问题再深入一步，就不容易回答了：既然如此，我们是否是自由的个人？自由的个人如何才是可能的？
这就是第一次会议上出现的主要分歧之一。中国的学者为这次会议设定的讨论是清理各自的知识处境，交流各自知识界的基本状况，来自日本的学者觉得这是一个无法讨论的问题，所以他们建议把话题具体化为"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本土传统与现代性"等等通常被专业化讨论关注的内容。但是，这样的讨论并没有妨碍最初的设计，因为当讨论深入之后，立刻出现了各自知识处境的分歧点。日本学者强烈地对于中国学者们毫无抵触地自称"知识分子"表示了抵触，他们相当敏锐地感觉到中国学者们具有潜在的精英意识和对于"民众"居高临下的心理；为此，他们坦诚地表示自己不是相对于民众的知识分子；而中国学者则认为日本学者拒绝使用知识分子与民众这样的分类不证明他们与民众认同，哪怕在日本已经不存在所谓"民众"，也不妨碍日本的学院精英保持清高。在这样的分歧点上，日本学者表现出来的对于所有问题的知识性态度与中国学者表达的对于知识背后的社会现实的忧患意识也发生了冲突。当有的日本学者试图把这种差异归纳为时间差异，即日本已经经过了中国现在的这个阶段，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时候，引起了中国学者强烈不满。可以说，第一次讨论在没有找到接触点的情况下不欢而散，而各自就知识分子定位问题所思考的历史脉络没有得到真正呈现。
3、如何评价文化全球化的观点
技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一体化。在这种趋势下，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精神文化(哲学、宗教、伦理、文学、艺术等)走向如何呢？是否也将和经济、科技一样逐渐一体化，也就是说逐渐“趋同”呢？这类文化有没有可能，或者有没有必要持续多元发展？
文化多元发展的重要意义
多元文化的发展是历史的事实。三千余年来，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希腊文化传统、以孔、老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以犹太教先知为代表的希伯莱文化传统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和非洲文化传统等始终深深地影响着当今的人类社会。
从历史来看，文化发展首先依赖于人类学习的能力以及将知识传递给下一代的能力。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每一代人都会为他们生活的时代增添一些新的内容，包括他们从那一时代社会所吸收的东西、他们自己的创造，当然也包括他们接触到的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个传递的过程有纵向的继承，也有横向的开拓。前者是对主流文化的“趋同”，后者是对主流文化的“离异”；前者起整合作用，后者起开拓作用，对文化发展来说都是必不可少，横向开拓尤其重要。对一门学科来说，横向开拓意味着外来的影响、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利用和对原来不受重视的边缘文化的开发。这三种因素都是并时性地发生，同时改变着纵向发展的方向。
三种因素中，最值得重视、最复杂的是外来文化的影响。就拿今天的西方文化来说，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我们到处可以听到或看到非洲的音乐和雕塑，日本的版画和建筑以及古代中国园林装饰的影响。至于本世纪20年代古埃及法老图坦克海默(Tutankhamu1343¾¾1325BC.)墓葬的出土在西方电影、时装、爵士乐、舞蹈包装、珠宝设计等等多方面所引起的古埃及热就更是不用说了。直到90年代，埃及金字塔还是美国最著名的游乐场所拉斯维加斯艺术设计思想最重要的灵感资源。恰如英国哲学家罗素1922年在《中西文化比较》一文中所说：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摹仿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1] 。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欧洲文化发展到今天之所以还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能不断吸收不同文化的因素，使自己不断得到丰富和更新。同样，中国文化也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而得到发展的。众所周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大促进中国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发展。可以说中国文化受惠于印度佛教，同时，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其在中国的成就远远甚于印度本土。在印度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印度佛教中国化形成了新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华严、禅宗。这些新的佛教宗派不仅影响了宋明新儒学的发展，而且又传入朝鲜和日本，给那里的文化带来了巨大影响。显然，正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构成了一个文化的宝库，经常诱发人们的灵感而导致某种文化的革新。没有差异，没有文化的多元发展，就不可能出现今天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
全球化与多元化的关系
从现状来看，虽然多元文化的现象从来就存在，但“多元化”的提出本身却是全球化的结果。全球化一般是指经济体制的一体化、科学技术的标准化，特别是电讯网络的高度发达，三者不可避免地将世界各地连接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使庞大的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全球化使某些强势文化遍及全世界，大有将其他文化全部“同化”和“吞并”之势，似乎全球化与文化的多元发展很难两全。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全球化，多元化的问题显然也是不可能提出的。
首先是全球化促进了殖民体系的瓦解，造就了全球化的后殖民社会。原殖民地国家取得了合法的独立地位后，最先面临的就是从各方面确认自己的独立身份，而自己民族的独特文化，正是确认独特身份最重要的因素。二战以来，马来西亚为强调其民族统一性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以色列决定将长期以来仅仅用于宗教仪式的希伯莱文重新恢复为日常通用语言；一些东方领导人和学者为了强调自身文化的特殊性提出了“亚洲价值”观念等。这些都说明当今文化并未因世界经济和科技的一体化而“趋同”反而是向着多元的方向发展。后殖民主义显然为多元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经济全球化和后殖民状态也在西方社会引起了阶段性的大变动，这就是在文化方面以后现代性为标志的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性大大促进了各种“中心论”的解体。世界各个角落都成了联成整体的地球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每一部分都有自己存在的合法性，过去统帅一切的“普遍规律”和宰制各个地区的“大叙述”面临挑战。人们最关心的不再是没有具体实质、没有时间限制的“纯粹的理想形式”，而首先是活生生地存在、行动，感受着痛苦和愉悦的“身体”。它周围的一切都不固定，都是随着这个身体的心情和视角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对于多元文化的发展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解放。正是由于这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刻转变，对“他者”的寻求，对文化多元发展的关切等问题才被纷纷提了出来。人们认识到不仅需要吸收他种文化以丰富自己，而且需要在与他种文化的比照中更深入地认识自己以求发展，这就需要扩大视野，了解与自己的生活习惯、思维定势全然不同的他种文化。法国学者于连·法朗索瓦在他的一篇新作《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他认为：
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在一切异国情调的最远处，这样的迂回有条不紊。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尽管有认识上的断层，但由于遗传，我们与希腊思想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所以为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2]。
其实，这个道理早就被中国哲人所认知。宋代著名诗人苏东坡有一首诗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上下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要造成一种“远景思维的空间”，“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要真正认识自己，除了自己作为主体，要有这种“外在观点”而外，还要参照其他主体(他人)从不同角度，不同文化环境对自己的看法。有时候，自己长期并不觉察的东西经“他人”提醒，往往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发展。还有一种情况是参照者和被参照者并不直接发生关系，但两者同时存在于某一范围之内，就会构成一个“文化场”，而产生可以互相说明的对照，这种对照使两者都显示出新的特点。这种对照不管是否显示出来，两者之间都会发生一种潜在的关系。正如中国古代哲人所说的：我们所以会提出“龟无毛”，“兔无角”这样的说法，就因为存在着未曾论述的、潜在的、可以用作比照的“有毛”、“有角”的东西，否则就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期望龟变成“有毛”、兔变为“有角”，而是希望在与潜在的参照物的比照中更加认识和发现“无毛”、“无角”之物的特点。这些古老的中国睿智虽然早已存在，但也只有在“后现代”、后殖民状态的今天才能古为今用、系统化，得到新的发展。
当然，最后，还应提到全球化所带来的物质和文化的极大丰富也为原来贫困地区的人们创造了在发展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发展自身精神文化的条件。正是受赐于经济和科技的发达，人类的相互交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频繁，旅游事业的开发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一些偏僻地区、不为人知的少数民族文化正是由于旅游和传媒的开发才广为人知和得到发展。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不免会有形式化(仪式化)的弊病，但总会吸引更多人关注某种文化的特色和未来。
保持纯粹与互相影响的悖论
一方面是全球化(趋同)，一方面是多元化(离异)，两者同时并存，就存在一个悖论：要保存文化的多样性，那当然是各种文化越纯粹、越“地道”越好，但不同文化之间又不可避免地互相渗透、吸取，这种互相吸收和补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否有悖于保存原来文化的特点和差异？这种渗透交流的结果是不是会使世界文化的差异逐渐缩小，乃至因混同而消失呢？
首先，从历史发展来看，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吸收总是通过自己的文化眼光和文化框架来进行的，很少会全盘照搬而多半是取其所需。例如佛教传入中国，得到很大发展，但在印度曾颇为发达的佛教唯识宗由于其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抵触过大，很快就已绝迹；又如陈寅恪所指出的：由于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不能相容，佛藏中“涉及男女性交诸要义”的部分，“纵笃信之教徒，亦复不能奉受”，“大抵静默不置一语”。[3]法国象征派诗歌对30年代中国诗歌的影响亦复如是。当时，兰波、凡尔仑的诗歌被大量译介，而作为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杰出代表的马拉梅在中国的影响却绝无仅有。这些都说明了文化接触中的一种最初的选择。
其次，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接受也不大可能原封不动地移植。一种文化被引进后，往往不会再按原来轨道发展，而是与当地文化相结合产生出新的，甚至更加辉煌的结果。希腊文化首先是传入阿拉伯，在那里得到丰富和发展，然后再到西欧，成为欧洲文化的基石。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原有的文化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华严、禅宗等。这些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又成为中国宋明新儒学发展的重要契机。这种文化异地发展的现象，历史上屡屡发生。可见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吸收不是一个“同化”、“合一”的过程，而是一个在不同环境中转化为新物的过程。正如中国古话所说：“和则生物，同则不继”，也就是说，只有在不同中互相促进，才能创造新物，如果全然相同，就不可能继续发展。如此在不同选择、不同条件下创造出来的新物，不再有旧物原来的“纯粹”，但它仍然是从旧物的基因中脱颖而出，仍然具有不同于他物的独特之处，因此全球化和多元化的相互作用，其结果并不是“趋同”乃至“混一”如热学第二定律所规定的，冷热水混同的程度不断加大，终于成为温水而完全停滞不动，而是在新的基础上产生新的不同。当然，这并不排斥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们(特别是非政治的普通老百姓)会逐渐形成共同的价值标准，如和平发展、环境保护以及某些普世伦理等，这些共同的认知对于人类和平共处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即使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共同认知在不同的地区和民族也还有其不同的标准、理解和不同的表现形式。
全球化与多元化进程中的两种危险
过分强调“离异”或“趋同”，其结果就是“文化孤立主义”或“文化霸权主义”。
取得独立的民族要求发展自身文化的迫切愿望，往往会会导致文化孤立主义。有些人深感文化多元发展遇到的种种阻碍和挫折及其远非乐观的前景，唯恐自身民族文化有被淹没的可能，于是奋起突出彰显本民族文化，这对于保护和发展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在这一潮流中，封闭、孤立、倒退的文化孤立主义也随机而生。文化孤立主义无视数百年来各民族文化交往，相互影响的历史，反对文化交往和沟通，要求返回并发掘“未受任何外来影响的”、“以本土话语阐述的”、“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其实，这样的本土文化只能是一种假设。如果我们说的不是“已成的”、不会再变的文化“遗迹”，如青铜器、古建筑之类，而是世世代代由不同人们的创造累积而成的不断发展的文化传统，那它就必然蕴涵着不同时代、受着各个层面的外来影响的人们对各种文化现象的选择、保存和创造性诠释。排除这一切去寻求本源，必然不会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结果。
文化孤立主义常常混迹于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身份研究，但它们之间有根本的不同。后者是在后殖民主义众声喧哗、交互影响的文化语境中，从历史出发为自身的文化特点寻求定位；文化孤立主义则是不顾历史的发展，不顾当前纵横交错的各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只执着于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虚构自己的“文化原貌”。由此出发，就有可能导致一种文化上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只强调本文化的优越而忽略本文化可能存在的缺失；只强调本文化的“纯洁”而反对和其他文化交往和沟通，惟恐受到“污染”；只强调本文化的“统一”而畏惧新的发展，以至对外采取文化上的隔绝和孤立政策，对内压制本文化内部求新、求变的积极因素，结果是导致本文化的停滞，衰微。其实，即便是处于同一文化内部，不同群体和个人对于事物的理解也并不相同，强求统一与不变，其结果只能是扑灭生机，带来自身文化的封闭和衰微。
另一方面，必须看到某种依仗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优势，处处强加于人，企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文化霸权主义”也还实际存在。科索沃一战使人更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这种霸权主义也不只是存在于西方，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者并未绝灭，西方中心主义要真正从人们的思想中根除还也需要很长的时期。意大利比较文学研究者，罗马知识大学的阿尔蒙多.尼兹(ArmandoGnisci)教授在他那篇极有见地的文章《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中深刻地指出：
“如果对于摆脱了西方殖民的国家来说，比较文学学科代表一种理解研究和实现非殖民化的方式；那么，对于我们所有欧洲学者来说，它却代表着一种思考、一种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或者说是从我们自身的殖民中解脱的方式。这并非虚言，条件是我们确实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后殖民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前殖民者应学会和前被殖民者一样生活、共存。我说的‘学科’与西方学院体制的专业领域毫无关系，相反，它关系到一种自我批评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教育、改造。这是一种苦修(askesis)。”[4]
与此相反，也还有某些西方政治家公开以自身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并以此作为统治国家的首要决策。例如曾经鼓吹文化冲突将引起世界大战的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不久前又著文指出，美国的流行文化和消费品席卷全世界，渗透到最边远、最抗拒的社会，在经济、意识形态军事技术和文化方面居于压倒优势，但“要想重新唤起较强的国家特性感，还需要战胜美国存在的崇尚多样性及多文化主义的思想”。他甚至得出结论说：“如果多文化盛行，如果对开明的民主制度的共识发生分歧，那么，美国就可能同苏联一道落进历史的垃圾堆！”为了维系这种“共识”，“增强人民之间的凝聚力”，就必须制造一个“假想敌”！这虽然并不代表大多数，但亦可见要战胜各种“中心论”，走向文化的多元发展实在还有很长的路程。[5]
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发展
总的说来，在可以预见到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同传统的文化，特别是在人类文化史上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不同文化还会长期得到继续发展，当然也很难说一切民族文化都能永世长存。历史已经证实从长远来看，一些文化兴起，一些文化衰亡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目前存在的各种文化，由于种种原因，也可能有一部分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渐衰落而消失。得以长存的首要条件就是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进程中能否作出自己特有的贡献而有益于其他文化。如果一种民族文化以封闭求发展，只追求回复自身固有的模式，而无视如何将自身独特的文化，开发为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有益资源，从而参与未来世界文化的建设，那就难免被世界所遗忘。
4、全球化语境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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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球化语境下的风险社会
从风险社会的角度看，全球化的发展使风险社会的出现成为可能，因为风险的后果在全球化背景下跨越了政治地理边界，出现了全球风险；全球风险推动了不同文化和社会之间风险共识的形成，产生了全球风险意识或文化。这样全球风险与全球风险意识就构成了新背景下风险的主—客观形式。
具体来说，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的关系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全球化大大增加了风险的来源。“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变化是第一位的，而且是没有限制的。越来越快的技术的变化，以及生产、消费和信息的全球化，终于使我们认识到，要想使任何一种事物固定不变，那是不可能的。”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人员、物质、资本、信息等跨国界和大陆流动的加速以及各个国家、社会、人群相互联系和依赖的增强。这必然导致原来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风险扩散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这些风险在扩散的过程中，彼此间还可能产生互动关系，产生新的风险源，增强风险的后果。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风险源的增加包括三种：（1）输入型。流动的加强带来了新的风险源。最典型的是传染病的蔓延和外来物种的入侵。（2）卷入型。这种风险主要发生在相邻国家和地区之间，空气、河流、货币本位体系等是主要的扩散载体。它与输入型风险的区别有两点：一是它更加需要某种系统性载体，二是后者的种类更加多样。（3）诱发型。一些外部风险发生后诱发了类似的或另外种类的风险在该国家或地区的发生，典型的是风险恐慌的产生以及通过比照，人们对治理机制产生的不信任。风险源的增加必然带来风险种类的增多。
其次，全球化放大了风险的影响和潜在后果。风险影响的放大主要是通过两种渠道实现的。一是相互依存的加深提高了风险后果承担者的数量。吉登斯说：“较多的相互依赖，上至全球化的独立系统，意味着在作为一个整体而影响到那些系统的不幸事件，在发生时就会有更大的易受伤害性。”二是发达的现代通讯技术使更多的人意识到风险的潜在后果，也容易因为信息的不完整导致过度恐慌。典型的事件就是1990年代末期出现的金融危机的连锁反应。心理的恐慌放大了风险的破坏力。
再次，全球化推动了全球风险意识或文化的形成。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克服了时间与空间对人类交往的限制，提高了不同社会下的人群对同一事件的“在场感”以及经验、认识和知识的相互交流。“地球村”就是对这种交往扩大和深化的形象描绘。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是“文明的风险”，或者说是人类的风险。因此，面对共同的风险，人类有了基本的整体性共识：在全球风险下，只有相互合作才能保持人类“种”的延续。但是，全球风险意识还只是雏形。各种利益的存在割裂了全球风险意识，使之常常屈服在具体的、局部的利益之下。
最后，全球化呼唤着并推动着风险治理机制的变革。风险来源与影响的全球化使得治理风险遇到了诸多悖论，比如：减少风险的措施可能给处于风险中的相关人员造成更大的风险；为某个社会行为者创造安全的举措可能无意识地给另一个行为者带来更大的风险；减少风险的政策可能给所有行为者带来不安全；某个团体的乐观行为可能对另一个团体产生意想不到的不安全；对一个团体的保护可能造成了对所有团体的伤害。风险悖论说明了现代治理机制遇到了危机，必须进行全面改革。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全球化为治理机制的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比如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全球性共识的达成、风险治理和传统的国家中心治理机制的关系等。
总之，全球化的发展提升了风险秩序以及风险社会的公共性，使之具有了全球公共品和公共空间的特质。这对于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现代治理形态提出了挑战。
6、流行文化的发展同西方文化全球化过程有什么关系
文化全球化的内涵及其主要表现
何谓文化全球化?并没有一致的、明确的定义。“全球化”概念本身具有多种含义,“文化”也是个含糊不清的用语。在讨论文化全球化问题时,大致有以下几种对“文化全球化”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文化全球化指一种共同的或单一的文化的形成,可称为文化同质论。这种观点承袭了早先现代化话语,尤其是工业社会趋同论的思路,把文化全球化看作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认为由经济、政治、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决定,冷战后世界“文化变化的方向是更加趋于均一”,“文化差异的重要性将变得越来越小”1。第二种理解:文化全球化是同质化与异质化同时进行的过程,或者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并行。这种理解认为全球化同时也是一个异质化的过程。如韩国总理李洪九博士199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时,强调“世界化并不是一元化,而是只有在追求多元化时才有其价值”2。第三种理解否认文化全球化的存在。塞缪尔•亨廷顿是对全球化话语的重要批判者。他提出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论证世界历史的发展将强化文明间的差异和冲突,因此必须用区域化(欧美一体化)来对抗,以捍卫和保护西方文明。亨廷顿的悖论在于,他把注意力从民族国家(为数众多)转向被称为文明的“文化实体”(七大或八大文明),本身就是对全球化语境的一种反应。
由此可见,尽管众说纷纭,但人们都不能否认,当下世界文化发展的确出现了新的变化,以往的理论话语已不能够涵盖这种事实,以致有必要提出新的话语作为理论研究的工具。文化全球化话语是对全球文化关系的不断变化的结构——新的统一和新的分化——的回应,同时也是把握这些变化的一种新的认识论需要。文化全球化这个概念包括客观进程、主观战略和主客观相互作用的发展过程三个层次的内容。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全球意识的形成:客观现实。一方面是全球的文化交流空前频繁,另一方面是解决全球问题的需要促使全球意识的形成。由于全球问题关涉整个人类的共同命运,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应在承认国际社会存在共同利益、人类文化现象具有共同性的基础上,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克服民族、国家和集团的限制,从全球的角度去考察和认识社会生活与历史现象,这便形成了全球意识。全球意识在广义上包括生态环境意识和求同存异意识,表现为规范、价值观等方面的广泛共享,以及在世界一切文化之间进行的双边和多边的文化对话、沟通、交流。
第二,西方文化扩张:主观战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冷战后调整战略,推行文化扩张,建构文化霸权,力图把非西方文化纳入自己的文化体系。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就主张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来改变世界,只不过在今天,这种过程更多地采用了新的形式: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技术+文化。以美国为例,美国一方面加强西方政治价值观的推广,频频用人权观念干涉别国内政;另一方面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率先为互联网自由贸易区确定规则,将技术的边界视为它新的西部和传播美国精神的新天地。就连理论话语也成为美国文化扩张的工具,如阿里夫•德里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作为一种话语似乎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是对它的最热情的宣传是来自旧的权力中心,尤其是来自美国,因而实际上更加剧了对霸权企图的怀疑。”
第三,消费文化盛行的国际趋势:实际进程。文化全球化的实际发展进程是错综复杂的,但其主线一目了然,即:消费文化全球盛行。与之相关涉的两个特征是文化的商品化和大众文化的勃兴。地球变小了的客观现实加上西方文化扩张的强烈欲望,使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成为可能。文化工业兴起于西方,迅速波及第三世界。由于第三世界文化生产力水平落后,西方(以好莱坞梦幻工厂为典型)就成为全球的文化工厂,其他非西方国家则成为巨大的消费群和西方文化的倾销市场。在第三世界内部,新兴的文化工业卖力地模仿和追随西方文化工业的操作模式,精英文化、主流文化面临外来文化和内部大众文化的双重挑战。
由于西方国家在经济、技术、科学、资本、规范等方面积累的先发的优势,文化全球化的客观进程浸透着西方文化扩张的强烈主观意图,全球化的方向是单向(西方指向非西方)多于双向、多向,使其客观的演进过程实质上成为资本主义文化新扩张。文化全球化的真面目是全球文化西化、“美化”。
7、下列各句中，加点的成语使用恰当的一句是 ( ) A．调查表明，解决了在全球化语境中自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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