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什么是双重边际化
双重边际化：指制造商和分销商都有一定的市场力量，如果两者缺乏协调时的定价决策，就会导致最终价格高于使制造商和分销商总利润水平最大化的水平。
2、什么是全球化？
就是让不同地方不同文化的人联系到一起来，可以学到不同地区的不同的文化也可以让别的地方的人学到自己的东西全球化是有利于学习和推广
3、经济全球化的作用
4、世界经济全球化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与资本市场的矛盾
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双重效应凸显。它适应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需要,在世界范围推进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和升级,资本主义的国际协调和干预有所加强,延缓了资本主义的衰亡期;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在地缘上达到极至,资本的增殖、商品贸易放量、生产扩大很难通过开辟新的处女地来实现。这表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依旧在经济全球化形态下发生作用。而且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经济连结成为一个巨系统,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发生阻滞,都会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使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呈现出更大的脆弱性,爆发新的危机的可能性增大。概言之,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更新,扩大了资本主义的生存空间,但却不能使资本主义获得永生。资本主义的部分质变,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的根本属性和固有矛盾,最终会酿成资本主义的衰亡。
一、经济全球化未消除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向国际全方位延伸的结果,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急剧扩张是其强大的推动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把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从国内推展到国外,只是扩大了矛盾作用的地域范围,并未消弭产生矛盾的社会经济关系。资本主义借助对经济全球化初期的主导虽可暂时缓解自身的矛盾,但却不可避免其固有矛盾再度激化和尖锐起来,使资本主义各国陷入危机四伏而不能解脱的境地。1.经济全球化并未化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历程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尖锐化,是导致资本主义频繁发生周期性危机的总根源。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获得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对经济加强了宏观调控和实行经济计划化,并在新科技革命的拉动下出现了资本主义世界战后经济繁荣。但好景不长,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又发生了以滞胀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危机,它说明,在资本主义体制框架内采取国家强力干预经济的办法并不能标本兼治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顽症。从80年代起,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另辟新径,新自由主义受宠,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重新掀起私有化浪潮,并在全球拓展自由的市场经济。综观资本主义在其体制内进行的改革和调整的轨迹,在所有制方面,就是国有化和私有化的交替;在调节手段方面,就是国家干预和自由放任的反复。这样的转换没有改变整个社会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性质,不过是在私人制的范围内兜圈子,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危机和止住利润下滑。经济全球化从体制上说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在发挥资源配置全球化优点的同时,也把其弱点全球化了。市场经济固有的盲目性、滞后性和外部不经济等问题都加大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脆弱性。诚然,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国际经济协调,就一些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采取共同行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消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致命弊病,相反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层次上崩溃的可能性增大。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上,股票和游资猛增,截止到1998年3月底,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股票市值总额达34万亿美元,超过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仅美国一家的股市总值就高达17万亿美元,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远远超过1929年经济大萧条前夜82%的水平。全球有游资7.5万亿美元,外汇市场上的交易额平均每天达1.5万亿美元,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控制这个巨大的市场。[2](P.12)金融市场的异常活跃给世界经济注入了活力,但也潜伏着巨大的动荡和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巴林银行倒闭、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东西亚金融危机等等,都是市场经济弱点的公开化,它们的不良经营往往显露于事后。
2.经济全球化并未消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体现在阶级关系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劳资矛盾。经济全球化对这一矛盾的调节越出一国范围,而需要建立世界性的调节机制,但在资本主义居主导地位的世界生产方式的条件下,这种调节又是失效的。生产的全球化使劳资矛盾扩展到全世界,形成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冲突。生产全球化使资本垄断财团能够将生产资本快速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那么资本流出国的工人就会失去工作岗位,造成不同国家工人阶级的相互竞争。近10年来,美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投资回报率高,跨国公司的资本大量涌入,使美国成为外资投入第一大国,带来美国就业岗位增加,失业率降低;而日本经济持续走低,资本需求不足,工人就业岗位大量减少。不仅发达国家的工人间存在就业竞争,而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之间也存在竞争。生产全球化使跨国企业集团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利用那里生产成本低来获得高额利润,使发达国家失业率增加,中产阶级也渐次落入失业队伍。然而,工人就业的世界性竞争的根源,或者说工人阶级失业的根源,不在经济全球化,不在工人阶级自身,而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在于资本家的惟利是图。
3.经济全球化也未缓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发达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度,要求通过国际代写论文协调机制共同对付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但主要资本主义大国间的经济政治力量是不平衡的,它们在世界经济主导权、地区充当的角色和世界市场份额等方面始终存在着争斗。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美国与日本、欧盟在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存在广泛的矛盾;日本与欧盟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里的激烈摩擦;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不仅有大国与小国之间的矛盾,也有大国之间的矛盾,如英德矛盾、法德矛盾、英法矛盾。在全球事务中,美国以“巩固民主堡垒”之名,行维持和加强自己的“领导地位”之实,图谋建立独霸世界的新秩序。西欧国家和日本在冷战结束后,认为“共产主义”的威胁已解除,它们都拒绝在未来的世界新格局中充当美国的小伙计,主张在西方大国间确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共同主宰世界。西欧国家和日本力图在“欧洲人的欧洲”和“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下,逐步削弱并最终排斥美国对地区事务的干预和操纵,分别把欧、亚事务的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以此作为争取与美国平等地位的立足点。可见,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就会起作用,它们的矛盾和冲突就不可能彻底缓和。
4.经济全球化更未消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当下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最大限度地照顾到发达国家的利益,它们制定的经济活动规则很少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最不发达国家有被日益边缘化的危险,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势必使南北差距和矛盾呈现扩大和激化的趋势。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领域里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近年来,发达国家常常以“自由贸易”、“公平竞争”为名,大量向发展中国家倾销高附加值商品,为了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进入,发达国家不时挥舞反倾销大棒向发展中国家征收所谓“惩罚”性关税。同时还在国内设置各种贸易壁垒,加强贸易保护主义,在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时附加苛刻的条件,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困难增大,经济形势恶化。正如有人指出的:“全球化的神经中枢是在北美、欧洲、日本这些相互联系的经济体,可是风暴一来,受打击最大的却是经济结构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只有少数国家缩小了同‘北方’的差距,可是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这个差距是扩大了。”[3]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政治领域里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力图用自己的政治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去改造发展中国家,对于不服从他们意志的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对于俯首听命的国家施以经济援助予以鼓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军事领域里的矛盾表现为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抛出“新干涉主义”,鼓噪”人权高于主权”,明显增加了对弱小国家的军事干涉,干涉的原因涵盖国家战略、经济利益、政治意图、军事安全各方面,民族、宗教、内战和人权都成为他们发动军事打击的借口。可以肯定地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冲突,在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占优势的情况下是不能消除和解决的,它的最终解决有待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在全世界居支配地位。
二、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产生新的矛盾和爆发新的危机的可能性陡增
经济全球化既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又增大了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这种双重效应共存于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之中。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全球资本主义构成为一个既对立又统一、既依存又排斥、既合作又竞争的矛盾体系。资本主义奔走世界各地,其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追逐利润使其向外扩张,形成争霸和垄断局面。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方面的矛盾目前主要通过贸易、投资和货币展现出来:
1.愈演愈烈的“贸易战”。资本主义打从出生以来,市场始终是资本主义经济生存和发展的不可或缺条件,一切贸易的参与者都希望获利。由于各国之间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和市场开放程度存在差异,且这些因素又处在不断变动中,因而导致相互之间的贸易失衡,常常引发摩擦,形成你来我往的“贸易战”。发达国家之间“贸易战”的形式多种多样。通过提高关税税率或征收附加税,引起被征收国进行报复,相应地也对对方的出口征收高税率,形成关税之争;一国通过货币贬值造成对方货币升值,使对方商品价格上扬,竞争力减弱,这时对方也会采取措施使本国货币强制贬值,形成汇率之争;在进口配额上,当一国对另一国商品的进入实行限制时,被限制一方也采取对应的报复措施,形成配额之争,等等。贸易战可能是双边的,是一国对付另一国,也可能是多边的,一国针对多个国家采取。这种贸易战往往形成限制和反限制、报复和反报复的此起彼伏局面。美国政府近年来,推行“优先美国利益”的贸易政策,使美日和美欧之间经常发生贸易战,激化了彼此之间的矛盾。2.投资战互有攻防。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本国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绕过对方国家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在该国投资建厂,就地销售产品,对他国市场实行战略占领,各发达国家如法炮制,使相互之间直接投资增加,诱发“投资战”。近年来,美国一方面通过对外国资本的监督限制别国对本国市场的占领;另一方面又主动出击,为绕过西欧的关税壁垒掀起“把工厂迁到欧洲去”的浪潮,以投资替代出口,占领西欧市场,又以西欧为基础向其他地区渗透。而西欧国家也不甘落后,用内外两手同美国在投资上展开攻防战。一手是对外国资本的活动采取限制措施,对批准外国公司设立设置障碍;另一手是采取优惠政策增强本国公司的竞争力,鼓励和支持他们不断扩大对美投资。
3.货币战旗鼓相当。货币问题历来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角力的重要领域。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英镑是世界主要的国际支付手段和储藏货币。一战后,英镑地位衰落,美元逐渐走强。1944年,美国凭借其巨大经济和军事实力,通过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使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从此,美元获得凌架于其他国家货币之上的垄断地位,成为主要的国际贸易支付手段和储藏货币。美国利用美元的强势,在很长的时期里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控制和干涉别国的金融。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元危机频繁发生,引发了国际货币体制的改革,各国纷纷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终于使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在20世纪70年代崩溃。目前美元虽然在国际货币中还有巨大影响,但货币多元体制的格局正在形成。从1999年1月1日起,欧盟11国率先实现货币联盟,欧元正式启动。到2003年11国货币统由欧元取代,届时欧元将取代德国马克、法国法朗、意大利里拉、荷兰盾、英国的英镑。因此,欧元的启动必将对美元的地位构成严重挑战,货币大战看来在所难免。
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发达国家矛盾和摩擦增多,而且世界任何国家或经济体如果发生经济动荡或危机,都会勃发全球联动,危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安全。近20年来,全球各国曾发生近百次大小不等的金融波动、震荡和危机,各国为消解这种波动或危机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东盟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平均下降了7%[4](P.51),经济形势的恶化导致这些国家的失业率上升,贫困人口激增,金融危机演变成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直到有的国家政府倒台。这场危机充分显露出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它极具渗透力和扩散势能,金融资源的高速和跨国界流动使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如果各国不增强防范金融危机的共同意识,建立健全全球金融监管和防范的有效机制,就难以保证国际金融体系的良好运行,而规模庞大和流转迅捷及投机性极强的金融业就是全球经济的脆弱点,是最易诱发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导火索。随着全球生产力过剩,经济成长速度将放缓,金融形势紧张将加剧,爆发国际金融危机的概率上升。世界银行副行长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经济全球化下的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任务是使这些危机不要那么频繁,不要那么严重,特别是不要对最脆弱的人造成那么多不利影响”。[5](P.12)
三、经济全球化微观张力强劲与宏观协调机制滞后的矛盾愈益显露
当代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来自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跨国公司则充当了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而经济全球化的体制基础是市场经济。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中国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全球经济体制几乎都变成了市场经济。全球经济体制的统一,促进了有限的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的有效配置,节约了稀缺的社会资源,降低了劳动消耗。但全球经济体制的一体化也把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全球化了。市场难以有效地提供和满足社会公用性产品的需求,更难以做到对许多公用性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市场竞争导致垄断,垄断的发展则会反过来破坏经济活动主体间的平等竞争规则,造成市场效率下降;市场经济的调节在收入分配方面无法兼顾效率与公平,从而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公正;市场的微观主体的活动都是以利益最大化为驱动,既不能自觉体现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目标,也不能自动保障社会总供求的平衡,盲目性十分突出。经济全球化扩大和发展了市场,引起的全球化问题也随之增多:(1)大国经济竞争剧烈。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日欧三足鼎立的世界经济格局最终确立,三方竞争激烈,冲突频仍。美国近年来经济强劲增长,止住了经济地位下滑的颓势,依然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日本经济虽持续数年低迷,但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在各方面仍具有向美国挑战的能力;欧盟一体化取得明显进展,其经济实力总和超过美国,重夺世界经济主导权的愿望十分强烈。大国的竞争加剧了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时常发生你来我往的贸易战、投资战和货币战。(2)跨国公司的垄断和兼并趋势迅猛。目前跨国公司的购并浪潮此起彼伏,垄断进一步发展,这种势头虽对经济全球化有促进作用,但也加剧了世界市场的竞争,形成对世界经济一些领域的垄断,对各国的经济安全也构成了威胁。经济运行风险增大。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和相互依存,每个国家及其企业都是世界生产和经营有机体系的一个部分和环节。在这样的紧密联系和依存状态下,任何一个经济体或部分发生危机,哪怕是极小的经济体发生危机,都可能引起全球性的危机和灾难。(4)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范化。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劳动就业、财政货币、社会副利、国际收支等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这种相互作用关系越出国界扩展到全世界,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制约的解决单靠一国的能力是不够的,必须由相关国家的共同协调来解决。(5)全球性的公平问题突出。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化使一些人通过对先进技术的持有或投机性的炒作,在短时间内暴富,而非技术熟练的劳动者和资本缺乏者收入很低,贫富差距在个人之间拉大。贫富差距在国家和地区之间也在扩大,最不发达的国家被日益边缘化,国力脆弱,人民生活贫困。(6)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契机,把国内的资源、劳动力密集型、重污染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中的资源、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迁移到发展中国家,并从中获得巨额利润,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向发达国家,而把严重环境污染留给了发展中国家。
以市场经济为体制基础的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上述问题,要求对世界经济运行实行全球性的宏观调控,由主权国家政府和国际经济组织实施宏观管理和干预。应当肯定,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动荡与滞胀后,从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在多边协调上取得了进展。首先是全球性多边协调,包括联合国名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贸发会议等相关国际经济协调机构、会议和世界贸易组织下的全球性多边贸易谈判,是世界经济多边协调的最高层次,它就有关全球性经济、贸易、金融问题展开磋商,其协调成果具有全球适用性。其次是以日美欧为核心,以西方八国首脑会议为主体的大国协调,是当今世界经济多边协调的实力派,他们在世界几乎所有的多边主要经济协调中担当着举足轻重角色,定期举行的西方八国首脑会议则是协调的常规形式。此外,区域化集团间和内部的协调,如欧盟、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在世界经济的多边协调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国际宏观协调机制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扩张的速度相比严重滞后,尤其是防范全球金融风险的监管体系并未建立起来,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没有改变,缩小南北差距问题没有切实的机制和措施,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中对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的重视远远超过了成员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看,它在稳定世界金融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受到的批评也日益增多。一是未能及时对危机发出警报;二是危机发生后反应迟钝,援助不力;三是为援助设置了一些不必要的附加条件;四是过分强调国际游资的优越性,并试图把成员国经常帐户可充换性的仲裁权扩展到资本账户,但却管理不良,结果使“金融病毒”到处传染。有鉴与此,改造货币基金组织势在必行,除转换其职能,应该着手组建类似“世界中央银行”那样的机构。或者仿效联合国安理会的样式,成立一个经济安理会,负责全球经济的安全,目的在于改善目前国际经济宏观协调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状况,以便对世界经济的运行实行有效调控和监管。
然而,加强全球经济宏观管理和协调的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许多措施是难以付诸实施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达国家的利率太高,西方八国应该协调行动降低短期利率,表现出加强全球经济安全的诚意来。但是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反对这么做。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微观经济成长张力强劲和宏观协调机制滞后的矛盾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的。因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形态,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还是由西方国家操作和控制的国际组织,其背后都受到垄断资本财团的左右。从本质上说,这些政府和组织是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的,这就决定了他们采取的政策和协调措施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们既不会从国内劳动阶层的利益出发,也不会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出发对世界经济的运行控制和协调。所以,现有的国际经济协调只是在某些方面修修补补,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对危机的防范和监管不力的弊端。由于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能对世界经济实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不能防止危机及其在全球的迅速蔓延,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否定。
综合上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使生产社会化和分工的发展越出了民族国家的藩篱,把地方性的狭小市场联结为广阔的世界市场,无疑促进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快速高效发展和社会进步。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把自己的矛盾转嫁到别国,缓和了国内的矛盾,也加强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政治联系,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资本主义秩序,延缓了资本主义的生命期。但是,经济全球化并未使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消失或从根本上铲除,也不是医治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弊病的灵丹妙药,而是具有了新的特点,况且旧的矛盾未解决,新的矛盾和冲突又产生了。它使资本主义体系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增大,增加了资本主义的脆弱性,使世界最不发达国家日趋边缘化,最终也会使发达国家难逃其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微观发展张力强劲与宏观协调机制滞后的矛盾,使资本主义难以有效地对付全球化下极易扩散的经济危机。这些都决定了资本主义推动和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5、在全球化影响下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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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和“文化”都是内涵复杂定义纷呈的概念。总的来说，全球化的研究具有了跨学科、整体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其中经济全球化概念基本上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科技信息时代的到来，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密切交往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对一些共同规则的诉求，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文化全球化的研究。从世界范围来看，当前，文化全球化问题研究的路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过去只关注经济因素转变到经济文化因素同时关注，例如世界体系论代表人物、美国学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对自己理论的修正；另一种是直接用文明和文化来解释全球化进程，例如哥本哈根大学的弗里德曼就认为全球化体系的变化过程是不同文化的替代过程。[1]综观各种不同的理论和观点，主要有如下问题：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全球文化的构建以及文化全球化问题。
一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全球化研究的前提是对全球化与文化关系的把握。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理论在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就是把文化的概念引进了研究领域，扩大了全球化理论的包容力，提高了理论的解释效力。[2]英国学者约翰·汤姆林森在《全球化与文化》一书中明确提出：“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3]在他看来，全球化与文化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汤姆林森认为把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传播学领域引向文化领域，旨在揭示全球化的文化实践内涵。关于全球化，他提出要从日常生活体验角度去思考，要分析其中的亲近感、独特性。关于文化，他认为必须要从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错综复杂的实践关系去阐明文化目的性，即什么样的感受使得生活充满了意义。他更为关注的是文化广为人们接受的特征，他借用威廉斯的名言“文化是普普通通的”这一理念来为自己的文化做注解。事实上，汤姆林森是从杂交化、传媒亲近感、世界主义等方面探讨全球化与文化的联结，提出全球化不仅是资本、劳动力和商品在全球的流动，它还带来了我们文化体验的转型。这种文化体验，既是世俗的、普遍的，更是深刻的。他集中探讨了“非领土扩张化”概念,认为非领土扩张化是我们目前全球化的文化状况,它存在于日常体验之中,把握住了全球化文化的诸多方面。“非领土扩张化”概念所要表达是，全球化从根本上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它使我们的文化实践、文化体验和文化认同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型，它削弱或消解了日常充满活力的文化与领土定位之间的联系；这对于民族文化而言，机遇与危险并存。所以，他呼吁全世界团结一致。
美国文论家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对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也有自己的思考。关于全球化，他认为这是一个传播性概念，它交替地掩盖与传递文化或经济含义。但他又认为单将传播作为全球化概念的焦点在本质上是不完整的。在他看来，当代传播的发展再也不具有“启蒙”的寓意，而是具有新科技的内涵。这一传播性概念既具有了一个完整的文化层面，即被赋予了一个更为恰当的文化层面的所指或意义，对于传播网络扩展的假设已被暗中改换成某种关于一种新的世界文化的消息。同时，又被暗中改换为一种对于世界市场与其新建立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看法。一场特大范围内的全球性劳动分工，以及充斥着商贸与金融内涵的新的电子商务路径，即它的经济方向。所以，詹姆逊认为作为与传播性概念的全球化密切相关却并不相称的两面，产生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观点：如果只强调这种新传播形式的文化内涵，那它将会逐渐表现出对差异与分化的一种后现代的颂扬，瞬间会感到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处于彼此相容的关系中，形成了一种广瀚的文化多元主义，让人很难抗拒；但如果倾向于对全球化经济方面问题的思考，那么它又会受到那些经济准则和意义的影响，人们会发现这一概念变得愈来愈暗淡晦涩。他认为，这里占据显著地位的是不断加强的同一性，而不是差异性。[4]可以看出，詹姆逊是以经济文化的互动交织来定位传播性的全球化概念，对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做出了“经济文化式”分析。诚如他的发问：“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和经济的关系是否有根本的改变？”[5]
二现实与想象的文化全球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经济与文化的密切渗透，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由此，文化全球化问题日益提上日程。关于“文化全球化”的内涵，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界定，学者们更多是从全球化研究的范围及影响谈到文化的全球化现象与可能。戴维·赫尔德等在其所著的《全球大变革》中指出，在关于文化全球化的性质和影响的当代争论中，主要有极端主义者、怀疑论者和变革论者三种。在美国大众文化或西方消费主义的支持下，各种超全球化论者描述或预测的世界是同质性的。但超全球化论者也受到怀疑论者的挑战。怀疑论者认为，与民族文化相比较，全球文化具有空洞性和暂时性，而且，由于世界主要文明的地理政治隔阂，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具有持续的重要性。持变革论的人认为，文化与人口的相互融合与交流将产生混合文化和新的全球文化网络。关于文化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赫尔德等人认为，跨区域、跨文明以及跨洲际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制度的存在——文化全球化——有着深深的历史根源。3000年前社会之间的文化互动已经非常复杂，但是形象与符号的剧烈运动以及思维模式与交流模式的广泛传播则是20世纪晚期和新千禧年的独有特征。由于当代电信、广播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文化交流在全球范围覆盖的区域以及文化交流量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6]他具体分析了文化全球化的不同历史形态。他们的这种分类基本上概括了当前对待文化全球化的不同态度。极端主义者和怀疑论者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思维的单线性，这显然不符合复杂的多元化现实。其实，不论何种态度都表明文化全球化正在进行中。文化全球化既是现实的，又是想象的。
文化全球化是现实的。首先，随着文化消费的全球化，文化在全球迅速普及。消费文化以其通俗性与普及性极大地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以消费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文化得到包装并借助商品而传播， 这是非常有效的传播方式。其次，信息时代的到来，借助网络这个工具，资讯传播更加方便迅捷，整个世界犹如一个小村庄， 一个消息、一条信息瞬时间就能传遍整个村落。 “地球村”表明了文化全球化的现实性。另外，文化不是空穴来风，它的存在与发展依赖于个人、组织、民族等实体，随着这些实体在经济全球化交往的不断深入和广泛进行， 文化负载着经济，经济传播着文化，出现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传播，文化全球化得以实现。
文化全球化又是想象的。从消费文化的层次上看，初看起来似乎是同质化过程，但实际上呈现出的是混合化特征，没有任何文化会存在于不受时空限制的文化真空之中。从文化的接受者和消费者角度来看，文化的生产和传播环境最终总会遇见一种已经存在的参照框架的影响与制约。后者涉及一个更复杂的过程，简单的同质化概念并不能正确地记录这些问题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性质以及他们产生出来的文化创造性。所以，文化多元与文化多样是必然的。但有一个前提同样重要，那就是文化多元与文化多样的前提——文化主体平等。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才有真正的多元与多样。从文化全球化的实现路径来看，国内学者王宁认为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有两个方向：一是随着资本由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展，（殖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会渗透到这些地区；二是（ 被殖民的）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动， 这样便出现了边缘文化渗入到主流文化之主体并消解主流文化霸权的现象。[7]可以看出，王宁是以资本输出的路径来分析文化全球化的路径的。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输入与输出，它预示着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与渗透，但根本上这是一个经济的做法。经济的逐渐演变成文化的，同时文化的也逐渐演变成经济的。文化是重要的经济产品，离开这一点，经济体系无法发展和扩张。同时，也有观点认为文化担负着诸如公民权这样的理念和运作，可充当民主政治的试验场，显然这是在设置文化与政治层面的“融合”。
三“全球文化”的构建
随着不同民族文化渐渐走向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与渗透日益广泛、深入，这也渐渐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全球文化的构建。对此，也有不同观点。
第一，一元为主的“全球文化”。汤姆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公开质疑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指出文化帝国主义本没有原初形式可言，有的只是对它的不同解读；只有剖析其在不同话语中的内涵，才能得出其实质。他认为一些学者过于维护文化的差异性，否定其同质性，这很容易陷入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发展的前提是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的平衡，而某种程度的同一性则有利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对话与沟通以及人类的和睦与进步。现代文化的全球化是我们的文化宿命。基于其自身的文化经验背景，他否定同一文化有“文化支配”以及相应的“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说法。
事实上，在全球有无一元文化的分析中始终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即如何看待美国文化。在当今世界上，美国文化并不是唯一能够在全球扩张的文化，但同时也必须肯定美国在全球文化的许多方面仍然领世界风气之先这一事实。这不仅因为美国拥有制造并在全球传播自己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无与伦比的手段，而且还因为美国具有一整套能够使其成为全球文化传播者的文化与历史特质。这种状况虽然并不意味着世界打上了文化同质性的烙印，但也确实表明，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人们不得不把美国文化与本土文化当成共存的现象看待。 美国流行文化具有约瑟夫·奈所谓的“软权力”——劝说或合作的权力。实际上，汤姆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正是想在世界范围内肯定和推广美国文化。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明眼人一眼便能揭穿。詹姆逊认为，主张同一的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肯定了美国文化。他提醒人们谈到文化全球化时民族主义问题或民族自豪和民族尊严不是唯一面临危险的东西，人们更应该警惕其中蕴含的另一种倾向。他提出文化和民族（或种族-民族）与流行或传统文化的形式是一致的，而这些文化形式似乎正在被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电视演出、服装、音乐、电影等等）逐出并取而代之。对许多人而言（特别是在文学和文化领域工作的人），美国文化已渐渐成为他们界定全球化文化的真正核心。他说：“美国的电视，音乐，电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8]对此，依附理论学派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美国今天仍处于称霸的阶段，但是这一霸权地位却因欧洲和日本的赶超而不断被削弱，而且用新自由主义构架来管理长期受危机打击的体系，已经进入它的崩溃阶段。近年来，后殖民主义和新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也与此直接相关，美籍印度学者萨义德（Edward W.Said）就是这方面的著名代表。
第二，多元共存的“全球文化”。在“全球文化”的构建中，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文化的多元共存。英国学者M.费舍斯通(Featherstone)在给一专题杂志写的导言中提出了全球文化出现的可能性问题。他认为全球文化的相互联系状态的扩展也是全球化进程，它可以被理解为导致全球共同体即“文化持续互动和交流的地区”的出现。这种全球文化应该是文化的多元化。因此，在他看来，全球化包含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而不只是普遍主义的特殊化。日趋全球化的世界文化中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实际上已成为全球化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美国学者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认为全球化和本土化相互作用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现象的出现，即全球化不可能全然取代本土化，本土化也不可能阻挡住全球化的浪潮。这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可伸缩和谈判的张力，有时全球化占主导地位，有时本土化占主导的地位。这种情况在文化领域中最为明显。因此，他认为文化上出现的全球化现象并非只是单一的趋同性，它也可以带来多元的发展。因为各民族的文化都有着自己的特性，若想掩盖或者抹去这种特性，就只能导致世界文化的倒退。所以，他将全球化描绘为“普遍的特殊化和特殊的普遍化的双重过程”。另外，世界体系论代表人物沃勒斯坦也同样认为单一世界文化的概念面临强烈抵制，它必然会受到政治沙文主义和多种反主流文化的反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与其说是朝向文化同质化，毋宁说是走向文化分化与复杂化。全球文明论者玻尔马特（H.V.Perlmutter）也指出，目前的全球化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文明的前导，全球化就是为了要创造一个世界文明，在这个世界文明中有一种全球“融合”的动态形式。他把这种动态“融合”看做一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方面的相互协调的过程。〔9〕
第三，文化的冲突与对话。谈到“全球文化”的构建，必然要谈及文明的冲突与对话。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用文明替代了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并设计出一幅未来多种文明冲突的景象，声称西方文明的最大对手是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他实际上是把现实政治中存在的一些矛盾系统化和抽象化了。虽然在以后的著作中有所调整，但不难看出他在文明关系上的竞争论立场。同样，不能忽视的是福山（Francis Fuknyama）的历史终结论。他认为，自由民主作为一种人类的理念已经很完美、无可匹敌，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取得了主宰世界的正统性，因此，历史终结了，即历史上的许多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已经形成了合理的制度与行为模式。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趋同论，即世界统一于自由民主。其实，福山与亨廷顿的观点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两者都在为西方的文明地位考虑——福山认为西方的文明已经取胜，体现出一种优越感；而亨廷顿却在为西方文明的主体地位忧虑和担心。杜维明在为联合国2001年《文明对话宣言》所写的“全球化与多样性”中谈到，在21世纪，对国际安全的最大威胁不是经济的或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就此而论，文明冲突理论比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更具说服力，因为它承认文化的重要地位并希望妥善处理宗教差异。不过，杜维明明确反对文明之间的冲突，他的立足点是坚持跨文明对话，实现文化的多样化，超越普遍主义和民族主义，以达于各文明间的真正和解，用来标志这种和解的概念被称做“全球共同体”或另外“地球村共同体”。〔10〕
另外，德国学者哈德尔拉·米勒也表现了一种不同于亨廷顿的立场，并在《文明的共存》中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进行了批判。米勒认为，文化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对历史的发展真正起重要影响的还是经济与政治力量。在他看来，文化之间冲突与融合，主要不是取决于文化自身以及各个民族的文化态度，而是取决于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他认为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既可能导致文化的冲突，也可能导致文化的融合。他呼吁人们要加强文化对话，促进文化融合。不过，对于文化对话与融合，他将更多希望寄托在西方人特别是美国身上。他说：“在21世纪，人类将走向何方，文化的差异是成为划分界限的原因，还是会演化为促进合作的原动力，这一切取决于我们西方国家对待文化的态度。美国作为西方的领头羊，理所当然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11〕
结语
当今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一方面加速了文化之间的交流，拓展了文化交流的范围，强化了文化精神中的人类整体意识；另一方面也伴随着文化、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引起传统文化的危机和失落，使真正的文化精神难以升华。可以看出，实际上全球化文化研究必须要遵循文化自律和他律两条逻辑，其内涵和影响是复杂而深刻的。但不管如何，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两个事实：一是全球化文化的发展不单单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交织过程；二是美国文化在全球化文化发展中有着重要影响力，它的扩张造成了文化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在全球化文化的研究与发展过程中，民族狭隘主义与普世主义都有明显的局限，文化的交流要通过平等对话来实现，而真正的平等不仅仅是文化身份的平等，更是一种经济与政治地位上的平等。
6、经济全球化下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实例
目前，新的经济只是在部分工业化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初露端倪，在全球范围还属于萌芽状态。不过这种经济的发展肯定对于世界政治和经济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日本经济审议会1999年向日本政府提出对未来十年日本新经济计划的建议时说：“当前，世界文明正在发生变化，这一变化不是一般的‘进步’与“高度化”，而是要创造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变化。……一直支撑战后增长的现代工业社会的规范已跟不上人类文明的巨大潮流。……在今后存在多种智慧的社会中，必须通过不断创造出新的智慧来搞活经济与文化。为此，就必须能够更加容易地吸收世界的信息和知识，还要有更加容易向世界传递信息的环境。同时，还必须拥有能够培养富于个性和创造性的组织和人才的计划和社会气氛”。
如果把上面所说的世界经济的变化加以概括，似乎可以说，未来经济有两大趋势：一个是经济知识化，表现为知识和信息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另一个是经济全球化，表现为商品、劳务、资本、技术和人才在全球流动的加速。这两大趋势相互联系、互相影响。也可以说，新的经济将是以知识与技术创新为基础，以全球为市场的时代。它将促使各国的增长模式、产业构成、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教育制度、文化取向等产生深刻的变化，也将对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提出新课题。
三、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及其两重性经济全球化的发端似可溯源到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布雷顿森林体制的创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三大机构的建立与发展，给全球金融、贸易与投资活动以极大的推动。美元与黄金挂钩使美元成为国际流通与储备的手段，首先便利了美国企业向全球的拓展。不过，冷战时期两个世界市场的划分又使经济全球化受到一定限制。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得到进一步发展。主要有两股力量推动：一股力量是信息技术革命和高新技术成长的大大促进了商品、劳务、资本、人才、技术的全球交流。另一股力量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和转轨国家加入市场经济行列，给世界大市场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然而，也要看到由于存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特别是超级大国在经济全球化中推行损人利己的贸易与金融政策，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迅速演变为全球金融动荡和南北两极分化，充分显示了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为：第一，由跨国公司带头推行的生产国际化走向生产要素配置的全球化。
战后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居于统治地位。美国的大企业抓住欧、亚的战后重建机遇开展了海外扩张。汽车、石油、化工等行业的大公司带头进行跨国生产以战领世界市场。欧、日的经济得到恢复后，他们的大公司也纷纷进行海外投资。跨国公司成为生产国际化的主导力量。当时的生产国际化主要的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因为那里政局较稳定、市场引对广阔、基础设施较完善、投资软环境较健全。七十年代，生产国际化扩展到发展中世界。到了九十年代，跨国公司又把生产国际化发展为生产要素配置的全球化。这一特点表现在三方面：一个方面是跨国公司展开大规模的企业重组与兼并，着眼于全球市场、资源、技术、人才的利用，重点是控制高新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服务业的海外市场。以1997年美国波音公司兼并麦道垄断美航空工业开始，跨国公司重组与合并的狂潮席卷了电子、电信、航空、金融等行业。1997年美国企业兼并的协议金额是1991年的7倍。1998年德国奔驰与美国克莱斯勒公司合并成世界最大的汽车集团；1999年日本的银行三巨头——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的日本兴业银行组建全球规模最大的金融集团。这些表明跨国公司在全球的重组正方兴未艾。第二个方面是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由发达国家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一方面是因为发达达国家的市场相对饱和，另一方面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投资环境的日益改善，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提供获得丰厚利润的机会。第三个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一批大企业开始走出国门，进行海外生产与销售。在世纪末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全球500家大企业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初露头角，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正在为成为生产全球化新星。
第二，发达国家带动的流通国际化走向贸易自由化与区域集团化。
战后发达国家的生产国际化推动了流通的国际化。国际市场的放大和流通国际化反过来又成为促进发达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据统计，全球贸易增长速度高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1950年——1994年的四十五年间，全球GDP增长率为年均4%，全球贸易年均增长率则为6%。这说明全球生产的商品和劳务越来越依靠国际市场交换来得到价值实现。1970年美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储存存度为11%，1997年升为25%。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更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70年为25.9%，1993年达到37.3%。就是说美国的高新技术产品有三分之一以上要依靠海外销售。其他发达国家也是大体如此。
发达国家经济对国际市场依存度的加大产生了两个趋势：一个趋势是谋求相互削减关税，促进贸易自由化。从1947年关贸总协定成立以来，经过四个回合的谈判，发达国家关税的平均税率已由约40%降到降到低于5%，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税率降到12%。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发达国家正在发起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为他们的高新技术产品和高附加值服务业向全球自由拓展服务。但是在贸易自由化问题上，发达国家搞双重标准。他们通过各种措施，主要是非关税垒和单边主义措施来限制外来商品进口，还以某些政治借口实施歧视或制裁，受害者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贸易自由化同贸易保护主义是发达国家贸易政策的孪生兄弟。另一趋势是经济贸易区域集团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西欧中小国家为对付苏美，也为了适应贸易自由化趋，由煤钢联营起步，建立了欧洲共同体。欧共体实行关税同盟，在成员国之间稿自由贸易，给各成员国开辟了广阔的区域市场。同时为了缩小成员国的经济不平衡，实行共同农业政策、区域政策和结构政策，授助经济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以促进共同发展。到了九十年代，美国、欧盟和日本一方面继续高唱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苦心营造以自己为中心，囊括本地区南北国家共同组成的区域经济集团。贸易自由化和区域集团化看似‘相互矛盾，其实相辅相成。贸易自由化不可能消除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双重标准行为，区域集团化也不可能扭转便利球贸易走向自由化的趋势。
第三、全球金融市场联网和各国货币国际化形成金融市场一体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便利了国际筹资，也加大了全球金融风险。
国际金融是国际经济活动的神经中枢。战后国际金融以美元的金本位制为基准，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当时国际汇率的稳定对促进战后国际贸易与投资活动起过积极作用。
但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国际金融活动农渐从为贸易和投资服务分离出来成为独活动。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有：1973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形成国际货币浮动汇率制：发达国家社会财富的多年积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出现数以万亿计的巨额资金；经济全球化促使各国货币在不同程度上可兑抽象；信息革命把各国金融市场联成网络。于是，国际金融活动的主要任务不再是为便利国际交易与投资进行资金融通，而是为巨额国际游资寻找增值的途径。据分析，每天在全球外汇市场上的交易最高达1.5万亿美元，只有2%是为正常的贸易与投资服务。
金融市场的全球一体化和巨额国际金融资本的存在为筹措国际资金提供了方便，但更便利了国际金融投机。金融安全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首要课题。
金融动荡是促使各国经济不平衡发展的重要原因。汇率战是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经济较量的重要手段。日本就曾从泯率战中成为金融大国，又从泡沫经济破灭中陷入长期萧条。
从全球范围看，国际金融动荡和国际金融投机的最大受害者是发展中国家。原因很简单，一是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和机制不完善；二是金融实力薄弱而且往往是外国的债务奴隶。一旦国际金融市场风云突变，发达国家就将恶果尽量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在1997—1998年的全球金融动荡中，东亚、拉美、非洲都受到沉重打击。世界银行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说，“在发展中世界，世界至少有36个国家1998年人均产出将出现负增长……1998年—1999年发展中国家的总产出将是八十年代初债务危机以来最低的”。
第四，世界经济增长中心走向多元化。
战后初期，世界经济的两大增长中心分别是美国和苏联。他们两家的表现和经济政策决定了世界经济变化的走向。到了九十年代苏联不复存在。俄罗斯在经济转轨中因采取“休克疗法”，陷入了深得的经济灾难，短期内难望对世界经济有多大影响。然而俄罗斯的资源、人才、科技潜能依然存在，本世纪仍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中心。美国虽仍在世界经济中雄踞首位，但它主导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局面已由美、欧、日本足鼎立所取代，美国的相对分额虽然可能有短期的上下波动，但下隆已成趋势。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有份额却呈上升之势。上世纪末，中国是世界第七大经济，巴西是第八大经济。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经济集团如东盟、南方共同市场的地位也在上升。本世纪还将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印尼、尼日利亚、南非、墨西哥、阿极廷等等成为世界或地区经济的明星。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将会有新的发展。经济增长中心的多元化将给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和更广阔的成长空间。同时，也可能会引起新的经济矛盾和经济变数。
综上所述，到上世纪末，经济知识化和经济全球化已汇合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它之成为不可逆转，是战后科技发展、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三股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首先，战后的科技发展，已不间一般的科技进步，不但有量的发展，还有质的突破。科学研究在继续深化和分化的同时，出现学科的交叉与综合，使人类对微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认识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以往的技术创新基本局限珩加强或替代人的体力劳动，现在的技术创新则开阔了提高或替代人的脑力劳动的途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进度大大加快。高科技的发展要求超国界的合作，高新技术产业要求有超越国界的广阔市场。其次，从经济领域来看，推动市场经济向全球扩展的，不仅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政府，更重要的是，占世界人口将近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摆脱农业业经济，成为市场经济的新生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和转轨国家也放弃了计划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再从政治层面来看，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发生过多次局部战争，但没有酿成新的世界战争。冷战结束后，尽管国际政治形势时紧时松，天下并不太平，但总体趋趟向缓和，多数国家把振兴经济放在第一位。这一切为市场经济相对顺利地向全球扩展提供了条件。
历史表明，经济全球化具有促进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又加深各国经济竞争的两重性。由于经济的相互依存加大，发达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有可能彼此长补短，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加强协调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西欧国家的战后发展为此提供了实例。德法曾经是百年世仇，战后却由势不两立的仇敌变为协调与合作伙伴共同推动西欧各国的联合，并且同前殖民地一种相对平等互助关系。这样欧洲国家在战后通过和平发展而不是军事扩张实现了经济振兴，欧盟的经济实力到上世纪未已同美国相当，其国际政治地位也将随之得到提高。
然而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经济全球化还有加剧各国经济竞争的一面。这就有可能导致各国经发展失衡，不但可能引起经济和政治动荡，还有可能导致战争。北约发动南联盟的侵略战争，也可看作是国际经济发展失衡和霸权主义野心膨胀的结果。
7、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有什么问题
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种新的国家经济体制，它反映了国际经济关系领域的一场深刻的变革，这一变革也给当前国际关系带来全面深刻的影响。
1.促进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一个统一的全球经济系统正在逐步形成。各国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利益错综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同时各国对世界市场的争夺也日趋激烈，争端和摩擦接连不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传统经济体制下的零和、输赢规则已为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非零和及双输、双赢规则取代，要么一损俱损。因此，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经济实力多么强大，都不能我行我素。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在处理相互关系和国际关系时客观要求相互沟通。协调与合作正在成为大国关系的主旋律。
近年来，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就与经济全球化这一因素密不可分。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冷战结束之后两国关系麻烦不断，一度曾面临严重危机。但是，由于两国经济上的互补性很强，中国拥有广大的市场和发展潜力，美国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急需开拓国外市场，因而，中美间的经贸关系仍迅速发展。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对中国的直接出口为美国提供了30多万个就业岗位，双边贸易至少为美国工业和服务业提供了上百万个工作岗位。经济上的互惠互利推动着两国间的接触、对话不断发展，双方搁置分歧，增进了解，加强协调，扩大合作。两国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元首频繁互访，并设立首脑热线，及时就全球问题交换看法和意见。中美两国还在资源、能源、环保、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进一步加强合作。
2.对南北关系产生双重影响
南北关系的实质是发展中国家摆脱发达国家经济和政治上的剥削与控制，谋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经济全球化对南北关系产生了双重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来看，首先南北关系长期以来的紧张态势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过去南方对北方的单向依赖已变成双方的相互依赖和相互竞争，南北经济交往的规模和密切程度空前增强。彼此都认识到，只有保持南北双方和谐发展，世界经济才能得以健康地运行。双方都在处理南北关系时表现出务实性和灵活性，放弃了一些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其次，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新的发展机遇，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南方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南方国家之间要求加强经济和科技合作的呼声很高。
从消极方面看：（1）冲击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便利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无国界经济逐渐发展的过程，它要求国家减少干预，甚至出让部分经济决策权，由全球协调和仲裁机构去实行。从理论上看，主权让渡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对等的，而且都可以共享。但是，实际上，发达国家往往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制定国际规则的便利，单方面冲击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在发生危机时又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增大了发展中国家承担风险的概率。东亚金融危机就是由于发达国家的投机资本钻了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和解除金融管制的空子而引发的，这本身就是出让主权的结果。而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紧急援助贷款，又是以发展中国家出让主权，放弃亚洲发展模式为条件的。有的东南亚国家把这一模式称为“新殖民主义”。所以，南北关系的实质依然是控制与反控制、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
（2）扩大了南北两级分化和贫富差距。市场经济就是实力经济，其成果按实力分享。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由于经济实力不同而所得相差十分悬殊。因此，随着社会财富的大量增加，财富的集中程度也越来越高。1997年9月在香港举行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的资料显示，1965年，世界上7个最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7个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的19倍，而到1995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8倍。目前，主要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2万美元，而发展中国家还有13亿人的年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500美元，全球还有1亿人每天在挨饿，15亿人上不起学。
（3）使南南合作面临挑战。七八十年代，在77国集团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等南方国家组织的主导下，南南合作曾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一度被视为南方国家摆脱北方的经济控制，走上自主发展之路的根本途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南方国家间经济实力有限，经济结构趋同而缺乏互补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南南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经济上存在互补性的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合作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平等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金融新秩序的新的“游戏规则”的制订。这又要求首先加强南南合作。
3.推动区域内国家联合
经济全球化带来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各个国家，特别是弱国、小国，都希望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但是一个国家又往往力不从心，于是有着地理、文化等若干共同因素的国家就通过区域内国家的联合，通过地区经济一体化来加强争夺市场份额的能力。近年来，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不断增多，60年代只有9个，70年代发展到28个，80年代有32个，到1997年达107个，共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有的还参与了多个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
地区经济一体化又进一步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是促进地区范围内的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地区化的经济组织是以承认成员国主权平等为前提的，发达国家不能对发展中国家颐指气使，为所欲为，而比较注意尊重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而且，各种经济一体化组织都有程度不同的合作形式和规范，这就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提供了制度保证，有利于促进南方国家的发展。
二是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为了给本地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或者为了增强区域集团的实力地位，往往还注重加强其他方面的合作，从而维护了地区安全和稳定。美洲国家组织1998年10月就成功地调解了厄瓜多尔和秘鲁长达50多年的边界争端，两国议会都表示无条件地接受保证国提出的解决有争议领土的方案，这是在地区一体化框架内和平解决争端的成功范例。西非经济共同体也成功地化解了长达9年的利比里亚内战。
三是有助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必然要求用制度来巩固其成果，这就导致地区经济一体化逐步向政治一体化发展。地区政治一体化则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促进了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例如：建立于1967年的欧洲共同体，从最初的6个成员国不断扩大，并向纵深发展。1995年扩大为15国的欧洲联盟，盟内生产总值达到7.5万亿美元，占该年全球生产总值23万亿美元的1/3，首次超过美国该年的国内生产总值6.26万亿美元。欧盟成为与独霸世界的美国抗衡的一大力量。政治上，1991年12月，共同体各国首脑会议通过了《欧洲政治联盟和经贸联盟条约》（简称马约），向建立全面超国家一体化的欧洲联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97年10月欧盟15国签署的《阿姆斯特丹条约》，进一步促进了欧盟的政治一体化进程；1999年1月1日，欧盟中的11个成员国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统一使用欧洲单一货币——欧元。这标志着一个新欧洲由理想初步变成了现实，它将大大增强欧盟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并进一步冲击美国经济和它的世界霸权，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亚洲东盟、拉美南方共同市场、非洲的东南非共同市场等发展中国家集团也在成为影响经济政治的重要力量，这些力量的发展有助于打破超级大国对世界的主宰，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7]。展望世界未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它对国际关系还将产生深刻的影响。为此，我们应在经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把握当前国际关系的种种特点，趋利避害，抓住机遇，促进我国的振兴与发展。
8、全球化的一般环境与实际问题相结合谈谈你的看法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扩展的产物。经济全球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双重的：它加剧了全球生态危机，同时又促进了全球环境合作，推动了环境的全球化管理。迄今为止，全球化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其正面影响。不管怎样，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人类只能在认识其双重影响的基础上，尽量消除、减少它的负面影响，扩大其正面影响，推动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
一、经济全球化导致地球生态环境不堪重负，加剧了全球生态危机
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由于经济迅速增长而使地球生态支持系统迅速达到极限，而全球贸易自由化加剧了全球性生态危机。具体说，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经济全球化把各类国家都卷入了资本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国家间和企业间的恶性竞争极大地破坏了全球生态环境。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都是由资本主导的，所有被卷入全球化的国家都采用GDP或GNP的计算方法，都把增长作为核心目标，所有参与竞争的企业不管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都追求效益与利润。在竞争的压力下，资源的有限性和自然生态系统的价值被忽略，许多国家都采用了不计生态成本的西方生产方式,进而重复着环境破坏的后果。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之内还是之外，都无法逃离这一恶性逻辑，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使全球生态环境陷于困境。
其次，全球贸易自由化加速了地球生态资源前所未有的消耗，直接威胁着地球的生物多样性系统。贸易自由化给全球生态环境带来了多方面的消极后果：一是全球木材贸易导致了原始森林被大面积砍伐，进而严重地损害了生物多样性系统。地球上一半以上的物种蕴藏在森林中，随着原始森林被大面积砍伐，森林原有的植物群落遭到破坏，生物物种在大量灭绝。二是来自国际市场的巨大诱惑推动了全球捕捞业的发展，致使海洋渔业资源面临耗竭。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份报告,如今世界70%的主要鱼类种群面临完全捕捞和过度捕捞的问题。三是野生动植物贸易加剧了濒危动植物的灭绝，对生物多样性构成了重大威胁。尽管《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明令禁止800多种动植物的贸易，然而在利润驱使下，非法贸易屡禁不止。四是有毒化学品贸易和危险废物越境转移不仅危害全球环境，也直接危害人类健康。五是贸易的扩大还使得异地物种突破自然地域限制入侵他乡，导致衍生地物种及生物遗传资源多样性丧失。外来生物入侵已经与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共同成为世界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主要威胁。
第三，经济全球化使小规模家庭农业转向出口导向型种植单一作物的规模农业，加剧了生态环境的破坏。经济全球化使农业日益成为一种全球一体化的产业。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开垦荒地使曾经是自然的生态系统被转变成了农田，对生态环境造成压力；一是鼓励了农民转向化学密集型的单一作物农业，造成土壤退化、农田生态系统受损。而一些贫穷落后的国家，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被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被动地卷入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为了大规模种植能出口创汇的经济作物，大面积地毁林开荒；为了提高效益，放弃了传统的对环境较少破坏的耕作方式；为使农产品较快地进入市场，修建了庞大的交通网络。凡此种种，都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和社会成本，既危害了自然，也破坏了农业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
二、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环境合作，推动着环境的全球化管理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其带来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也迅速凸显，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已经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使人类的全球意识增强，使加强环境合作共同对付这些问题的需求上升，使全球环境管理的制度机制也在迅速形成。全球化对生态环境的正面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经济全球化必然伴随着观念文化的全球化和信息流动的全球化，促进了国际社会环境意识的提高。这里，一是全球化使环境信息的综合处理和流动更加便捷，而相关的环境数据与知识是引导全世界关注环境问题并促使国际社会把环境关切变成环保行动的强有力的工具。与社会经济信息不同，高质量的、综合的环境数据与信息的获取不仅十分困难,而且成本很高。全球化使在发达国家和国际环境组织对环境研究与监控取得的环境数据和信息传播到全世界，促进了环境资源信息共享，为决策者把环境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创造了前提条件。二是全球化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及资源生态环境危机的意识传播到全世界并取得了广泛的认同，这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较早遇到了生态环境问题，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很早就开始思考环境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新型价值观的一些核心理念不断形成：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经济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要在地球的生态与资源的极限内生活；增长不等于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的未来是共同的；人类对资源的开发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经威胁了人类自身的生存……等等，这些产生于发达国家的科学理念，通过全球化的传播如今已经成为共识，促进了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国际社会各个层面从专家、环保人士到普通民众，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到非政府组织以及公司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始关注我们的地球，关注生态环境问题，这是环境问题有望解决的前提条件。
其次，经济全球化拓展着国际环境合作，正在使全球环境保护制度化。1999年,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发言中提醒人们注意,全球市场拓展太过迅速,以至于社会和政治系统还不足以完全适应它们。他呼吁参加本次论坛的企业界领袖和联合国共同合作,以缔结一项新的包括"人权、劳工标准和环境实践等领域的一系列核心价值"的全球性协议,并且制定相应的法律。实际上，这些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环境合作从政府间合作、国际组织与各国政府合作、非政府环境组织与国际组织合作、跨国公司与驻在国政府合作、区域环境合作都有了很大发展，并推动着国际环境保护机制的形成，包括：召开全球峰会，各国和国际组织共同制定国际环境宣言和行动计划，明确全球环境保护的方向；举行多边环境谈判，制定相关的国际公约、协定，就一般原则和制度性机制达成一致，再通过议定书为缔约方规定具体的权利和义务，推动共同关注的问题的解决；建立全球环境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环境问题，履行国际公约；建立全球环境监测系统，并由相关的机构进行全球环境评估，为国际环境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制定环境管理标准（ISO14000系列）和生态环保标志，引导公司企业和公众在生产和消费时考虑环境因素……这一切，使全球环境保护正在向制度化方向发展。
第三，全球化刺激了各类非政府环境组织的大量涌现，形成了全球性的环境运动，推动着环境问题的解决。近几十年间,非政府的环境保护行动大量出现，而与环境问题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已经数以万计。绝大部分非政府环境组织都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形成的，或在此间获得巨大发展的。这一方面与环境问题产生的巨大压力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全球化的发展。一些非政府环境组织如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组织、世界自然基金组织等等都是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国际性组织，通过电子邮件和因特网等渠道,他们逐渐组织起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国际性网络。他们的存在及活动推动了真正的全球性环境运动。非政府环境组织不仅在一些国家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影响力,它们是联合国解决环境问题的盟友。全球化为整合各类环保力量，在他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打开了方便之门。
总而言之，经济全球化对生态环境的双重影响要求人类用其世代积累的智慧，超越眼前的利益纷争，携手应对生态危机的挑战，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社会。
9、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以及挑战中国采取了哪些措施
1．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努力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与调整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都与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相关联。经济全球比已使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相互渗透、相互依托，联系越来越紧密。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它的各种负面影响，改善国际经济环境，发展中国家经济就难于顺利发展，甚至可能陷入危机，而发达国家也不可能获得更广阔的市场，保持经济的良性增长。通过不断地努力来建立一个在权利与义务平衡基础上的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已成为推动全球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要推动全球经济健康地发展，发达国家应以负责任的态度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面临的困难，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为一些最贫穷的国家减免债务，并扭转对穷国援助下降的趋势，而不能只是片面要求发展中国家进行改革。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应在多边协作领域就金融、贸易和债务问题不断加强协调与合作。在涉及有关新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制定的谈判中，要充分协调立场，共同提出一些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主张，增强在与发达国家谈判中的地位，以促使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逐步得到改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当面对现实，调整立场，“求大同，存小异”，共同努力推进国际经济环境的调整与改革。这样做符合世界各国的长远利益。 2．切实加强自身的发展与进步，不断提升本国的综合实力 通过参与全球化壮大自己，这是改变发展中国家处于弱势的最根本、最重要的途径。在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在世界范围内正迅速进行。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如何抓住时机，充分利用不同发展阶段自己具有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提高竞争力，找到本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准确位置是发展中国家顺利融人全球化潮流的关键。这里应解决好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新的国际分工对传统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现今，已不能仅仅从一些相对不变的有形因素，比如劳动力供应量、土地、其他自然资源状况来衡量一国的优势。而应从新的视角来认识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使得那些依靠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生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经济落后和收入下降的处境，相反，那些成功地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在知识、技术方面差距的国家，则从技术进步中获益，使本国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因此，在新的国际分工条件下，加快技术进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已成为顺利融人世界经济的重要环节。但这同时也表明，欠发达国家，如何在以巨大努力加速实现本国工业化的同时，跟上世界科技发展的步伐，有效应对知识经济的挑战。面对这样双重的压力，重新审视过去的发展战略，进行必要的调整就显得十分重要。对那些最不发达国家来说，显然这是十分艰难而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短期内不可能解决。它们仍应从本国现有条件出发，加快国内经济改革与调整，促进本国的市场发育和不断完善市场机制。由于农业、采矿业仍是这些国家的主导经济部门，因此，应重视农业和农村发展，继续推动矿业生产，不断提高经济水平；在充分发挥本国资源优势的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引进外国投资和先进技术，优化产业结构，逐步改变资源型出口的经济结构；不断扩大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同时加强与本地区及地区以外国家在生产、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在当今经济区域化、一体化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尤显重要。
第二，知识经济的到来意味着劳动者素质的差别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积极开发人力资源，是保证持续发展和减少贫困，也是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基本手段。目前，全球化的进程虽然没有促使整体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但高层次管理人员和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动大大增强。这一趋势使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的智力外流。这种“自由流动”使发达国家受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非洲这样的落后地区受损。自1990年以来，非洲每年流往发达国家的各类人才达2万人。目前，一方面非洲国家急需的人才十分短缺，聘用了约10万名外国专业技术人才在非洲工作，另一方面，有150多万非洲人才在发达国家工作。为此，积极创造良好的环境，采取各种措施留住本国的技术人才，阻止人才继续外流，也是发展中国家需要解决的另一难题。
10、试述经济全球化的内以及双重作用?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深刻背景和根本趋势。正确认识和妥善应对全球化，不仅有利于我国促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国际体系转型、和谐世界建设与人类文明进步。
一
目前，经济全球化已远远超出经济领域，正在对国际政治、安全、社会和文化等领域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主要有：
（一）促进发展模式创新。全球化促进生产、资源、人员、贸易、投资和金融等生产要素全球优化配置、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跨国公司已发展到在全球布设研发、生产、销售链条的全球公司阶段。经验显示，一国经济开放度提高与其人均GDP增长之间成正比。无论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如何调整变化，不考虑全球化因素，不利用全球化机遇，就不可能探索出先进的发展模式。
（二）促进国际利益融合。利益融合既表现在经济领域，又表现在其他领域；既表现在双边领域又表现在多边领域。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逐步深化，俱荣俱损局面开始形成。全球经济链条越拧越紧，一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依赖增强。除国家利益外，共同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明显增多。利益融合有利于国家关系改善，国家间协调合作增多，出于不同利益而形成的不同“志愿者联盟”不断出现。谋霸权、搞对抗，坚持集团政治和冷战思维越来越不得人心。
（三）促进安全内涵扩展。安全已从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到非传统安全领域。恐怖主义、经济安全、环境恶化、气候变暖、疫病蔓延、移民浪潮和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增大，涉及到经济、民生、社会和自然等广泛领域。非传统安全主要由人类发展的不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自然的不协调引起，其实质是发展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模糊了安全与发展的界限，增大了国际安全合作的紧迫性，挑战着传统安全的主导地位，缓和了国家间的军事对抗关系。如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解决得了的，美国在反恐中不得不多方借重国际社会。又如，美俄在导弹防御问题上矛盾尖锐，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总的来说合作顺利。
（四）促进国家主权转移。全球化促进了国际组织的发展。仅1990至1998年，国际组织就从26656个增至48350个，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25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成为全球性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实施者、全球性问题的管理者和全球性争端的解决者。WTO在其《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中，全面规定了WTO解决贸易争端的政治方法、法律方法、裁决执行与监督以及救济办法等，并专门设立了争端解决机构（DSB）。的确，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家主权仍然是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利，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国家主权在越来越多地向政府间国际组织转移。比如，向联合国、地区组织转移政治、外交和军事权利，向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全球公司转移经济权利，向各种各样的其他非政府国际组织转移社会权利。全球化还促使一国的国内规则尽可能与国际规则协调与一致。
（五）推进国际体系转型。现行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是：由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国家间名义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国际组织作用有限、霸权主义和“问题国家”得不到有效制约。现行国际体系在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方面日渐乏力，其调整、完善和转型乃大势所趋。今后几十年内新的国际体系有可能基本形成，其主要特征：一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由于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振兴，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有利于多强不利于“一超”、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不利于发达国家的变化，“一超”与多强、南方与北方两个力量对比失衡问题有望最终解决。据国际权威机构预测，2020年世界排名前20位的经济大国将重新洗牌，中国将跃居世界第二位，俄罗斯、印度、巴西将跃入前10名，另有部分发展中大国将跃居前20名。美、中、欧、日、俄、印度、巴西等新的各极之间利益融合与相互依存度提高，彼此发生尖锐对抗与全面战争的危险性降低。二是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共同主导。将来随着美国“一超”地位和西方力量优势的逐步丧失，西方的主导地位将难以维系，多极、西方与非西方将共同主导新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民主化将得到发展。三是国际组织作用增强。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将进一步充实、完善和强化，对大国和“问题国家”的约束将得到加强。四是国际治理多样化。全球性问题增多将促进国际治理模式多样化，如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大国共治与中小国家共治、全球性国际组织治理与地区性国际组织治理等相互结合和相互补充。五是和平渐进性。以往国际体系的变革都是通过战争实现的，这一次国际体系转型可能在保持总体和平状态下通过大国之间、南北方国家间的斗争、协商、妥协以渐进式改良逐步完成。
（六）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人类有可能在全球化、全球性问题、全球利益和全球治理基础上，形成人类新的共同价值观念和新的人类文明，打破西方在人类文明中的主导地位，实现对西方文明的总体超越。
二
我们在看到全球化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其逐渐积累的负面作用也不能忽视。
（一）经济危机。随着全球经济链条日益紧密，能源价格大幅攀升、金融秩序严重失控、大国经济明显衰退诱发全球经济衰退甚至危机的可能性增大。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其传导的速度、影响的深度可能远远超过以往的世界经济危机。此外，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等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也最终会威胁全球与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社会动乱。全球化导致国家间和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都有可能激化。如美、英、法等发达国家传统产业大量外移，失业问题突显，社会风潮增多。全球化还使各国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的联系与互动增强，国际问题诱发国内动荡、国内问题引发国际动荡的机率都在增大。
（三）大国对抗。有的国家背离全球化的演进方向、背离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没有放弃搞霸权主义，没有放弃搞战略扩张，没有放弃搞军备竞赛，没有放弃遏制其他新兴大国。特别是它还将在一二十年内保持战略优势，一旦摆脱当前的战略困境，仍有再次挑起大国对抗的可能，那将对国际体系的转型、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产生严重危害。
（四）地区动荡。全球化中边缘化的国家、霸权主义、恐怖主义、核扩散等，可能使用21世纪头20年内地区热点不是随全球化深入逐步减少而是继续增多，使地区热点对全球安全形势的牵动作用增大，使国际形势在总体和平状态下局部动荡继续加剧。
三
置身全球化浪潮，要增强机遇意识、创新意识和全球战略意识。
完善国家发展观、利益观、安全观、主权观与国际秩序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搞好五个统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化发展间良性互动。摒弃绝对排外的国家利益观，远离霸权主义那种维护一己私利的国家利益观，把更多的全球利益和地区利益纳入国家利益视野，在推进与外部世界互利共赢中发展并延伸国家利益。创新国家安全观，促进国防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国家和平发展的协调，促进维护传统安全与维护非传统安全的协调，促进维护本国安全与维护国际安全的协调，促进军事手段与其他手段间的协调，力争摆脱“安全困境”羁绊，推进安全与发展统一，努力维护国家综合安全。妥善应对国家主权转移的趋势，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发展取舍国家主权让渡，以是否有利于本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稳定决定对国际干预的立场。充实国际秩序观，在适当参与全球治理中推进和谐世界建设。
增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动增强，要善于利用全球化机遇促进国内发展，善于利用全球化压力推进国内制度创新，善于规避全球化风险维护自身安全，善于防范国内问题冲击地区和全球安全与发展。